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60后”，我的童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处于“文化沙漠”状态，要找本完整的经典名著来读都是非常困难的。我的大哥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在那个生活十分贫困的年代，他却特别喜欢看书，可以说把村里能找到的书都尽可能地找来读遍了。

看着大哥吃饭时也读，睡觉前也读，年幼的我对书本也产生了兴趣。当我读了几年小学，认得了几个字，只要大哥外出干农活，我就偷偷地将他读的书拿来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长白山的故事》《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红日》……全是那时候接触的。真是物以稀为贵，对这些书，我简直一见钟情，一捧起来就放不下。有好些时候，一捧就是大半天，以致用眼过度，晚上看路灯都是花蒙蒙的。

感谢那段时间的课外阅读，我的语文“童子功”就是那样不知不觉地练起来的。到大学读中文系后，见到全是繁体字印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古代汉语》，我一点不怵，这应该归功于孩童时代囫囵吞枣了几本竖排印刷的古代文学名著。

因为一开始就接触了比较多的古典文学作品，这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阅读兴趣选择——現在的我对中国古典文化情有独钟。外出讲学，我总喜欢称自己是一位“骸骨的迷恋者”，实际上也不无对自己年轻时攒下一点“国学”功底的自喜。参加东阳市诗词楹联协会以后，诗友们夸我写古典诗词上路快、势头猛，我想这与我多年来重视古诗文的阅读与积累大有关联。

在中小学阶段，我一直是语文老师的宠儿。但在我的语文学习之路上，对我引领启发作用最大的，是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许岳忠。许老师对中国古典文化也有“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他亲自用铁笔、蜡纸刻写，然后油印出来分发给每个学生的《〈论语〉名句讲义》，我一直视为珍宝。许老师教给我的语文学习习惯，让我终生受用无穷。以前的课外阅读，拿到一本书，我就像饿汉扑到面包上，大口咀嚼，胡乱吞咽，是许老师第一次让我知道，读了之后，还要做读书笔记。许老师不但将自己的藏书大量地借给学生读，还慷慨地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借给学生观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许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我疯狂地迷恋上了读书摘记。无论到哪里，兜里都揣着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有了手机后，改为手机记录），看到或听到好的词句，马上掏笔记下来，这成了我的“积习”。郑板桥说“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咬定”两字用得真好。现在我读的书并不是很多，但喜欢“咬定”，喜欢精读细嚼。慢工出细活，倒是真的读到一点是一点。

如果是从图书馆或别人那里借来的书，我习惯一口气先读完，然后再重新翻检一遍，将值得积累的词句、语段摘录下来，并不断回看识记。我高中和大学时流行使用红蓝铅笔，在摘记本上，第一遍我用红笔将最重要的地方圈点批注出来，认真去读去记，过了几天，又用蓝笔圈圈画画。现在不少同学也做摘记，但那是为了交作业做给老师看的，不是做给自己看的。这种摘记，流于形式，做得再多也没用。语文学习特别讲求积累、内化，只有发自内心地喜欢读喜欢记，才会发生效力。

如果是自己买的书，那我真是做到了古人说的“不动笔墨不读书”。我最初的两本个人藏书，都是高中时买的。一本是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另一本是蒋星煜先生的《历史故事新编》。那真是两本被我爱极翻烂的书，红蓝两色，书上密密麻麻全是我的印记。时隔四十年，这两本书依然被我珍藏着。

现在有的同学读书有“洁癖”，出于对书的爱惜，不忍在上面动笔墨批注。如果只想当一个“小资型”的文艺青年，这样做也未尝不可;如果想当一个学者专家，年少时非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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