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敏

摘 要：迟子建对生态的关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对大自然倾心的书写阶段，到对现代化进程持怀疑态度的觉醒阶段，再到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批判的自觉生态书写阶段。《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生态书写的重要文本，她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精神文化状态三个方面入手，表达了她对现代化负面性的反思。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生态书写 现代化反思

《额尔古纳河右岸》出版于2005年，于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其颁奖词为：“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表彰。”[1]

《额尔古纳河右岸》全景式地展现了鄂温克族原始的生活，他们靠打猎、放牧与充满神性的自然和谐相处，整部作品充满着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鄂温克族在大自然的庇护下生生不息，但随着现代文明和汉族开始进入这片原始土地，森林遭到破坏，动物渐渐灭绝，生活在森林里的鄂温克族后代也渐渐失去本心，被外界物化，鄂温克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维系自我的精神信仰。迟子建在小说中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身状态的和谐景观全部呈现出来，通过四个篇章——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来表达自己对鄂温克族原始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代化进程对生态文明破坏的惋惜之情。

一、充满神性的人与自然

王諾在《欧美生态文学》中提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2]自然和人是整个生物系统中最重要的两端，但是现代人往往会忽视自然的作用，以至于自然慢慢遭到破坏，森林树木被房屋建筑取代，鸟语花香被嘈杂喧嚣取代。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跋中写道：“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了衰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3]人们对大自然的掠夺，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此，作家的担忧之情溢于言表：“我十分恐惧那些我熟悉的景色。那些森林、原野、河流、野花、松鼠、小鸟，会有一天远远脱离我的记忆，而真的成为我身后的背景，成为死灭的图案，成为没有声音的语言。”[4]从总体上看，《北极村童话》是迟子建对大自然倾心的书写阶段，她开始看到大自然的神秘，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始风景》则是对现代化进程持怀疑态度的觉醒阶段，她开始忧心她熟悉的景色终有一天会消失；而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开始，迟子建进入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批判的自觉生态书写阶段，迟子建从鄂温克族的历史与现实的变化对比中，一方面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另一方面也向读者展示了这一和谐图景逐渐消失的过程。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世代居住在森林里，以放牧和狩猎为生，住在希楞柱里随着季节而沿着额尔古纳河迁徙，通过商人“安达”用兽皮和鹿茸交换粮食、子弹、食盐与酒，同时也通过“安达”维系与外界的联系。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自然和人都充满着神性。他们所居住的森林里有自己信仰的神灵，他们将之统称为玛鲁神。大人们每次出猎前都要在神像前磕头，每次打到熊或堪达罕都要在萨满的希楞柱前搭一个三角棚举行祭祀玛鲁神的活动，并将猎物的心血涂抹神灵的嘴。玛鲁神与他们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信奉山神和火神。相信是山神赐予了他们猎物，猎人行猎时，看见刻有“白那查”山神的树，他们都要敬奉烟酒，卸弹磕头。获得猎物之后还要给神像涂上猎物的血和油。他们信奉火神，每次在猎杀动物之后，都会先用动物的肉先敬火神，然后才开始烤猎物，平常也会淋一些动物的油到火上，从不向火里面扔不干净的东西。搬迁的时候，无论搬到什么地方都要将火种埋在厚灰的桦皮桶里，由驯鹿驮载着带走。玛鲁王在前，驮载火种的驯鹿居中，背负家当的驯鹿群在后，他们相信无论去哪儿，有火种就有光明和温暖。

鄂温克族居住在森林里，靠大自然养育，他们尊重和敬畏自然，从不伤及森林。火塘里燃烧的不是砍伐的树木而是“风倒木”，就连金得上吊自杀，因为不想害一棵生机勃勃的树而选了一棵风干的松树。他们养的驯鹿对自然也很爱惜，吃草的时候是轻啃着青草，吃桦树柳树的叶子，轻啃几口就离开。他们实行风葬，认为不用抬头就能看到星星月亮，相信人的灵魂会在大自然中得到安息，得到自由。他们把死去的孩子装在白布口袋中，放在向阳的山坡上，因为那里是春天最先发芽的地方，是生命最先生长的地方。

在鄂温克族的世界里，人与自然相互依赖，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他们不断随着青草数量、灰鼠数量、季节天气而迁移，在大自然的庇护下得以生生不息。当然，大自然也有其野蛮之处，瘟疫、白灾、黄病时有发生，在这种纯自然的环境中，他们通过萨满跳神、祈祷，与外部落隔离来度过他们的灾难。大自然给予他们生存的食物，也会夺取他们的生命，比如死于雷电的林克，死于雪灾的列娜和拉吉达。他们与自然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他们猎取动物，也会被动物报复，比如死于熊的瓦罗加，死于狼口的老达西，这都是自然的生存法则。每个鄂温克族的人都承受着自然给予的福利和灾难，他们坚韧顽强，喜悦感恩地与自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迟子建对自然有着特殊的爱，所以当她发现自己熟悉的景色即将消失的时候，她忧心忡忡。为此，她在鄂温克族充满神性与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中，寄托自己的生态理想，为被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现代人提供一个心灵休憩的港湾。

二、充满关爱的社会关系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跋中，迟子建提到自己写这部小说的缘由：“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3]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曾经相亲相爱的氏族群体，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渐渐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更可怕的是年轻一代开始失去自我，失去本心。在迟子建看来，现代化的冲击不仅仅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关系的瓦解。

在大自然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鄂温克族，人与人的相处是最自然的状态，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在氏族整体还是个体身上，都洋溢着一种健康充满人性的力量。部落成员分工明确，女人们在家熏肉干，熟皮子，挤驯鹿奶，做桦皮娄和桦皮船，缝制皮靴子和手套，烙格列巴饼等，男人们狩猎，放养驯鹿，部落的决策交给酋长，祭祀等活动交给萨满，他们互相携持着共同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在每个获取猎物、有客人来到、有值得庆贺的事情的夜晚，他们都会在额尔古纳河上燃起篝火，喝酒吃肉，手拉着手跳起 “斡日切” 舞，直到篝火和星星都暗淡下去。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热情和激情，将一切艰难险阻都融化在舞蹈和篝火里的民族。

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氏族之间还是各氏族内部成员之间，都充满着关爱和温暖。只要别的氏族的人来求助，萨满都会带上自己的神衣、神帽、神鼓、神裙，毫不犹豫地去帮别人跳神以祛除灾难，别的氏族也会因为感恩而回报几头驯鹿。每个乌力楞在山中都建有“靠老宝”也就是仓库，用来存放闲置的东西以及食物。“靠老宝”从来不上锁，方便需要的人随时取用，即使不是本氏族的，或者不把东西还回来都没有关系。不只是不上锁的 “靠老宝”，无论是谁出门在外遇到任何困难，鄂伦春族的人们都会慷慨地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氏族之间的成员也互帮互助，互相关爱，孩子们都是一块长大，不分彼此。在分配猎物的时候，因为达西眼睛不好而将肝分给达西；在捕猎少、粮食短缺的时候，将肉和粮食留给孕妇；在日本人的营地集训时，坤德被打，伊万为救坤德而受尽皮肉之苦；每次失去一个成员，全氏族的人都会沉浸在悲伤中，安慰彼此。夫妻之间更是遵循着大自然的召唤，享受着自由的性和爱，没有争吵，互相照顾。马粪包曾是瓦加罗氏族上的一团乌云，但是在大家的关爱和包容下，马粪包痛改前非，重拾爱意，和他一直侮辱的拉吉米成了朋友，最终融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

鄂温克族也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心的民族，他们包容和原谅一切过失，比如和整个氏族格格不入喜欢招惹是非的马粪包，在被熊骨卡住咽喉的时候，人们马上给他灌熊油拍背，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面对因饥饿吃驯鹿过量而倒下的的汉族少年，妮浩为了救他在跳神中又一次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们原谅了三个因饥饿偷驯鹿的汉人，当汉人离开的时候，失去孩子而悲伤不已的鲁尼还送给了他们一些肉干。面对被俘虏的日本人，他们不仅没有加以伤害，还邀请日本人吃最先烤熟的野猪肉，以至于凶残的日本兵的脸上滚下了感动的泪水。总之，鄂伦春族的人们怀着一颗包容的心，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抛弃前嫌，毫不犹豫地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去温暖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

这是一个荣辱与共，共历艰难的氏族，他们互帮互助，每个人都关爱着别人，互相温暖着彼此。他们是一股扭结的麻绳，团结在一起，为了氏族的平安、繁荣、生生不息而努力着。作家对鄂温克族人性美、自然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歌颂，所传达出的是作家内心深处对和谐社会关系的向往。

三、充满奉献的自我精神

从生态批判理论看来： “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因而，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 [5] 鄂温克族除了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与人、与社会保持着友爱的关系之外，他们的还充满着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拉吉达刚任新族长、实行小家庭制时，依芙琳反对并且老是挑剔他，不是说分配给他家的肉量少就是说肉里的骨头太多，最后发现拉吉达留给自己的都是最次的肉。拉吉达将最差的留给自己，是一个族长的使命使然，更是他的奉献精神所决定的。依芙琳因为爱而受苦，所以不希望她的儿子金得也为爱受苦，她帮金得娶了一位歪嘴巴的姑娘杰芙琳娜，最终让金得绝望吊死在松树上，杰芙琳娜一瞬间变成寡妇，当她一心寻死的时候，达西跪下来说“你嫁给我吧，我娶你，我不会让你往火堆里跳的”。达西说：“金得不要她了，可她嫁到我们这里了，是我们的人了。她成了寡妇，又是个歪嘴，我要是不娶她，她跟谁呢？我不愿意看到她的泪水，她太可怜了” [3]。达西因为怜惜一夜间成为寡妇的杰芙琳娜，愿意搭上自己婚姻。在他身上，人性的善良和自我牺牲精神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个类似的人物是安道尔，安道尔是个温厚，有点痴的孩子，因为不得已，娶了品性极差的瓦霞，瓦霞是个泼辣的狠角色，常常辱骂安道尔，也不尊重长辈，安道尔很讨厌她，但是当“我”想为他解除婚姻的时候，安道尔一口否决了，因为：“瓦霞高兴了就要挠人，她还爱撒谎，我把她放走了，她又会去害别的男人！就像一条狼，我知道它吃人，还要放走它，我就是有罪的！我要留着她，看着她，不让她吃人！” [3]安道尔是个心地善良有大爱的人，为了不让瓦霞去害别人，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鄂温克族的人普遍善良，宽厚，具有奉献精神，其中把奉献精神做到极致的是萨满妮浩，妮浩明明知道每救一个人她都会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但是她每次还是毫不犹豫地去救别人，包括充满恶意的马粪包，偷驯鹿的少年。当“我”劝她为自己的孩子考虑时，她说别人的孩子还有救的时候，她怎么能不救呢。每次救完别人的孩子，她就要流着泪，忍者锥心的痛将自己的孩子装进白布袋，以至于后来妮浩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终日揣着避孕的麝香，妮浩为了别人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奉献了自己的幸福。

鄂温克族人由于和自然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自然的，他们的品性也是自然的，他们善良、宽厚、待人真诚，具有奉献精神，从不斤斤计较，这是他们独特的精神品格。迟子建用这些特质来阐释自己的生态理想，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人的精神状态健康自然。

这种自然的生存状态随之发生了改变。从1957年林业工人进山，到乌启罗夫木刻楞房屋，到激流乡着政府，再到布苏。居住在森林里的鄂温克族一步步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他们满怀着哀伤地看着森林消失、动物消失、河流消失。“我”见证了鄂温克族从一个繁荣氏族到渐渐衰落的过程，那些美好的森林、动物以及那些自由快乐的日子都随着伐木工人的进山而变成了过去。那些具有宽厚、奉献、善良品格的鄂温克族精神品格也随着下山而渐渐消失了。第四代的索玛与人滥交，嫁不出去，第五代的沙合力犯法砍伐被关进监狱。因为大自然的消失，人们陆续无奈地下山，只有“我”和安草儿留在了森林里，试图为鄂温克留下最后的火种，留住那些美好的记忆。

迟子建就是那个“我”，她希望在现代化的浪潮下，留住自然中美好的东西。她通过对鄂温克族充满神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关爱的社会关系、充满奉献的自我精神的书写，表现了她对生态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与向往，在“人类越来越远离自然和接近兽性，甚至连正視自己的机会也越来越少”[6]的危机下，迟子建生态书写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引发读者对生态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对现代化的负面性有更多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封底.

[2]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3]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33，199，263，266.

[4] 迟子建.原始风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6.

[5]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

[6] 迟子建.北方的盐[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