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骥 葵

(哈尔滨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北宋嘉祐年间，政局相对安定，暂无内忧外患之扰。政治清明，经济亦繁荣发展。北宋政论家陈师锡曾赞誉“嘉祐之治”云：“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1]253南宋大儒叶适在《上宁宗皇帝札子》中亦评论当时的盛况云：“仁宗初年，尝有谠论。至和、嘉祐之间，昔所废弃，皆复湔洗，不分彼此，不问新旧，人材复合，遂为本朝盛时。”[2]卷一由此可见，嘉祐时期人才辈出，士风淳厚，团结求治，繁荣稳定。这一切为嘉祐时期的文学发展奠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基础。

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的普遍使用以及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促成了典籍传播的革命与文化学术的快速发展。至嘉祐年间，书籍的大量刊行，学校教育的广泛普及，右文政策对文人的格外尊崇与礼遇，加之北宋科举制度的不断改革以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一切都为嘉祐时期的文学繁荣奠定了盛况空前的创作氛围，提供了无比优越的创作平台。

与此同时，随着“天圣尊韩”与“庆历革新”热潮的发展，儒学复兴与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潮在宋仁宗朝不断高扬。士大夫的经世精神与理想情怀、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空前高涨。《宋史·忠义传序》评述仁宗朝的士风转变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