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一弓历经十年精心打造的这部长篇小说中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作者不仅留意于风土人情的描写，更将人物与其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杞国孟家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还是楚邑张家率性任情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或者伏牛山贺家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都与人物合而为一、相得益彰。本文即从人物形象入手探讨他们与各自地域文化的深层联系及其原因。

关键词：地域文化精神；人物形象；话语转变

河南作家张一弓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80年代初因为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享誉文坛，继而又推出了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和短篇小说《黑娃照相》等。由于长期关注现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他的小说以对时代的敏锐感悟、充沛昂然的文气和明朗俊美的风格而受读者青睐。2002年，在淡出文坛十年之后，张一弓推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与之前的作品关注农村生活、具有政治色彩不同的是，这部小说转而描写都市和乡村中的知识阶层。背景就在河南，人物也辗转于河南的几个城市，读起来颇具地方色彩。叙述话语中的社会性减弱，个性增强，使得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且这些人物在精神上是与他们所处的地域文化紧密相联的。本篇文章即从人物形象入手，探讨人物与各自地域文化精神的联系。

一

《远去的驿站》写了二十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的故事，以三个家族为主线，分别是：父亲张氏家族、母亲孟氏家族和姨父贺氏家族。具体说来，卷首篇《胡同里的开封》、二卷卷外篇《倒推船》和四卷《琴弦上的父亲》主要写父亲、母亲和宛儿姨的故事；一卷《姥爷家的杞国》写母亲孟氏家族；二卷《桑树上的月亮》写父亲张氏家族；三卷《关爷庙上的星星》写三姨父贺氏家族的故事。

为了编织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采用了特殊的“山里红”式，以“我”儿时跟随父母逃避战乱的经历和“我”成年以后的视角串联起各种人物。“每个家族的人物都可以带着他们未曾多加修饰的本来面目，从我的记忆和想象中浮现出来，只需‘我发挥一下‘串连的作用，人物就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隨时消失。”①他们都是“我”回忆的一部分，是童年驿站上流转而过的身影。小说描写了抗战中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虽然依然处在中国农村的生活环境中，却因历史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命运波折。

二

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有的是以探寻作者如何在大起大落的情节中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要方向②，有的以家族叙事为着眼点，以作品对家族故事的传奇性和诗性叙述来推测小说的“家族叙事的新趋向”③，这种与三四十年代批判大家族不同的对家族观念的肯定成为新的研究发现。而我通过阅读认为在小说纷繁的人物身上有一种潜在的精神在引导着他们，使同处在一个乱世中的人物对环境作出了不同的反抗，这种潜在的精神即是地域文化精神。各人所处的地域文化影响着人的性格、精神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人又成为文化的载体，一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正因为不同的文化滋养出不同的性格，才使人物形象丰富多彩；人物也因体现了文化而绚丽高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小说中三个家族分别都与各自的地域文化相联系，反映了三种文化精神，即杞国孟氏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楚邑张家率性任情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伏牛山贺家反抗压迫的“革命”文化精神。

（一）杞国现实主义精神

若论中原古杞国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追溯到“杞人忧天”的典故。“杞人”除了给后人提供了迂腐的笑料外似乎从未被理解过，而张一弓在这里却给“忧天倾”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我发现杞国的天空没有山岳的支撑，杞国的陆地没有丛林的庇护，杞国地处封闭的内陆平原，没有宽阔的河流与海港可以让杞人扯起风帆远去。杞人一览无余地把自己坦露给天空，他忧得有理。”④正是因为古老的中原大地在自然环境上有着天然的恶劣，才使居住于此的人们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如几千年来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一样，它之上生存的子民无法不关心现实、参与现实。抗战炮火的打响便是现实一种。这就不难理解母亲孟氏家族会有那么多愿意为一方热土贡献力量的仁人志士。

早在老姥爷时就有送子入高级政法学校以期他们学成报国；民国后，他引进西学，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为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三个儿子也继承了他的遗志。大舅孟诚便是家族的一颗闪亮的金星。他用父亲卖地的钱为共产党的队伍购买枪支弹药，与国民党县衙的县长交涉，保护了共产党员。他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为国难赴汤蹈火的忠诚彰显了这个家族正直、激进、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

孟家人还继承了儒家谦和、通达的品质，这点在三姥爷身上表现的最明显。三姥爷在家中主事暗中支持共产党的活动，思想中有浓厚的儒家文化道德，非常讲求仁义。在一次与大舅、中共豫东特委书记齐楚一起设宴夺国民党溃兵枪支的行动中，他在临行动之前还说：“叫他们再说会儿话，不能不教而诛。”⑤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在学识人品等各个方面他都受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的影响。

（二）楚地浪漫主义精神

诞生于楚地的张家的祖先似乎生来就与水生火热、轰轰烈烈无缘，他们是默默经营着自己的生活，靠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一群人。这与孟家的几个姥爷显然是有着不同的境界。

将浪漫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是父亲张聪。他是一个高傲自负而有才华的教授，有极强的中国文人的自尊心，热爱国学，醉心艺术，用毕生的精力从事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收集，所以这个形象少了些政治性，多了意识形态中的人文性；少了些英雄气概，多了书生的“迂”和“儒”。他在抗战的烽火中，在大学辗转于山村乡野间，在逃亡的每个驿站上，都向隐士学士，向盲琴师和女艺人探寻。他一次次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却不改初衷，就像与宛儿姨的爱情那样顶着世俗的压力惺惺相惜。这个家族“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庄园，没有自己的‘同志和同志们共同拥有的‘主义，没有赴汤蹈火的牺牲，也没有可供炫耀的胜利”，但他们有“只属于自己的星辰”，⑤如同在楚国大夫屈原《离骚》中看到的那个缤纷绚丽的情感世界一样，他们是一群执着、顽强的真理的追求者。

（三）伏牛山反抗精神

姨父贺氏家族生长在一个种植玉米和罂粟、产生侠客和土匪的地方—伏牛山一带。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就发生在此并在伏牛山脉形成了中国文化重要源泉之一的河洛文化。伏牛山贺家人便继承了这种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

姨父的父亲贺爷粗豪仗义，有勇有谋。他用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展示了一个九陆军讲武堂出身的旧军官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崇高精神境界。他有民间英雄的豪气，军人的胆略和讲武堂赋予的韬略。同时，贺家的两个军人，一个是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为之出生入死，为之颠沛流离；一个是固执地坚守着封建的忠君思想，效忠于已经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是忠义千秋的关公的信徒。他们三人骨子里都有反抗精神和参与社会变革的男儿血性。

三

如果深入追究在《远去的驿站》中作者对人物的塑造为何如此细腻，就必须从张一弓的整个创作活动来考察，着眼点便是作家创作话语的转变。张一弓创作话语有三个相承的阶段：第一，启蒙主义话语阶段，代表作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赵镢头的遗嘱》等。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角度写人，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第二，生存主义话语阶段，代表作《死吻》、《黑蝴蝶》；最后，是《远去的驿站》中所采取的政治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结合手法。张扬了第二阶段的特点又避免了非历史主义的寻根倾向，是前两个阶段的融合。也就是，外在的社会历史政治话语与内在的个体生命存在话语的融合。

正是由于历经十年酝酿的艺术转型才造成了前面论述的人物形象与其文化的深深的联系，他的眼光已经不局限于现实的“表面”，而是深入到社会背后的文化中去考察特定文化制约下的人物生存。仔细读来，书中更有很多细腻动人的描写，体现了话语方式中个人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结合。在描写战争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同时，不忘以个人化的笔触描写地域性事物。尤其代表作品政治性和社会性话语减弱的是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处理。先说大舅孟诚和“我”父亲张聪—他们都是历史的疏离者；再说贺爷与贺胜父子—历史的顺应者，却被历史无情的排出了、甚至迫害了……历史不愿意成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由于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无意于再讲述那种集体本位的宏大革命历史叙事，而着意彰显叙述者“我”对记忆中個体生命的理解和体验，才使人物形象更深刻。作者也因此成功地超越了以往的政治视角，直接抵达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本相。

注释：

①张一弓；《远去的驿站·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翟苏民：《论〈远去的驿站〉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创造》，《殷都学刊》，2005年第3期。

③叶永胜：《家族传奇的温情回眸—评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5期。

④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23页，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36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洁（1983.06）女，汉族，籍贯：河南省开封市；学历：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职务：教师，职称：讲师，现任职于开封技师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