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婵

摘 要：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在《大都会》中刻画的纽约与社会学领域中的“世界城”（global city）有着诸多跨学科的交集。世界城的理论内涵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三层面，而小说中德里罗呈现的虚构纽约与真实世界城之间既有契合又有背离。德里罗笔下的世界城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符合社会学视域下世界城的主要特征，但通过中心人物埃里克与边缘人物本诺身份的二元性，德里罗巧妙地颠覆主流话语的主导地位，象征性地重构世界城的中心与边缘，为理解全球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视角。

关键词：《大都会》 全球化 世界城 身份

一、世界城（global city）探源

根据罗兰罗伯逊等（Robertson & Scholte，2007：497）的观点，歌德于1787年曾使用Weltstadt一词形容因文化繁荣而闻名世界的两大城市：罗马和巴黎。20世纪后半期，在Peter Hall和David Heenan的倡导下，global city这一概念流传开来。而1991年Saskia Sassen的 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一书出版为世界城研究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该书不仅开创性地对世界城（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例）展开了详尽的社会学分析，而且为后续研究开了先河：David Clark于1996年出版Urban World/Global City，Janet Abu-Lughod于1999年出版New York，Chicago， Los Angeles：America′s Global Cities等等。

起初，Sassen（1991：3-4）关注到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一种新型城市的产生——世界城。经调查发现，世界城孕育于全球体系内，且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它们是全球经济体系高度集中化的控制中心；其二，世界城是金融和服务业的主要集中地；其三，世界城也是工业领域的主要创新地；最后，世界城亦是创新和商品的中心市场。Sassen提到了在世界城产生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国际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家间的现金流通，电信及信息科技的发展打破了空间界限使得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上述既为世界城产生的原因，也是其产生后造成的经济结果。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城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在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 Tokyo一书第三部分，Sassen （1991：245-319）指出，虽然全球化的经济体系能提供更多工作和受教育機会，也能提高生活水平，减少不平等，然而，其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无家可归人数上升，非正式的廉价劳动力增多，房租上涨，血汗工厂大量存在。文化层面而言，Sassen和Clark都关注到随着国际精英的崛起，新的价值体系形成了：更高的消费能力带来的是对日常生活的更高要求。衣食住行，追求精致与专属定制，远高于平常标准。而且，增加了对艺术品的投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市场的繁荣。Clark（1996：139）则注意到了处于世界城边缘，生活方式与国际精英截然相反的一个群体：通常情况下他们是移民或者少数族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受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只能从事廉价的临时工。世界城社会、文化的二元对立，实则为全球化现象对世界各国影响的缩影。当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就业机会大力颂扬时，另一些学者却严厉批判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工业污染，贫富差距激化问题。全球化话语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性和复杂性或许能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发展而有所缓解，甚至彻底消除。

二、纽约：透过精英的视角看世界城

虽然国内学者如金莉等（2015：95）认为德里罗的创作焦点是当代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但国外批评家如Douglas Keesey（1993：116-117）则注意到德里罗作品中的全球化视角。《大都会》（Cosmopolis）将故事设定于纽约这一全球化中心城市，则是从文学角度对全球化现象的深入思考。

德里罗在小说开篇交代故事发生于2000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始于埃里克半夜失眠，主要由他从曼哈顿东部到西部哈德逊河附近十一大道的旅程构成。整个旅程途经的地点勾勒出一幅精准的曼哈顿区地图，德里罗不仅提及了十三条主干道，而且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地标性建筑和极具特色的城市景观。第一大道上停满了白色超长豪华轿车，操着多种口音的司机们等待着车的主人：投资银行经纪人、土地开发商，风险投资家等。这几类职业人士，无论是在世界城形成时期，还是在世界城形成以后，均掌握着世界的经济命脉及发展方向。坐拥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购买与身份相称的超长豪华轿车，豪华轿车的所有权进一步应证了金融、信息科技行业及相关行业高层管理人员在世界城中的重要地位，埃里克恰好是其中代表。

埃里克是掌管着实力雄厚的派克资本集团的亿万富翁。在国际经济体系内，跨国商业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外汇交易，外汇交易师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买卖。除了鲜明的职业特征，埃里克在世界城中的生活方式也值得关注。他的顶层公寓坐落于第一大道，毗邻联合国总部，可俯瞰纽约全景。公寓内共有四十八间房，配备了一个奢华至极的泳池，一个私人健身房。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那量身定制的白色超长豪华轿车，拥有这样一辆轿车，就代表着他在世界城中至高的地位。车内装了电子显示屏，可即时显示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动，埃里克可在车内移动办公。他的下属是一群高效且受过优良训练的专职人员，工作会议皆在车内进行。这样的生活方式，如Sassen （1991：335） 所言，“不能简单地用富裕来形容，而是更关注个人风格的培养，从而建立自己的身份，与他人区分开来。” Sassen认为拥有这类价值观的人群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上层人士，而是世界城催生的一个新兴阶层。Clark提出的“国际精英”概念用来定义埃里克的身份再恰当不过。

这一天由于总统在曼哈顿而实行严格的城市交通管制，埃里克的出行自然百般波折，但德里罗恰好借此为读者提供一个近距离、深度观察世界城的机会。在47街街角一家拥挤的咖啡馆里，埃里克听到了法语和索马里语，看到了穿着象牙色袍子的黑人女性走向联合国秘书处、以法文命名的公寓楼、推着婴儿车的爱尔兰保姆。这一幕动静结合的虚构场景，透露出纽约浓厚的全球化都市气息，不同语言、文化、肤色、民族无缝融合。世界凝聚于一座城中，这便是全球化最直观、最直接的写照。轿车行经第六大道时，埃里克往南一瞥恰好看到了时代广场和纳斯达克股票交易中心。时代广场是全球商业的标杆，纳斯达克股票交易中心是金融市场电子化、全球化的先驱。两处看似不经意、着墨不多的描写，实则为纽约市最具辨识度的建筑，同时触及了Sassen笔下世界城最核心的特质：商业和金融是世界城发展的两大引擎。

轿车缓慢西行，却是另一番景象。第十大道上，人迹罕见，两辆蒙着破旧油布的汽车停在人行道上。穿过十一大道后，是最后一个临近哈德逊河的街区——“地獄厨房”，没有居民，也没有人行道，只有破败的修车铺，废弃的居民楼。至此，城西的残破、凄凉与城东的繁华喧嚣之间的冲突跃然纸上。这是世界城内部结构二元性的一个表现。世界城是双城，中心就是发达繁华的城东，边缘就是萧条的城西。放眼全球，世界城的结构象征着全球化体系的组织结构：东边的繁荣就如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获益的发达国家，西边则符合被全球化经济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征。世界城本质上的复杂性通过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得到充分体现，而这也是全球化体系内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三、中心与边缘：身份的颠覆及结构的重建

无论是职业、社会地位还是生活方式，埃里克皆属于Sassen和Clark等人笔下对世界城中心人物——国际精英的分类。然而，埃里克并未得到德里罗的认可和同情。即使富可敌国，他仍饱受失眠之苦，小说开端已交代这周埃里克已经是第五个晚上没有睡过觉了。至于其中原因，Jerry A.Varsava，Randy Laist，Alison Shonkwiler等人提供了一些合理的解释。Jerry A.Varsava（2005：78-107）提出了埃里克的心理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Randy Laist（2010：257-275）从后人文角度解读了埃里克的自杀心理和机器带给他的自我毁灭。Alison Shonkwiler（2010：246-282）选取了与Laist相近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将埃里克人性后人文化的过程。无论是社会经济现实的影响，还是技术的作用，均离不开全球化的大背景。换言之，埃里克的身份困扰与全球化发展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将埃里克身份困扰及其引发的穿城之旅看作小说的明线，那么本诺的复仇过程可看成是推动小说发展的一条暗线。计划复仇、实施复仇以及小说结尾本诺复仇成功的事实贯穿着小说四个章节以及两部分独立的自述。遗憾的是，国内外鲜有研究关注过小说中边缘人物本诺的作用与意义。John Updike（2003：103）虽简单提到德里罗在《大都会》中表达了对穷人的同情，但德里罗作为耶路撒冷人文奖的获得者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同情上。通过世界城社会结构的中心与边缘二元性及埃里克与本诺身份的二元性，德里罗颠覆了中心占主导的话语结构，赋予了边缘人物更丰富的主体性和话语权，从而呈现了世界城的内在复杂性。

从表面看，本诺的边缘身份不言而喻。从本诺的自述中，我们知道他原本在一所社区大学任计算机教授，怀抱发财梦加入了派克资本集团。由于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节奏，被迫离开公司。无家可归，藏身于地狱厨房附近一栋废弃的居民楼。曾经的身份、目前的身份和处境，本诺遭遇的一切与埃里克的经历形成巨大反差。在全球化浪潮中，埃里克发家致富，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而本诺却不断地被边缘化，最终一无所有。若排除所有形式上的差异，埃里克与本诺之间存在一个隐藏的相同点：同一社会大环境引发了不同的身份思考。埃里克的思索历程虽是小说的主线，却遇到了多重障碍。本诺的身份探索是暗线，但比埃里克的更有力，他的思考轨迹以自述形式清晰地呈现。

本诺反复强调内心奔涌着的写作愿望，仿佛写作是唯一的救赎和出路。然而，写作到底能带给他什么呢？ “我计划通过我写的这些文字将我的生活公之于众。这将是一部精神自传，有数千页之多”（韩忠华，2014：127），“无论撰写上万页的东西需要多少年，我想我都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写。这样一来，你就会对醒着和沉睡着的文学生命有所记录”（韩忠华，2014：54），“我每一天都生活在耻辱之中，每一个明天比每一个今天更耻辱。但是，我愿将余生都用来写这些笔记，这本日记。通过记录我的思考和行为，找寻到事物深层次的尊严和价值”。（DeLillo， 2003：152）写作是本诺认为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是他确认身份的唯一方式。面对身份危机，埃里克的选择和结局体现了中心人物的悲剧性。他明知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依旧一意孤行，不听从安全主管的建议，执意出行，认为安全主管成为了他前行的阻碍之后将其杀害。同事多次劝阻不应再大力买入日元，埃里克仍然偏执地将自己的身家以及妻子的全部财产买进大量日元，不仅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场混乱，而且丢失了所有财产。边缘人物通过不断书写保持清醒，也保持了一部分自我。

德里罗对本诺自述的位置安排可谓匠心独运。小说前后共两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两章组成，每章的叙述皆出自埃里克的视角，每两章之中夹着一个特殊的部分：本诺莱文的自述。就篇幅而言，本诺的自述远不及埃里克的叙述，但其作用不可小觑。本诺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一章，在第五大道一个自动取款机旁。埃里克觉得衣衫褴褛的本诺似曾相识，但未在意。数行之后，埃里克的第一章叙述突然暂停，随之而来的是本诺自述的第一部分——夜晚。第二章是小说的高潮部分：时代广场上一场激烈的反全球化游行。来自四十个国家的游行者暴力袭击了埃里克的轿车，这是游行者公然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财富与权力主导方。此前本诺的自白揭露了他的凄惨境况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公司认为本诺行为过激且脑子不好使是他心理不正常的表现，为此将他降职。本诺终于明白自己只是公司里一个无关紧要的技术人员，是再普通不过的劳动力。最后，在不提前告知，也不提供补偿金的情况下，本诺被赶出了公司。派克资本集团是全球化的代言人，本诺的经历象征着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惨痛遭遇，这就是游行者们抵制和反抗全球化的真正原因。本诺的自述先于游行出现，起过渡、承接作用，为随后发生的游行活动提供了一定的铺垫。

本诺的第二部分自述——白天出现在小说的结局之前，其作用与第一部分自述相似，又略微不同。小说结局位于第四章——埃里克命丧本诺之手，德里罗将本诺的自述置于第三和第四章之间，既为即将到来的结局铺设了前景，也为本诺与埃里克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提供了预设。在白天的自述中，本诺提到了谋杀埃里克的冲动“我使命的核心是要么追踪并杀了他，要么不杀他就长期写作”（DeLillo， 2003：149）， “但是，杀人？这可是新生活的希望。最终，我还是决定行动。杀他这一暴力行为既能改写之前的历史，又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DeLillo， 2003：154）这几句为埃里克最终被杀一事设置了足够的铺垫。第二部分自述中，本诺交代了他加入派克资本集团的背景：“想着发财，我辞了教职，在当时的社会大潮中，这是正确的选择。”（DeLillo， 2003：153）在本诺被解雇之前，他“在五家主要银行都开了小额账户”，而失业后他只在一家小银行保留了账户，因为几乎没有存款了。（DeLillo，2003：149-151）本诺遭遇的罪魁祸首就是埃里克及他象征的全球化，有了如此充分的铺设，第四章中本诺叩问埃里克的罪责就不至于突兀。“你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你死的原因……你所犯的罪是成立的，因为你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你必须为你的思想和行为而死。为你的公寓和你的消费而死。为你每天的体检而死。单就这一点也够了。每天的体检。为你所拥有的，也为你失去的而死。你失去它们的罪过并不比你赚取它们的罪恶轻。为你的豪华轿车污染了孟加拉人们的空气而死。单就这一点也够了。”（DeLillo， 2003：202）此次交锋中，本诺直击埃里克的罪责，将世界城中边缘人物与主导人物的冲突推向了制高点，而这一切冲突又是全球化进程中主导方与非主导方之间矛盾的真实再现。

四、结语

Suman Gupta （2009：11）在Globalization and Literature的开篇中写到：“全球化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说它塑造着当前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而文学和文学研究必定会呈现、反映或构建这一塑造过程。”德里罗用真实的笔调描绘了一座栩栩如生的世界城，无论是环境描写，还是人物塑造，都能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城理论中找到对应。表面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却蕴含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然而，社会学研究只能从一切客观现实出发，并不能超越现实，文学并非如此。它的虚构性中蕴含了无限可能，这意味着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德里罗从文学的视角赋予了世界城一个不同的面貌和一種新的可能：世界城社会结构固有的二元性体现了德里罗对现实的尊重，而小说人物埃里克与本诺的身份和命运的二元性则超越了社会学的现实，进而创造性地颠覆了中心与边缘的权力结构，重构了世界城。

参考文献

[1] Clark，David.Urban World/ Global City[M].New York：Routledge，1996.

[2] DeLillo，Don.Cosmopolis [M].New York：Scribner，2003.

[3] Gupta，Suman.Globalization and Literature[M].Malden：

Polity Press，2009.

[4] Keesey，Douglas.Don DeLillo[M].New York：Twayne Publish-

ers，1993：116-117.

[5] Laist，Randy.The Concept of Disappearance in Don DeLillos Cosmopolis[J].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0，51（3）：257-275.

[6] Robertson，Roland and Jan Aart Scholte.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Vol.2[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497.

[7] Said，Edward W.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 1978.

[8] Sassen，Saskia.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9] Shonkwiler，Alison.Don DeLillos Financial Sublime[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10，51（2）：246-282.

[10] Updike，John.One-Way Street. Review of Cosmopolis[J].The New Yorker，2003，31 March：101-103.

[11] Varsava，Jerry A.The‘Saturated Self：Don DeLillo on the Problem of Rogue Capitalism[J].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05，46（1）：78-107.

[12] 唐德里罗.《大都会》[M].韩忠华，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13] 金莉，王炎.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美国卷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