张佑实

摘要：清朝，通俗小说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这个时期的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文字狱对小说发展演变的直接作用是前所未有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文人创作小说，在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关键词：通俗小说；文字狱；文人化

两千多年的文学积淀，为清代的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使得小说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由于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制定，使得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小说的文人化趋势变得越来越突出，小说创作也日益繁荣。

清朝对于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严密的控制，官方哲学上以理学为主、笼络士人的思想；同时也大兴文字狱，用这种极端残酷的办法来震慑文人。在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文字狱”的控制

清朝对于思想文化的严密控制，不仅体现在用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笼络士人的思想；也大兴文字狱，用残酷的办法来威慑士人。从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开始，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会兴起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控制，但是却没有一个朝代像清朝这样，利用文字狱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消磨着文学艺术的创造。清代的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1]。

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极为兴盛。雍正朝有25起文字狱，乾隆朝有135起，与之相对比的康熙朝仅有11起。文字狱不一定是打击已表现出异类倾向的文字，而是统治者感到有异类存在，通过在全国各地吹毛求疵地搜索因为文字犯忌的人们，借以震慑民众，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2]戴名世因所著的《南山集》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结果被杀；陆生楠读《通鉴》，写了十七篇名曰《论封建》、《论建储》、《论主人》之类的文字，被定性为“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在流放地被正法；查嗣庭在江西做乡试的主考官，他出了诸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等几道试题，结果被穿凿附会，制造出了一件惊天大案[3]。像这样的案例在雍正、乾隆两朝，经常可见，甚至有些案件只是因为名字的原因所致祸的也大有其在。

二、小说创作内容的转变

在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六十年（1795），共一百一十多年。这个时期由明朝转入清朝的小说家基本不再创作小說，此时积极进行小说创作的既有汉人也有满人，清初的那种“遗民”已成历史，民族对立意识也不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在日益严酷的文化专制的压迫下，已不敢干预时政，转而把目光投向家庭伦理、人生道路以及人性等方面，因而小说由注重故事情节的层面深入到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小说转向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这是小说创作的历史性进步。《儒林外史》写的是康乾时代的生活，作品中的人物有些可以找到现实原型，但作者宣称故事发生在明朝。《红楼梦》作者则说他所叙述的故事没有朝代年纪可考。这些也都是当时文化专制留下的时代印记。不止如此，这个时期创作的英雄传奇小说，其主题已由官逼民反蜕变为忠奸斗争，其主角不再是江湖好汉，而演变为忠君爱国的英雄。《说岳全传》、《呼家将》等即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作。

三、考据学的兴盛与才学小说

康乾时期，通过镇压和笼络的两面手法，来实行文化专政，控制人们的思想。文字狱的兴起严重禁锢了文人们的思想，学术思想上产生了很多禁区，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如此一来，文人们的那种畏惧、忧闷的心态和处世态度便展现出来。但统治者为了巩固人心，对文化政策又做了相应的调整，提出了“尊孔崇儒，稽古右文”的方针，提倡和引导经学的研究。康乾时期，在尊孔读经上一脉相承，而且愈演愈烈，企图在尊孔弘扬儒家文化这面大旗下，将士大夫的注意力引向书斋，使他们脱离现实，不问世事，使封建文化走上一条统治者所渴望达到的道路[4]。

这种政策下的文人们为了自保，不敢干预时政，只得埋头研究经史，专心做学问。逐渐形成考据之风气。正如梁启超所说：“凡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乾隆时期的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已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据的内行话”[5]。这种治学态度以及社会风气都对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小说家们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只能将内容倾注在学问和才学上。

考据学影响通俗小说的首先是博学之风。考据的对象，除了儒家经典著作、先秦诸子之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在文人小说中，提到文人形象的才华，也不再仅仅是诗文，那些文人英雄们精通天文、水利、医术或礼乐，处理具体的政务游刃有余，熟读兵书，深于谋略，能够随时率军出征，所有这些显示了这些小说的文人性质。与考据学的兴盛相伴的游幕之风，为通俗小说提供了充足的故事素材，文人小说中文人主人公的漫游，无疑是现实中游幕之风的投影。困窘的生活，怀才不遇的悲慨，浮游不定的人生，使得文人小说家与考据学者有着相同的英雄梦幻，因而也有着相同的心灵伤痛。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才学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到：“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再清盖莫于《野叟曝言》；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则有屠绅《蟫史》二十卷；以排偶之文试为小说者，则有陈球之《燕山外史》八卷；以及李汝珍的《镜花缘》”[6]。其中以李汝珍的《镜花缘》成就最高。

结语

在通俗小说发展过程中，清代小说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小说的创作全面繁荣的时代，几乎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小说史。尽管在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康乾时期的通俗小说创作已经在个人独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清代文人将小说的艺术水平推向了一个高峰。

参考文献：

[1]胡寄光.中国文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17.

[2]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22

[3]李中华.明清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04.

[4]王世立.清代才学小说成因审视与价值重估[D].天津师范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