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梅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有影响的报纸。它创刊于1902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停刊。本文所说的《大公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

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刊。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5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当时发行量不足2000份，每月亏损4000多元;次年5月发行6000份，收支才得平衡。此后，三巨头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青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成为金融界知名人士。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以与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相区别）。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他们三位一体，大事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手。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为三人讨论结果。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这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则有关。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胡、張不同。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大公报》社长之职。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一切关系。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建议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就有吴鼎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公，直至1950年8月逝世。

胡政之（1889—1949），名霖，笔名有政之、冷观、静观等。少年丧父，家道中落，承嫂变卖首饰，赴日勤工俭学。先入商校，与吴鼎昌同校，后入帝大法科，通晓中日英法德意语文。清末回国任推事、律师、庭长。民国元年与张季鸾一道任职于于右任办的《民立报》，后随王揖唐到吉林、北京任职，看破宦海沉浮，决心文字报国，入安福系机关报天津《大公报》任经理兼总编辑。1919年初赴巴黎采访和会，为唯一中国记者。他发回的电讯，揭露列强分赃，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了催化作用。胡政之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大功绩是先后创办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 吴、胡、张三人均为留日学生。吴开始以民族资本家的身份办报。胡、张则以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胡对《大公报》的贡献，不亚于或者可以说大于张，胡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也比张长七年。胡善经营，且博学能文。作为总经理兼副总辑，胡政之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往往通宵不眠，也无节假日，显示了非凡的魄力和精神。他每天一字不漏地看《大公报》，经常挑出错别字，和他报作比较，指出漏了哪条新闻，哪条新闻又是抄人家的，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周恩来生前多次称赞《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这首先有胡政之的功劳。他亲自主持录用编辑记者的笔试口试，挑选那些可以栽培的人。他不用圣（剩）人贤（闲）人。如发现谁不称职，便断然解聘。他能用人，也能容人。如果报上发表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当局追究，他往往明确表示一概由他负责。报社内混入了特嫌，胡在掌握情况后很快将他辞退。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笔名有少白、一苇、老兵等。自幼过目成诵，虽口吃却能写好文章。13岁丧父，16岁丧母，17岁应试留日被录取，补习日语四年后才东渡，成绩为同学之冠。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常为留日学生的《夏声》杂志撰稿。辛亥后归国，常在《民立报》上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故于髯后来有“民立余馨更可思”之句追怀他。刺宋教仁案发，张揭露袁世凯，被捕下狱，获释后回上海，发表《铁窗百日记》，说“袁家黑狱辛酸，呕出心肝”。以后他应约在《大共和日报》工作，创办过《民信日报》，主持过《中华新报》笔政，兼任过《新闻报》记者。他和胡政之都在吴凇中国公学兼过课，后来成为新疆军阀的盛世才就是他当时的学生。有一次，他因揭露安福系与日本军阀有密约，触犯段派权贵徐树铮，再次在北京入狱。张季鸾办报，强调政论。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等，均有独到见解。因此时人认为，近代文人论政，前者有梁任公，后者有张季鸾，非无因也。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成了蒋介石的“谍士”。

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器重，几乎达到言听计从的田地，比如说，1937年12月8日张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指出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解”乃日本之阴谋，提出抗战到底必定胜利。蒋看了这篇文章，立即发表声明，拒绝德使的虚伪调解。张氏病重时，日军连续攻占中国腹地，但作为日本通，他仍然料定日本必败。蒋介石不但常派人去看望病中的张季鸾，征询他对战局的看法;而且在张氏谢世后，亲自到灵堂吊唁，特赠“一代宗师”挽额。

新记公司《大公报》前10个年头，吴、胡、张三驾马车同舟共济，经营有方，卓见成效。吴鼎昌辞去社长后，胡、张二人精诚合作（前者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后者为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开拓前进。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中国报纸获此荣誉的仅此一家。这表明，《大公报》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舆论公正，服务读者，在亚洲新闻界独树一帜，其国际地位已为世界新闻界所承认。

《大公报》有多种地方版，这正是胡政之、张季鸾等在当时条件下惨淡经营的见证。1935年底，华北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通知邮局不准邮发天津《大公报》。次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出刊（徐铸成《报海旧闻》中对此记述的时间不确）。1937年夏平津沦陷，天津《大公报》停刊，遂有《大公报》汉口版。是年底，上海失守，胡政之决定关闭沪馆，开辟港馆，香港版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同年10月，战事逼近，汉口版迁移，重庆版于12月出版。胡氏有先见之明，为防香港有事，1941年3月出了桂林版。当时张主持重庆版，胡主持港、桂版。同年底日军攻占香港，港版停刊。

《大公报》在旧中国新闻事业中有不少创新。社论叫社评，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每周日有“星期论文”，作者均学术俊彦，知名度高，权威性强。还创设文艺奖金，以奖掖青年作家为宗旨。第一次获奖的记得有曹禺、何其芳、李广田等。

张季鸾逝世后，胡政之从桂林搭邮车取道贵阳兼程赴渝，主持治丧事宣。次年春，他安排好桂馆工作，偕夫人顾俊琦至渝定居，接过《大公报》全副担子。此后，王芸生主持笔政，社评多由王一人操觚。三驾马车体制不复存在。

一提到《大公报》，人们不免会想到“小骂大帮忙”之说。作为一张国统区蒋管区的报纸，骂和帮忙都是有的，但也不能绝对化，骂不一定是小骂，帮忙也不一定是大帮忙。例如，1927年蒋宋联姻，张季鸾就写了一篇社评《蒋介石的人生观》，把他骂得体无完肤。当然，张氏作为蒋抗战时期的“国士”，报蒋知遇之恩，帮蒋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大公报》奉行国家中心主义，是爱国的，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但不是无产阶级，不是国际主义。在旧中国报纸上，最早报道苏联真实情况的，最早发表红军到达陕北通讯的，都是《大公报》。甚至在解放战争后期，吴鼎昌在战犯名单上列名，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文章拥护，当时吴在香港，邂逅费彝民、李侠文时并未反对香港《大公报》的态度，而是说“你们可以这样做”。

抗战胜利前后，胡政之参加过许多重大政治活动，这固然与《大公报》饮誉国内外有关，也显示了他个人的社会影响。他随王世杰访英美;补张季鸾之缺任国民参政员，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出席旧政协，还与顾维钧、董必武、吴贻芳等一道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对于胡氏的政治活动，一般议论最多的是他参加了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大公报》不赞成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而胡政之为什么又参加了呢？让我们先引用周恩来当时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胡政之自己后来对人说：在“国大”开幕前夕，蒋召见他，到时只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蒋满脸怒气，一言不发。傅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这样，胡就跑到“国大”去签名报到，参加11月15日开幕式后便由南京匆匆回到上海，再也没有去开会。他回到上海后，在社评委员会上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了解我的苦衷，参加国民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面色惨淡，两眼红潤，声调近乎嘶哑，显得十分沮丧。

胡政之曾借出席联大成立会的机会，筹备《大公报》美洲版。此后，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选择在香港办报。不料香港《大公报》复刊不久，胡氏突然病倒，不能视事，待发现肝硬化病情恶化，便离港返沪治疗。1949年4月14日，上海解放前夕，寂然逝世于上海虹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