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色时易<br/>——租界时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服色时易
——租界时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2018-06-02鞠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鞠斐

图1、民国时期的时髦家庭形象

图2、穿着上袄下裙的民国女性

上海的服装设计自清末租界设立开始，至民国时发展鼎盛，用“服色时易”一词可以生动地诠释租界时代上海人衣着的样式色泽随时而易的特征，这种服装样式和色彩的变换主要体现在服装形制、服装面料的运用和穿着搭配上。同时，在内外条件的影响下，男女装的设计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服装设计中“现代性”的诞生也对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变化多端”的设计与一个时代的“影像”

租界时代上海服装设计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的衣着搭配的图片资料来源十分广泛，从二维到三维、从图像到文字都可以让人了解一个时代的服饰风貌。

在有关租界时代上海服装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中，展示女子服装的绘画和摄影资料最为常见，如1926年诞生于上海的《良友》画报封面上女子服装、画报内刊登的服装设计师们绘制的流行时装、女性形象，以及常见的香烟、日化类广告中女性形象以及民国电影海报中的女明星的装扮等等，均体现出租界时代服装设计“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究其根源，在于西方服装文化对传统服装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从清到民国的政权更替以及中国两千年来“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也令租界时代服装设计从服装种类到设计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西方现代服装设计与生产的传播和推广，租界时代上海服装制造逐渐开始模仿西式服装的种类和对服装面料的运用，在服装面料的选择上大量运用工业化生产的丝、棉、针织、人造丝混纺等机制面料，而种类丰富的西式服装与传统中式服装相结合，也令租界时代上海服饰在传统服饰以外产生了更加多元化的经过模仿或改良的西式服装类别，其中女子服装的种类最为丰富，包含时装、西服、礼服、常服和校服五大类别，其中礼服又分为晚礼服和婚礼服等，常服又分为大衣、外套、连衣裙、上衣、半裙、女裤等。常见的男子服装有西服、马甲、衬衫、大衣、礼服、军装、夹克衫等。童装分为连衣裙、连衣裤、婴孩服、大衣、水手装、内衣、运动裤与短裤等。内衣也出现了睡衣、西式文胸和内裤，更添加了从未有过的运动衣裤和泳装，以及帽子、手套、毛线袜、丝袜等丰富的配饰。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出版的《国货样本》中，上海鸿新染织厂样本中就出现穿着类似中山装的男性、穿着改良旗袍的女性、穿着水手服的男童和穿着连衣裙的女童共同组成的时髦家庭形象（图1）。

机制服装面料的扩展令西式纺织面料成为租界时代追逐时髦和高档的上层人士和文化群体最为喜爱的服装面料，既有哔叽、羽纱、蕾丝、印度绸、法国绸、德国丝洋缎等直接引进的西式面料，又有西式纺织技术与传统工艺结合应用而出现的新式织物，如人造丝混纺的丝、棉织物，还有明华葛、华贡司、羽纱孔雀绸、线娣等新型组织结构的提花织物。这些新式面料往往采用西方纹饰，如在欧洲装饰运动和新艺术运动影响下诞生的条纹、格子等西式纹样题材、受西方色彩理论影响的纹饰色彩，以及运用西方纹样理论、立体与光影绘画技法产生的西式纹样表现方法。动力纺织机械的使用使织物组织和配色复杂化，大大丰富了服装面料的图案题材和设计风格，如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刊登在《良友》画报的大联珠香烟广告中的模特，上身穿着传统中式袄衣，下身穿着西式格子和花卉纹样的印花长裙（图2），一定程度上体现出19世纪20年代女子服装的流行风尚。

在租界时代，上海人的服装搭配上也出现中西合璧的混搭方式，如在文化群体中常见的上袄下裙，以及在上层群体中常见的旗袍外搭西式外衣、长袍马褂加西裤等。此外还有纽扣、拉链、垫肩等西式辅料的运用，如《国货样本》中的中国纽扣厂样本展示的可以搭配中西服装的各式纽扣（图3），都令租界时代上海的服装设计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设计风格，其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正是上海服装设计发生现代化变革的重要因素。

图3、“爱民”牌中西服纽扣

图4、民国知识分子的西服装扮

图5、装半袖的改良旗袍

图6、装灯笼袖的改良旗袍

图7、装木耳边的短袖旗袍

二、西方文化影响下诞生的现代性服装设计

中国传统服装的形制和搭配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租界时代上海在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下诞生出独特的服装形制和穿搭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穿衣风格，也诞生了区别于批量化工业生产条件下的服装设计师。

西方服装文化带来的服装种类的增加：西方侨民所穿戴男士西服、衬衫、马甲、大衣、礼服，女士连衣裙、大衣、丝袜、西式内衣、毛线衣、舞会服装、晚礼服、婚礼服，男女运动装、军装等区别于传统中式服装的西式服装样式的出现，令中国裁缝大开眼界，也令租界时代上海的服装设计呈现出多样化设计形式。自上海开埠后随洋人和买办传入的西服套装，是最早传入上海的西式服装，在清末民国时期引发知识分子阶层纷纷效仿，并扩大到富裕阶层和一部分普通阶层的群众之中，西装的设计使传统男装造型由大而宽变为窄而紧，上衣也由长至脚踝小腿缩短至臀部以下大腿上方，上衣与裤子的明显分离以及立体裁剪的收身效果令穿着和行动都十分方便，如刊登在《良友》画报中《申报》主笔陈冷先生的西服装扮（图4）。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旗袍改良设计，主要是将传统旗袍的长度缩短并收紧腰身，长款旗袍则两侧开衩，运用省道来凸显东方女性优美的身体曲线，呈现出立体化和现代化设计的特征，体现了租界时代上海的服装设计师们设计女装时最常用的局部西化设计方法。在《良友》画报封面中的女性形象上，各式各样的局部西化设计都能够得以体现：长袖的中式女装改良成短袖、装袖，如穿着半袖旗袍的女性形象（图5），传统上衣或旗袍结合荷叶袖、木耳袖、泡泡袖、喇叭袖、灯笼袖、开衩袖等西式的袖形设计，如穿着装有灯笼袖的改良旗袍的女性形象（图6）和穿着装有木耳边的短袖旗袍的女性形象（图7）；以及中式上衣、旗袍采用省道收腰收臀，中式女装使用蕾丝装饰，中式旗袍臀部隆起，旗袍下摆位置提高、袖口缩小、两侧开衩，旗袍腰部以下采用立体剪裁，旗袍下摆开片制成鱼尾形或不对称形，中式上衣设计翻领、荷叶领、侧开立领，传统服装设计西式挖袋等等。以画家叶浅予设计的冬季妇女服装中的四款改良旗袍为例（图8），设计的共同之处在于收紧的腰身，不同之处在于袖长、袖子的形制、裙摆的样式和边缘的装饰：第一款旗袍的袖边和裙摆均设计成荷叶边，新颖时髦，第二款旗袍设计成灯笼插袖并在胸口处挖袋，第三款旗袍将长袖改为短袖并在胯前侧进行挖袋设计，简洁大方，第四款旗袍袖口设计成袖口开衩的喇叭形，领口、前襟和袖口边缘装饰白色毛边，富贵奢华。改良旗袍自诞生开始经过数年的发展，主要的穿着群体由知识界和商界的城市女性，逐渐扩展至略有时髦意识的普通城镇妇女，此后改良旗袍成为上海地区女性衣柜中的普通服装之一，而富裕阶层女性旗袍则更加讲究奢华，在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改良旗袍的设计风格逐渐由繁变简。

图8、叶浅予设计的冬季妇女新装

图9、波点图案女性套装设计图

图10、穿着衬衫长裤的女性形象

图11、穿着衬衫短裤的女性形象

与改良旗袍同样出现于20年代的女套装受西式女性的套装影响，大多设计成短上衣和过膝半裙的形制，如设计成短袖、翻领、不规则前襟和下摆以及现代感十足的波点装饰图案的女性套装（图9），在增加了服装的时髦感并凸显了女性的身体曲线的同时，也令日常生活更加方便。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连衣裙则是民国时期另一种在上海广受欢迎的服装形制，式样丰富、款式多变，一经出现便迅速成为比较时髦的城市女性的春夏常服。模仿男士衬衫长裤和衬衫短裤的女士套装也在30年代出现，如穿着短袖衬衫和西式长裤的女学生（图10）和穿着短袖衬衫和西装短裤的女子（图11），都体现了30年代上海都市女性“不让男子专美”的思想解放和现代性的衣着特征。

男、女学生装的诞生源自于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派遣出国学习的大批留学生民国初期回国时带回的欧美和日本的学生装束。起初上海女学生主要的服装形制深受日本女子校服的影响，形成简洁、合体的袄裙样式，到了民国中后期，在西方的服装样式影响下出现裤式裙和裙裤的女装设计。而男学生装则形成了一种在日本制服和欧洲西服的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省略了马甲的服装形制，窄而低的直立领，不用打领结，在胸前左侧有一个明袋，在下方正面的两侧各有一个暗袋，同时佩戴鸭舌帽或者白色帆布阔边帽。同样通过学生装改良设计而成的中山装，是上海政界常备的礼服之一，由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初年结合日本学生装和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而成。传统中式男装上衣立领、对襟，西式上衣翻领、上袖、收腰、明兜，中山装的设计结合了两者的特点。在《良友》画报的摄影图片中常见穿着中山装的孙中山本人，如孙中山于1912年任民国总统之时拍摄的照片中穿着的上衣（图12），以及平日穿着白色中山装的照片（图13）。中山装采用符合人体比例的西式裁剪技术保留了中式服装的舒适感，是西式裁剪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巧妙融合，30年代之后由政界逐渐普及到民间。自晚清开始出现的军服则是民国时期制服的一种，采用外国军队的样式，大致有德式、俄式和日本式，各路军阀的军服各自吸取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不同西方国家军服特点，呈现出多元化的形制，如在1937年抗战时期穿着国民党军服的蒋介石及其他军官形象（图14），以及普通士兵穿着的服装（图15）。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搭配方式有袄裙、旗袍外搭西式外衣、中西结合的男套装以及丝袜与松紧袜带的配饰组合。袄裙作为一种上衣下裙的装束在清末成为中国女性的普遍着装，民国以后，上海地区的袄裙受到西方上衣和半裙款式的影响逐渐趋向西化，装饰也逐渐趋于华丽，如收录在《国货样本》中的中华第一针织厂“云龙”牌真麻纱袜样本中展示的穿着袄裙的年轻女性形象（图16），袄裙中的半身长裙在20年代后还产生裙裤形制的变化，如画家张令涛设计的八分袖上袄与宽松裙裤的女性服装（图17）。旗袍外搭西式外衣的女套装和中西结合的男套装均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女装通常由旗袍或改良旗袍外搭西式裘皮上衣（图18）和马甲（图19），以及呢大衣、短上衣、女风衣、毛线衣等，男装则将西裤、皮鞋、礼帽与中式长衫相结合，均为中西合璧的混搭方式。丝袜与松紧袜带组合的配饰穿戴也深受西方女性服装文化影响，《国货样本》中生产丝袜的民族工厂惠福袜厂蚕翼袜样本表明（图20），丝袜的穿戴在30年代之前就传入上海，并有民族企业进行加工生产，由于此时织造丝袜的原料多为丝、棉和羊毛，因此极易松垮，需要配合松紧袜带穿着，多用来搭配改良旗袍和西式女装。

图12、穿着中山装的孙中山半身像

图13、穿着白色中山装的孙中山

图14、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军官

图15、穿着国民党军服的普通士兵

图16、穿着袄裙的女性

图17、张令涛设计的女装效果图

图18、穿着改良旗袍搭配裘皮上衣的女性

图19、改良旗袍外搭马甲设计图

图20、惠福袜厂蚕翼袜样本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另类设计师，是区别于大批量工业生产条件下产生的现代职业设计师群体的另一类设计师，存在于以定制西服、高级女装和时装为主的行业之中。这一类设计师为特定的人群服务，通常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精英消费者，迎合这一类消费者的“品位”“地位”“时髦”以及“个性化”需求而诞生，更加注重服装的附加值，而当服装设计加入附加值之后，服装的功能开始发生演进。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

从保暖需求到礼仪需求再到身份识别，服装功能在逐步发生演进，而男女装在功能设计演进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不同的趋向性——追求时尚意识的女装设计与追求社会地位象征的男装设计。

图21、统一的男性服装和多样的女性服装

自服装的诞生开始，产生服装的第一功能——保暖和遮蔽身体，随着礼制的发展，服装逐渐衍生出礼仪的需求，这是服装的第二功能，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阶层越发分明，社会身份识别又成了服装的第三功能，这三个功能并存于租界时代上海地区不同人群所穿着的服装之中。如黄包车夫、农民和游民等体力劳动者，他们位于社会的底层，因为从事着辛苦的劳作而通常穿着“短打”，这是服装的第一功能的具体表现；而作为民国政府颁布的作为礼服的中山装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在富裕阶层流行的各种礼服，则体现了因礼仪需求而诞生的服装的第二功能。服装的第三功能身份识别，主要是为了展示出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性，这一功能在租界时代的上海地区男女着装中显得尤为重要，如社会身份、文化程度，甚至城乡之别都能够在服装的用料、款式和做工上体现出来，对于身份识别功能的需求主要存在于引领和追逐租界时代服装潮流的文化群体和富裕阶层之中，而租界时代上海服装设计中逐渐萌芽的现代性，也正是从这部分群体的服饰搭配中体现出来。

上海服装设计的现代性诞生之后，男女装的设计目的逐渐趋于“迥异”，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租界时代在西方观念影响下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其中“性别化”的差异成为男女装设计目的趋异的重要因素。性别化差异造成女性，尤其是有一定学识和经济能力的女性，愿意用时装来展现自己的时尚意识水平，并由此来表达她们真实的社会地位或向往的生活水平，而男性则渴望通过他们的消费领域和消费水平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构成身份的认同。这种差别化的服装需求反应在男、女服装的设计上，形成了迥异的设计特征，在1926年底联春社团聚餐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图21），同一阶层男性的服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均为衬衫西服搭配领结，而女性的服装样式相比之下则显得十分多样化，既有传统中式上袄下裙，又有款式各异改良旗袍，还有西式连衣裙和套装，体现出民国时期男性服装设计的统一性和女性服装设计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上海文化群体和富裕阶层的女性容易受到变化更迭的时尚潮流引导，新颖的外在形式和独特的款式对她们的吸引尤为明显，潮流的变换也极为频繁，女装设计变得越发趋向于“时髦”和“时新”，衣着装扮总体上更注重展现带有较多个性色彩的审美偏好，也更加注重通过装饰来展示独特的个性，使个体形象凸显于同类群体之外，进入民国中期更是频繁出现另类、自由、活泼、开放的设计风格，这与针对同类群体的男装设计趋势完全不同。如《良友》画报封面中穿着淡黄色礼服裙的上层社会女性形象（图22），礼服裙的袖子设计成灯笼形短袖的样式，胯部则有层层叠叠的荷叶边装饰，十分新颖、时髦。上海女性对服装的求新还体现在民国时期上海举办的时装展上，以上海永安公司举办的时装表演为例（图23），服装展示的模特为永安公司的年轻女职员，分别展示了短衣便服、园游便衣、旗袍、晚礼服、披肩服等多种采用丝绸材质设计制作的国货时装，演绎出不同年龄的女性在不同场合穿着服装的样式和风格的多样性。

图22、荷叶边装饰胯部的灯笼袖礼服裙

图23、1935年永安公司举办的时装表演

图24、19世纪20年代末的欧美流行时装

图25、穿着骑装的女明星

图26、实用的装束(叶浅予作)

男性衣着通常会伴随时代发展的势态而产生剧变，基于“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在清朝瓦解、民国建立之初迅速构建出新的服饰文化与衣着模式，进入民国之后，男性的衣着态度受到具有崇高威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群影响，如孙中山、蒋介石、宋子文等社会上层人士的衣着搭配往往会在男士的消费群体中引起模仿，男装设计更加趋从于时势与权势，随着民国时期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男装设计又更加注重于消费区隔的形成，相同群体的衣着款式具有较为明确和统一的设计特点，并通过品牌、档次、格调等服装的内在价值划分出消费区隔，强调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设计诉求。租界时代男女服装设计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租界时代的社会精神，同时也体现出服装设计的“现代性”，这一点深受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并在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各方面影响下不断发生变迁。

四、相互作用下的服装设计文化变迁

租界时代上海地区的服装设计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既受到社会文化、技术条件等内外条件的影响，又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内外条件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服装设计观念的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以民国政府颁布服装法令强推服装变革为例，中山装之所以能在民间推广，甚至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配，1936 年《修正服制条例草案》中将中山装明确并强调为男公务员“制服”影响重大。其次，这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西方侨民的审美观念、洋人买办的着装打扮、西式婚礼、交际舞、时尚、电影、妇女解放运动，以及舞会服装、宴会服装、浴袍、内衣、运动装束等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均对服装设计观念的变迁产生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女性运动装和泳装的设计动摇了中国长期而稳定的传统习俗，凸显出民国时期女性在现代性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新的文化形式——基于民国时期日益成熟的大众消费文化之上诞生的现代性服装设计文化。

西方服装和剪裁技术通过西式服装商店和商品、缝纫机的引进和制造、西式服装剪裁技法书籍以及上海本土杂志画报对国外最新时装的宣传等多种传播途径传入上海，也在技术层面对服装设计观念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1929年《良友》画报中刊登的“巴黎及纽约春夏时装展览会中集中简单而美观之衣服”（图24）中，就是欧美最新时装通过大众杂志在上海地区传播，体现了西方国家简单大方的女子常服对上海地区女子服装审美观念的影响。此外，名人、明星效应，如孙中山的中山装、政要夫人的衣着打扮、电影明星的衣着打扮、名媛绅士的衣着打扮、著名文人画家的衣着打扮，以及名妓、歌星、舞女和交际花的衣着打扮等，都对服装设计文化的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如《良友》画报封面中穿着衬衫和马裤的女星胡蝶（图25），引起当时的时髦女性热衷于骑马运动以及穿着裤装的热潮。除此之外，民国时期的画家转向时装设计，如叶浅予、万籁鸣、张令涛等人，也对民国时期服装设计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的服装制作通常由同一工匠掌握从量体到设计到生产的全部环节，而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的服装设计师的诞生是服装设计“现代性”的体现，如画家叶浅予设计的四款实用的女子常服（图26），展现了20年代四种常见的女装设计与搭配风格：花色袄裤搭配中式小马甲、短袄搭配长裤、设计有白色皮毛装饰袖口的玄色长袖改良旗袍搭配浅色丝巾，以及八分袖圆弧下摆的白色上袄搭配深色长裙，前两种便于女性在家中做家务的，方便且不失美丽，后两种则代表了年轻和成熟女性展示各自年龄段的美的搭配方式，以此为代表的服装设计师在《良友》画报上刊登的服装设计及搭配简明易懂，能够通过杂志阅览在女性群体中迅速传播并引领潮流，也是民国时期服装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租界时代上海地区的服装设计在受到内外条件影响的同时，也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西方服装文化在上海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先进文明的教化作用。文明的教化带来生活习惯的改良，如服装种类多元化、服饰穿戴的性感诉求等。露胸、露脐、露腿、露手臂、泳装等部分裸露身体的服装，如《良友》画报封面中穿着绿色泳衣的时髦女性形象（图27），以及帽子围巾手套、针织袜、透明丝袜等西式配件，体现了服饰穿戴的变化；时装、西装、童装等服装种类的细分又体现出服装款式的多元化；舞女服饰、舞台服装、晚礼服的出现是上海夜生活开始的体现；运动服的出现是西服体育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上海传播并逐渐被认同和接受的体现，如《良友》画报中刊登过的大翻领、裙摆百褶并用橙红色条纹装饰的白色连衣网球裙服装设计图（图28）和穿着泳衣展示出健美体格的女性摄影图片（图29）。运动服的出现也标志着上海地区人们生活习惯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生变化，而女装运动服在此基础上更体现了在民国时期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女性的形象从传统的柔弱保守向健美开放转变。

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对服装设计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传入的新事物扩展了纺织品图案题材的来源，增加了服装面料的选择；西方人的服饰扩展了本土服饰品类、影响了本土服装形制；西方文明与新女性形象的建立同样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从《良友》画报的封面可以看到基于现代设计和西方文明基础之上的具有“现代性”的新女性形象。如穿着改良旗袍、西式文胸、西式时装展现出柔美曲线的东方女性，穿着体育运动服装表现出健康、青春和朝气的女性形象等，这些新女性等衣着装扮成为当时社会时尚流行的风向标。

大多有关民生的设计最终都以改善生活为设计目的，中山装、西服、舞会服装、交际礼服、浴袍、西式睡衣、西式婚礼服装等服装设计的出现体现了租界时代越发开放和丰富的生活文化，推动了生活方式的变革。时装、女性运动装、泳装、西式文胸和睡衣的设计体现了租界时代女性解放、追逐时尚、通过服装彰显阶级和地位等思想变革的产生。服装的整体形态由传统的H型转变为西式的S型,从宽衣服饰文化向窄衣服饰文化过渡，又体现了租界时代服装形制的变革。西装业、衬衫业、鞋帽业、时装业，以及缝纫机产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类轻工业的工业化进程，不但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工业技术革命在中国发生的过程，体现了西方现代服装设计在中国经历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国本土设计走向现代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