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梅

摘 要：20世纪60-70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历从“牛棚”到“干校”的群体性“空间”转移。这一群体性“空间”转移事件具有多重意味。从生存境遇上来说，他们开始由斗争漩涡转向民间大地；从身份认同上来说，他们开始由牛鬼蛇神转向“五七”战士；从精神诉求上来说，他们开始由罪恶意识转向乐感意识。上述三个维度的“转向”真实复原了20世纪7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也呈现出他们在时代大潮裹挟之下的思想转型。

关键词：民间 “五七”战士 罪感意识 思想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项目批准号：16JJD750019）中期成果

一般认为，“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几近坠落于集体失语的历史谷底。这种印象式的判断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部分遮蔽了历史的繁复与纷杂。就实际历史情形而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经历了从“牛棚”到“干校”的群体性“空间”转移。这一群体性“空间”转移事件具有多重意味。从生存境遇上来说，他们开始由斗争漩涡转向民间大地；从身份认同上来说，他们开始由牛鬼蛇神转向“五七”战士；从精神诉求上来说，他们开始由罪恶意识转向乐感意识。而上述三个维度的“转向”真实复原了20世纪7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也呈现出他们在时代大潮裹挟之下的思想转型。

一、生存境遇：由斗争漩涡转向民间大地

在“砸烂旧世界”的时代狂热中，文联、作协、出版社、新闻机构甚至中宣部等组织系统均先后陷于瘫痪，大量知识分被迫脱离原来的专业领域和工作岗位。为了便于管理并有效促进思想改造，大多数造反派将本单位的牛鬼蛇神集中隔离起来，由专门人员严密看管，控制他们的生活起居，限制他们的出行自由，并责令他们参加统一的劳动改造、学习班、思想检讨及批斗会等。这类 “文革” 期间带有私设监狱性质的关押地即为后来广为人知的 “牛棚”。在1966年至1968年间，“牛棚”普遍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机关单位，而不断扩大化的揪斗运动令越来越多的“牛鬼蛇神”身陷牛棚。在集体关押的牛棚里，遭到批判的知识分子除必须面临思想审查、自我批判及互相揭发外，还难以避免羞辱、恫吓甚至殴打。深陷牛棚的知识分子不仅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也可能面临人格受辱、尊严丧失的屈辱性处境。

作为官方于1968年大肆树立的光辉样板，黑龙江柳河 “五七” 干校的革命实践被视为普遍经验在全国上下得以推广。“五七”干校大多设立在偏远、闭塞、贫困的郊区或农村，有的在荒湖野地中垦荒建校，有的在废弃农舍中安营扎寨，有的甚至与劳改农场比邻而居。“五七”干校的建校原则难以摆脱明显的劳动惩罚论色彩，然而在革命乐观主义的极致鼓吹下却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在革命乐观主义与集体战斗精神的认知结构里，艰苦的环境更加有利于思想改造，革命意志在战天斗地的革命激情中也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对于建国后长期担任各项文化相关工作甚至领导职务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接踵而至的政治批斗以及牛棚式的囚禁生活无疑令他们身心俱疲、受尽羞辱。如陈白尘在日记中所载的文聯各协会与生产队联合举行的斗争大会实况：“第一次被施以‘喷气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70，亦不免。文井撑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喷气式，虽被允，又拳足交加。但令人难忍者，是与生产队中四类分子同被斗，其中且有扒灰公公，颇感侮辱。”①98陈白尘在这里所述及的下跪、喷气式等“整人”手段在“文革”初期广为盛行，几乎堪称被掷入牛棚或者押上批斗台的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性遭遇。同时，这种普遍性遭遇中最为核心的情绪体验无疑是“侮辱感”，而对于侮辱感的捕捉则真实呈现出知识分子正集体沦陷于痛心疾首般的时代性创伤。

因而，就一定程度而言，“五七”干校的出现为他们暂时摆脱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提供了些许可能性。正如“文革”中陈白尘被从南京揪斗回北京后所写的那样：“在经过三年多的大轰大嗡、神魂不安的日脚之后，能在农村享受恬静的田园生活，真是心向往之的了。更何况那些现头部队去视察过的人们回来说，那儿是如何山清水秀，又是鱼米之乡，怎能不动心？至于说那儿蚊虫多，地近沼泽等等，自然不在话下：蚊虫叮人，总比恶语伤人要好受得多，何况还可用避蚊油当胄甲。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就翘首以待，希望榜上有名了。自然，这种干校主要是为‘革命群众而设的，我类‘黑帮，只能附骥尾。”②1-2可以说，乡村较之火药弥漫的城市似乎意味着更多的宁静与恬淡。即便将要面临恶劣的气候环境以及简陋的生活环境，然而相对于“恶语伤人”情境中的抑郁处境而言，知识分子们还是对于偏安一隅的“五七”干校寄予了一定的向往与期待。

在共和国的革命谱系中，人民往往被视为历史创造的主体，从而被树立为知识分子的效法对象。与革命群众这一含混概念相比，人民（尤其是农民）的面孔令坠落民间的知识分子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从官方意志、知识阶层及民间社会三分天下的格局来说，“民间是双重权力体系的承受者——承受不仅意味了权力控制的对象，同时，承受还包含了对于权力的冷漠、疏远、鄙夷、抗拒。”③具体说来，民间既受到政治权力的宰制，又无以摆脱知识权力的塑形。尽管通过建国后频仍不止的思想改造运动，官方意志凭借政治霸权彻底翻转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启蒙——被启蒙关系，然而，在知识分子重返民间的路途中，历史真实却极大地讽刺了这种翻转的形式化虚伪。70年代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以劳动者面目出现的舒芜曾给涂光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他是一位勤劳、本分的劳动者。那时我天天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叫14连）从山坡上开出的一大片菜园和猪圈。每天在那里干着整地、育苗、锄草、浇水、担粪、喂猪等活儿的，也就是舒芜、冯雪峰、牛汉、绿原他们几位。他们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是出勤干活却特别认真，常见他们扎起裤腿、汗珠挂在脸上。”④ 由知识分子向底层劳动者的这种身份切换，基本上抹除了知识分子原先的智性代表身份。失去了身份优势以后，他们在外表上几乎变得跟普通农民没有两样，但是内心却承受着甚于普通农民的诸种精神压力。这种改变本身即沾染上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

受控对象与控制主体之间难以消弭的隔阂实际上成为对官方舆论努力的最大质疑。一方面，民间社会的藏污纳垢性彻底瓦解了经官方意志高度美化的农民形象。农民劣根性的顽固存在直接动摇了革命乌托邦的神圣性。如杨绛在《干校六记》不止一次提到当地农民常常到干校菜园偷菜，刨菜，甚至连干校作遮挡的秸秆也在劫难逃。她在《凿井记劳》中写下这样饶有意味的一番话：“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⑤在“我们”和“他们”的阶级划分中，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陷入尖锐的对立冲突中。这种社会现实与革命乌托邦之间的撕裂也从根本上嘲讽了诸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叫嚣一时的时代命题。总的说来，在大多数干校知识分子的笔下，我们大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地农民食物稀缺、生活贫困，而知识分子纵然落难然生活境遇实际上远远高于当地农民。与此同时，被官方意识形态树立为历史主体与革命优势力量的农民阶层在真实的民间社会显露出窘迫甚至卑劣的面目。这无疑使得针对知识分子而发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本沦为一场虚妄。

另一方面，历史主体的缺席直接释放了革命历史苦心建构的稳固性。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与被官方建构的革命非但不是天然续借的完美组合，反而是彼此疏离的隔膜所在。讲用（会）与忆苦会均是“五七”干校中极为常见的集体活动，前者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政治旨归，后者则依托老乡的现身说法达到对知识分子的教育目的。《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在小说《关于一个鸡蛋的“讲用”》中呈现了干校领导者生搬硬套毛泽东思想时的矫揉与造作，而韦君宜则在中篇小说《洗礼》中讽刺了忆苦大会的生硬与尴尬。军宣队领导特意请来老乡白士才作报告，试图通过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教大家认识旧社会的苦，才懂得新社会的甜。”木讷、憨实的白士才开口说道：“今天，各位领导叫我来给大家说说过去什么生活最苦。我看嘛……就是六○年那一年最苦，吃的都没有了，讨饭逃荒……”气急败坏的军代表夺下话筒嚷道：“是解放前！”⑥这场忆苦教育当场宣告失败。然而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既显示了话语权拥有者在对历史进行有选择性指认时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也真实暴露出被树立为革命主体的农民群体与整个革命历史的隔膜与滞差。更进一步地说，在干校叙述空间里，作为民间主体的农民分别与知识分子、权势者及革命序列中被塑造出来的农民形象构成三重 “隔膜” 与 “滞差”。而从文学的叙事张力上来说，故事的戏剧性、人物的圆形化及反思的深刻性恰恰经由这些隔膜与滞差的缝隙里喷涌而出。

尽管远离城市为深陷权力斗争中心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重投民间社会的契机，并部分摆脱了极端狂热化的政治斗争与政治迫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斗争在日常生活中的完全退场。在“五七”干校的实际生活中，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以思想改造为旨归的政治教育也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难免令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紧随其后从而流露出历史短视主义倾向。因而，在部分知识分子的部分文学创作中，我们仍不难见到政治盲动症的惯性沿袭。如郭小川在咸宁“五七”干校时期的诗歌创作《楠竹歌》《花红歌》《江南林区之唱》《万里长江横渡》等，其中不乏对国家领袖的顶礼膜拜，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热烈追随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极力拥护。

二、身份认同：由牛鬼蛇神转向“五七”战士

笼统地说，作为生存空间的“牛棚”与“干校”分别对应着“文革”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段里的两种身份认定。如果说，“牛棚”关联着“文革”初期广大知识分子们的普遍遭遇，那么“干校”则隐喻着“文革”斗争高潮过去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相较而言，在牛棚里，牛鬼蛇神成为对于知识分子的主要身份判定；而到了干校，知识分子们又被统一贴上“五七”战士的时代标签。假如从整个历史链条来看的话，这一身份转向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干校知识分子的最终形成，也使得干校叙述的开枝散叶具备了更多可能性。

“文革”初期，一切被革命潮流所冲击的所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等无一例外地被贴上 “牛鬼蛇神” 的标签。而知识分子对此非但毫无抵抗之力，反而要被迫以虔诚的请罪姿态自辱乃至自戕。“牛鬼蛇神”是一个让他们在“文革”时期百般恐惧而“文革”结束后仍然心有余悸的可怕称谓。在当代文学历史空间里，但凡关涉“牛鬼蛇神”的大多数文字叙述往往关联着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的屈辱、悲愤、荒唐、乖谬、绝望等灰色情绪体验。在各类文字所构筑而成的“文革”空间里，以牛鬼蛇神的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们往往犹如被迫反剪双手的囚徒以一种被踏翻在地的较低姿态哀怨地仰视着以革命名义所进行的一切政治表演。相较于“文革”初期的牛棚经历，“五七”干校的确让部分知识分子重新燃起了“新生”的渴望。而与之相对应的，在摆脱了牛鬼蛇神这一身份指认之后，“五七”战士转而成為他们不得不努力追逐的全新标签。正如1970年下放“五七”干校的冰心在家信里中所表述的那样“想起北京到湖北，真像做梦一样……我决心在70岁的年纪，从头做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⑦

既然被吹捧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那么“五七”战士的革命资格就不可能是任意获取的。对于背负着时代罪名的知识分子来说，“五七”战士的身份认定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革命资格的重新获取。结合实际的历史情形来看的话，除了广大革命群众及政治审查清白或已顺利过关的知识分子，牛鬼蛇神之流最初自然是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的。据陈白尘1969年8月29日日记，中国作协将自下周起大干四天，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处理、解放一批干部，于9月10日以后去“五七”干校。“天翼看来是解放不了了，而光年与我也恐怕去不成干校。思之情绪大坏。”①147第一批去干校的人离京时，陈白尘等人不被允许送行，“只在楼窗作壁上观，若有所失。”①15011月4日：“自从第二批群众去干校后，我与光年又离群索居了，倒退到近乎隔离的状态，终日无所事事，精神至苦。”①154 11月27日：“晨，突然传来消息，说我和光年已被批准去咸宁干校了。8时半专案组的侯XX果然来作正式通知，与第三批群众同行。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①157应该说，陈白尘在日记中以“情绪大坏”、“若有所失”、“精神至苦”、“惊喜交集”等语词真实记录了自己面对“五七”干校时的复杂心境，即“想去干校而不得的苦闷”与“去成干校后的万般惊喜”。张光年对此也表达过类似看法。由于他是被江青、康生的“中央专案组”直接管理，在北京接受了长达两年的“隔离审查”。按照他对自己的定位，张光年在“文革”时期的历史境遇无异于“黑帮”中又被打入另册的，而“五七”干校似乎让他隐约感到了一丝转机。“我这个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忽然投笔从农，闹出许多笑话之余，也未尝不体会到辛勤劳动后获得微末成果的安慰和喜悦。”⑨一般说来，除却作为时代主潮的“五七”干校被视为“解放”讯号这一主要原因外，不愿意脱离群众，不愿在离群索居的环境中顾影自怜也令知识分子们愿意积极追随“五七”干校。充满险恶却又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令深陷其中的个体如惊弓之鸟般毫无安全感，而聚众而居的干校生活与整齐划一的价值认同于无形之中则有助于部分摆脱这种心理恐惧从而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庇护之感。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同样面对“五七”干校这一新生事物，革命群众与专政对象无论是初下干校的情绪还是到干校后的实际遭遇也都是有所差别的。

对“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牛鬼蛇神”是他们被迫接受却竭力摆脱的身份指认，然而“五七”战士则是他们主动追求并积极完成自我解放的革命标签。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期，郭小川《长江边上“五·七”路》一诗在干校知识分子中间广为传抄。“看——/毛主席/仍然在挥手/一条辉煌的路线/划开了/江中的左右/我们要紧紧地跟哪/快快地走/走在“五·七”路上/就象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畅游……我们冒着/四十二度/炎热的气候/挥汗如雨/精心修理/这颗小小寰球/我们饱饮/自己酿造的/香甜米酒/豪情洋溢/大笔书写/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春秋/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泥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⑩应该说，无论是诗作所讴歌的干校生活，还是它所流露出的价值倾向都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肯定。革命豪情冲淡了生活的苦难，生活的苦难则成了革命思想的试金石，而紧随时代风潮则被知识分子视为对脑中污垢的痛快洗刷。在“五七”战士的知识谱系里，国家领袖被奉若神祗，革命事业被视为使命，个体主义价值观遭遇全盘否定，代之而起的则是对于革命伦理与国家意志的绝对认同。而这些统统与官方意志保持了高度一致，堪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功的表现之一。

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面临“五七”干校时的无望心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满怀豪情中摩拳擦掌，预备在“贫下中农再教育”中“脱胎换骨”，从而顺利地将自己改造成符合官方意志的共产主义新人。然而，仍然有人自认“觉悟”不高，以一种怅惘、失落的心绪面对即将开始的干校生活。“那大概是一种既纷乱，又冷静，前途未卜忐忑不安，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听天由命走一步算一步的混合体吧。十多年来，离家远行，下农村劳动或工作，在我已是习以为常，专为下乡的一套行头早准备在那里，拾掇拾掇就走。除1958年第一次下放未規定期限，连户口都迁走外，其余都有归期可盼。可是这一次，尽管户口未迁，心里却明白，此番一走，回京怕难。”？輥？輯？訛这种落寞又无望的心情主要源自对于未来的命运未卜及对自身的无从把握。部分持有类似“劳动惩罚论”或“集体流放论”的知识分子自嘲般将“五七”干校讽喻为“无期”干校，并将自身调侃为没有“学习”期限因而也盼不来“毕业”时刻的历史零余者。

理解“五七”战士的精神面貌与思想状况不能摆脱其所处的具体时代语境。简单说来，他们在“文革”历史中的实际坐标交织成一个三维式参照系，切实影响到他们对个体命运的体认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情感态度。与牛棚时期的自身遭遇相比，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实际遭遇有了明显改善，大规模针对他们的揪斗与审查有所减弱。尤其随着“深挖五一六分子”运动在干校如火如荼的展开，“文革”初期走红的年轻造反派成为革命的重点打击对象，这无疑令最先被打倒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有了片刻喘息的可能；与其他或身陷囹圄或被批斗致死或含辱自杀的知识分子相比，“五七”战士相对来说无疑是万般幸运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于70年代中后期陆续返城、恢复名誉且重新担任相关部门的重要职务；与普遍困窘的农民阶层相比，干校知识分子实际上在食物供应、住所基建、穿衣取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相对充足的保障。从很多当事人的日记及回忆录来看，就当地农民而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现象极为普遍。而干校知识分子除了在衣穿住行等方面有组织性保障外，手头宽裕的他们还会经常到集市买点心、烟酒等，且他们留在城市的亲人也会寄来糖果、罐头、衣物等。

不过，知识分子在以历史亲历者身份构建干校记忆时大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 “自传式的思维”。在吉登斯看来，“自传是对过去的校正性干预，而不仅仅是逝去事件的编年史。”同时，“写自传的人通过赋予特定情节新的意义、情感和解决方式，在文中设想出他的愿望中事件发生的理想状态。”？輥？輰？訛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回忆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而都意味着回忆者的新一轮建构。在这个建构过程中，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即不可避免地开启了记忆筛选或过滤机制，并且采取了彼此相异的叙述策略。在处理这部分干校叙述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叙述主体重组个人记忆时，历史细节被重新建构的叙述风险。

三、精神诉求：由罪恶意识转向乐感意识

当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由牛棚转移到干校，他们的身份认同随之发生了由牛鬼蛇神向“五七”战士的同步转变。伴随这种身份认同转变而来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诉求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改变。如果说，罪恶意识主导着牛鬼蛇神的心理状态，那么乐感意识则成为“五七”战士最为主要的精神面貌之一。笼统地说，在罪恶意识的主导之下，知识分子们被指认为革命事业的罪人，同时不得不以自轻、自贱、自戕乃至自辱的方式认“罪”并赎 “罪”。而在乐感意识的规约下，知识分子们慢慢得以摆脱这一群体的革命“原罪”，并被允许以慷慨激昂的战士面貌“战天斗地”并努力改造自身从而被革命队伍重新接纳。总的说来，“文革”知识分子在精神诉求层面的这种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转型。

1969年7月14日，饱受冲击的郭小川写下了《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的书面检查》。这份请罪书无论是在检讨路径还是行文风格上，都颇具典型地呈现了牛鬼蛇神们积极投入思想改造运动时的罪恶意识。“对毛主席请罪的念头一直缠绕着他，既让他生发许多崇敬，内心又滋长潜在的恐惧和不安。他的思想状态很长时间都被文革主体思潮占据，只能用上面认可的语言去表达，按报纸上规定的途径去思索，而且他自己多少次被运动中层出不穷的事物所感动，有时情不自禁地为文革‘壮举所着迷。”？輥？輱？訛仅隔数日，俞平伯亦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道：“下午写完《认罪与悔过》6500字，交出”。？輥？輲？訛而面对父亲徐干生留存下来的“文革”劳改日记及思想检讨，徐贲在“剖心洗脑”的编者按中写道：“无数的‘文革受害者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因‘罪获祸者不仅不憎恨迫害者，反而还在天天的‘请罪中，赞美和感谢迫害者帮助自己洗清了‘罪孽，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輥？輳？訛正是通过罪恶意识的客体化过程，牛鬼蛇神们以自戕、自辱的方式完成了革命认同的形式化统一。

如果说，受到官方默许的牛棚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众组织的狂热化产物，那么，“五七”干校则是“文革”权力持有者基于国家制度层面的全面建构。它被礼赞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被鼓吹为培养干部队伍的新型学校，从而形成了一整套自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组织系统。而从知识分子的情感倾向而言，“五七”干校的出现使得牛棚时期被一再强化的罪恶意识暂时搁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澎湃的乐感意识。它成为一种主导性倾向，沸腾了知识分子们被罪恶侵泡太久的心灵，并蛊惑着他们斗志昂扬地行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这种乐感意识的来源既与知识分子自身命运好转有关，也脱不开他们对民族国家的信心与期待。臧克家在《高歌忆向阳》中这样追述自己刚刚下放“五七”干校的新鲜体验及高亢感知：

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我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了湖北咸宁干校。这个日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輥？輲？訛2

同志们床连床的顶着头睡，肩并肩的一同劳动，心连心的彼此关怀。一切等级、职位的观念，统统没有了，大家共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五七战士。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在都会里，睡软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胃口也开了，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心，像干枯的土地得到了及时的雨水一样滋润。？輥？輳？訛2

应该说，臧克家在《高歌忆向阳》中所描述的这种成为“五七战士”后如获新生的激动状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以前/现在，都市/乡村，小我/大我这样三组对照中，“五七”战士之于“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全新的身份体验。它破除了知识分子相对狭窄的“小天地”，摧毁了所谓的“等级”、“职位”等社会观念。高度集体化的劳动手段、生活方式及思想面貌也一点点蚕食着“小我”的个人生活圈子，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生命个体减少了沦为众矢之的风险。此外，从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来说，乐感意识的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并巩固着了“五七”战士的历史主人翁意识。当重新被推到历史创造的主体舞台时，知识分子们不自觉地产生了一定的精神眩晕与心理迷惑。他们都怀着造就历史的主体激情既打量着时代，也重塑着自己。

不过“文革”历史的吊诡在于时代语境的翻转将直接导致标签意义的彻底失效。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控诉“文革”成为时代主潮。作为身份标签的“牛鬼蛇神”转瞬间成为苦难、正义的化身，而罪恶意识则被幸存者的荣耀意识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作为革命指认的“五七”战士被视作思想改造运动的应声虫，而乐感意识则堪称知识分子品性遭遇时代炮烙的耻辱标志。陈白尘在《忆茅舍》一文中曾写道：“如今凡是经过十年动乱的人，一提起‘牛棚，却又津津乐道，可见苦难在回忆中也可以成为美谈的。”②31这里涉及个体记忆的筛选机制。不过，任何将苦难视为荣耀，把耻辱当成光荣的自我怜悯与自我歌颂都丝毫无助于对“文革”历史的深入反思。朱学勤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中指出，“在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輥？輴？訛笼统说来，控诉无疑是向外的，而忏悔则是向内的；控诉将批判的投枪掷向他人，而忏悔则是将解剖的笔锋划向自己；控诉的背后潜伏着叙述者“灾难受害者”的角色设定，而忏悔的深处却浮现出叙述者“灾难在场者”的道德承担……只知“控诉”而疏于“忏悔”的叙述模式并不利于历史反思的深度展开。

尽管，“五七”干校是围绕剥夺知识分子独立性而设计，然而，九一三政治激变暗中点燃了怀疑的火种，并对干校后期的实际生态产生了直接影响。干校后期，大多数审查过关的知识分子返回城市及工作单位，尚未回城的知识分子则以读书、写作、思考等方式填充漫长且无聊的等待时光。在制度日渐松垮、人心日渐散涣的干校里，读书、思考、写作等个体生活方式开始慢慢恢复。如顾准、张光年集中研读马列著作，并重新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及革命问题；牛汉一面痛心着囚禁中的华南虎“屈辱的心灵在抽搐”，一面期待着有一个“不羁的灵魂”凭借生命强力冲破牢笼（《华南虎》）；在半幽禁的“牛棚”岁月里，陈白尘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便偷偷地坐起，用着只有他自己能够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记录下那个‘伟大的时代”？輥？輵？訛；甚至连一向充满政治热情的郭小川也不免对自己竭力讴歌的时代充满了困惑与疑问：“团泊洼，团泊洼，你果真是静静的吗？”（《团泊洼的秋天》）……对于曾坚定不移追随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疑问和困惑正是思想觉醒和思考独立的开始。沾满血泪的历史苦难，有的在释怀或粉饰中掩盖了人性的撕裂，有的则在怀疑和追问中唤醒了人性的复归。过多的眼泪会在释怀中将屈辱湮没，而唯有滴着血的伤口才是探究悲剧根源的催化剂。只有当社会创伤经由记忆修复上升为文化创伤时，才更容易切近历史苦难的意义内核。

注释

① 陈白尘.牛棚日记：1966-1972[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② 陈白尘.云梦断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③ 南帆.民间的意义[J].文艺争鸣，1999（2）.

④ 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上册）[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65.

⑤ 杨绛.杨绛文集·散文卷（上）[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7-18.

⑥ 韦君宜.洗礼[J].当代，1982（1）.

⑦ 冰心.我自己走过的路[M].王炳根，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00.

⑧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身份”既是给予的，也是想象与冀望的结果.对“五七”战士这一身份指认而言，它所应持有的行为样态、思想模式等无疑都离不开“五七”干校这一权力等级的层层规约与精心设计.

⑨ 张光年.重访向阳湖——〈江汉日记〉之三[A]//见《向阳日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310.

⑩ 《北京文艺》1976年第12期，较之《郭小川全集》所收版本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