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布鲁斯·格林沃尔德

编者按：正如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说，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来自科技的进步和学习，这在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之后体现得越发明显。对于全体人类社会，知识的生产和外溢扩散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这就要求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比如恰当的奖励政策、专利制度、投资政策等，创建有利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学习型社会。

《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推荐指数：★★★★

作者：[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布鲁斯·格林沃尔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作者简介：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联合主席。曾任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加入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美]布鲁斯·格林沃尔德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作品包括《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揭开竞争的面纱：一个极为简单的商业战略方法》等。

创新不一定能增加社会福利，这一点在金融业尤为明显。

在金融行业，许多创新都是为了规避那些旨在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的法规。保罗·沃尔克指出，金融创新的结果是，我们很难识别出哪些创新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有些创新没有带来更好的风险管理和资源分配水平，而是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大规模的资本错配。

历史上有很多大规模抵制创新的实例，最突出的就是19世纪初卢德運动的参与者，他们认为现代机械导致了失业和贫困。虽然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可以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但在现实中，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创新减少了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并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同时增加了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如果我们说这种技术导向的创新可以增加福利，这就意味着高技术工人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低技术工人的损失，尽管高技术的工人可以为低技术工人做一些补偿，但这种补偿很少发生，因此这里存在着赢家和输家。这样的事情正在美国和许多其他的先进工业国家发生，输家往往是那些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创新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是否提高取决于我们如何权衡相对富裕的人的收益和相对贫穷的人的损失。

最近，我们提出，当市场不完善和社会阶层僵化时，所有（或至少大多数）社会集团的情况都会变得更糟。在20世纪20年代，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很大（尤其是当时对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以至于农业收入有所下降。如果当时人口能够完全流动，过剩的农民就可以陆续进入城市，但是当时人口流动的成本很大，同时农业部门的工资下降，农村资产（比如房子）的价值也在下降，许多农业人口都无法负担得起转移到城市的成本，并获得在城市生产的相关技能。更糟糕的是，农业人口和提供信贷支持的银行都没有预见到这一情况的发生。因此，随着农业收入的下滑，农业生产者欠下了巨额债务，银行也面临着巨额亏损。最终的结果是，城市商品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的下滑，城市收入下跌。而创新本来有可能打破这个大萧条。

我们指出，出于同样的原因，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会导致该行业的就业和工资下降，使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创新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市场往往不能处理好这一任务。但是，由于企业做出的决策可以影响创新的方向和节奏，它们不用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问题。对每个小企业来说，工资和失业率都是给定的，但是如果把所有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做出创新决策，也就影响了工资和失业率的演变。不受约束和没有导向的市场有可能形成一个导致更多不平等和更高失业率的学习和创新模式。当然，也有其他的模式可以提升总体社会福利。

想象一个简单的场景，一个社会或一个企业能够投入创新活动的资源有限，企业可以将这些稀缺资源在节约自然资源的创新（比如降低碳足迹）和节省劳动力的创新之间分配。由于碳没有价格，企业也就没有动力去减少碳足迹。而且，即使社会存在着失业，并且失业率的增加会显著增加社会成本，单个企业还是能从减少劳动力投入中获取私有回报，也就有减少对劳动力投入的动机。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那些资源被错误定价的情况。经济学家们对失业的持续性感到不解，即使在没有最低工资或工会非常弱势的国家里，失业也持续存在着，市场设置的工资水平也要高于需求等于供给时的水平。

效率工资的理论可以部分解释这些现象：给工人加工资可以增加利润而不是减少利润，因为加工资可能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率，吸引更有效率的工人。此时，企业的行为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外部效应，企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它很重要。

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任何水平的失业率都对应着一个关键工资，如果实际工资低于这个工资，工人数量就会减少。在给定工资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企业都实行降低对劳动力数量需求的创新，工资的均衡水平就会下降，失业率的均衡水平就会提高。失业率的提高会增加社会成本，但没有一个企业在做关于创新方向的决定时会考虑这一点。

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可以在提高劳动效率（即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比如在新技术下，每一个工人生产率可以等于旧技术下生产率的2倍）的创新，或者提高资本效率的创新之间选择，企业最终决定创新的方向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如果劳动力的份额更高，它就会选择更多的提高劳动效率的创新），并且市场均衡也会导致更多提高劳动力效率的创新。

同样的，如果提高劳动效率的效应对低技术工人比高技术工人影响更大，并且企业可以在提高高技术工人劳动效率或提高低技术工人劳动效率的创新中做出选择，那它就会选择能够减少对低技术工人数量需求的创新（创新是过度偏向技能的）。

这里我们能观察到一些重要的政策影响。比如，工资补助可以减少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能促使企业改变技术发展方向，以节省劳动力和提高资本利用水平。同样的，当美联储急速降低资本成本时（它在“大萧条”之后努力这样做过），它实际上也鼓励了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因此我们会观察到企业用机器替代低技术劳动力的现象（在低技术劳动力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影子价格比较低），比如用自动结账机来替代收银员。虽然这种投资会增加总需求，带来社会效益几乎可以确定是正的，但我们同样也要考虑中期因节省劳动力的创新而带来更高失业率所导致的社会成本。

近期关于持续失业率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性的讨论聚焦于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尤其是技能偏向型的创新。对这些创新的批评者有时会被称为现代卢德分子，市场的拥护者声称，人们不应该干预市场，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富有。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看法可能是过分乐观了，对于工人来说，由于社会改进的收益不一定会渗透到其所在的阶层，他们不仅在其一生中可能不会变得更为富有，而且由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他们可能会在事实上长期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