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佳琦 赵海萍

【摘 要】《爱玛》是简·奥斯汀在文学上达到新高度的作品。小说中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绘了19世纪英国祥和浪漫的小城镇生活。在简·奥斯汀的笔下，男女情爱始终是其作品的核心，在《爱玛》中也是如此，并且结局温馨美好，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然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下弥漫着现实主义的气息。在小说中，奥斯汀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客观描述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本文将从阶级意识、婚恋观、女性的角色地位等方面探讨《爱玛》中的现实主义因素。

【关键词】奥斯汀；现实主义；阶级意识；婚恋观；女性角色地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2-0168-02

简·奥斯汀作为英国最伟大、影响力最广的女作家，其作品不仅语言幽默诙谐、叙述手法独特，其写实的写作风格更为人津津乐道。《爱玛》作为奥斯汀的巅峰之作，也沿袭了写实的风格。在小说中，奥斯汀向读者展现了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中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婚恋观和女性角色地位。

一、阶级意识

在《爱玛》中，阶级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个人。尤其在女主人公爱玛身上得以体现。她不同于奥斯汀其他几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们，通过小说的开头我们可以了解到爱玛·伍德豪斯出生于乡绅家庭，家境较为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其所处的社会阶层自然也要高一些。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等级制度分明的国家，爱玛自然也有着符合她出身的等级意识和观念，即傲慢与偏见。在小说中，她虽然是个阳光热心的女生，愿意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们，但因为其内心根深蒂固的阶级思想，也不可避免沾上了势力、骄傲的毛病。在爱玛讽刺贝茨小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爱玛，是上层阶级对底层人民的轻视、贬低，爱玛成为了阶级观念的载体。她习惯用社会地位、金钱财富来作为判断和衡量人的标杆。在爱玛和哈丽特的交往中，我们也能看到出身上层社会的优越感，使爱玛始终操控着哈丽特的感情行为，而哈丽特也因为爱玛的“权威”而毫无主见地听从她的指示。

关于哈丽特的出身，书中明确提到哈丽特只不过是个私生女，将来可能连生计都有问题。但爱玛自以为是提高了哈丽特的身份阶级，认为她至少也得是一位大家闺秀。而当哈丽特与马丁先生之间产生了些许爱意时，爱玛因听说马丁从奈特利先生那里租了田地，仅凭这点就轻易将马丁视为没有文化粗俗的农夫，认为其地位要低于哈丽特，配不上哈丽特。当然，爱玛也没有想过让哈丽特和上层社会男子结合，只是找了一位在她眼里与哈丽特“门当户对”的埃尔顿先生，至少没有让哈丽特下嫁。所以说，爱玛在和哈丽特相处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哈丽特是不属于上流社会的。由此可见爱玛还是看重人和人之间的等级差异的。

在知道哈丽特心中喜欢的人是奈特利先生时，爱玛简直不敢相信并十分痛苦，一方面她意识到自己对奈特利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哈丽特配不上身份高贵的奈特利先生，并且担心哈丽特和奈特利先生的结合会降低奈特利先生的社会地位。所以，哈丽特最终与马丁结合，虽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同时也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因为她不属于上流社会，以她的身份地位是无法进入上层社会的。这样的选择既真实也充满无奈。

而爱玛则不同，爱玛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无需担心自己的出身会为选择配偶造成阻碍，甚至有父亲撑腰可以选择终生不嫁。爱玛之所以自以为是地认为埃尔顿示爱的对象是哈丽特，这与爱玛的门第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在海伯里，伍德豪斯家也算是中上层家庭了，而埃尔顿不过是一个牧师，在爱玛看来，埃尔顿根本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埃尔顿这种人只配追求有钱绅士的女儿哈丽特，所以爱玛理所当然地把埃尔顿的示爱看成是对哈丽特的。爱玛因为她的傲慢和偏见闹出了很多笑话，而这也真实地向读者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普遍的阶级意识，以及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爱玛和哈丽特出身有着天壤之别，虽然爱玛曾给过哈丽特能够进入上层社会的幻想，最终两人也只能按照其所属的阶级方式生活。虽然她们都有自己的渴望和追求，但是难以摆脱客观环境和社会意识的控制。

二、婚恋观

有人曾经将爱情比喻成一场生意，完美的婚姻不仅仅要有爱情，更重要的是一场门第、财产、容貌的等值交换，其中任何一项的不匹配，就容易导致婚姻的破碎失败。这个说法完美地诠释了19世纪英国主流的婚恋观念。书中，威斯顿先生的第一段婚姻则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社会地位不如爱人丘吉尔小姐高的威斯顿上尉，被丘吉尔小姐的哥哥和嫂子看不起，担心这门亲事会让他们丢脸。虽然丘吉尔小姐不顾门第差异仍然选择了和威斯顿先生结婚，但婚后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门第差异的影响。例如丘吉尔小姐婚后仍然不减用度，导致家里十分穷苦。所以这一段婚姻对于威斯顿先生来说不算令人满意，在女方的身份地位高于男方的情况下，威斯顿先生要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力和屈辱，同时还要承受一定的经济压力。因此，威斯顿先生一定要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后再开始下一段婚姻。书中，威斯顿先生一定要在买了房子后再娶泰勒小姐，这一次，他化被动为主动，也因此这段婚姻带来了更多的快乐。这样的安排，不难看出当时的英国社会，门当户对在婚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门当户对则可能面临更多的艰辛困难。以弗兰克和简为例，简不管从经济实力还是从社会地位来说，都要低于弗兰克，他们的婚姻在当时也一定会被弗兰克的舅舅和舅妈反对，所以只能隐藏到舅舅舅妈去世。而隐藏他们的关系也让弗兰克和简吃尽了苦头，险些分手。爱玛和奈特利的结合，可以说是当时的婚姻范本，两人不仅情投意合，身份地位也是相匹配的，堪称完美。弗兰克和简之所以不能像威斯顿先生和丘吉尔小姐那样不顾反对在一起，是因为丘吉尔小姐本身是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而弗兰克有。基于金钱的重要性，弗兰克无法不顾一切和简公开关系。由此可见，婚姻还是带有一定功利性的。

三、女性的角色地位以及其局限性

19世纪的英国社会仍是一个男权社会，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只不过是个附属品。女性的地位一直低于男性，在社会上也受到诸多制约和不公平待遇。她们从小被教育要具有男性喜欢的优雅知性的特性。文中的对话也折射出整个英国社会的父权文化。例如在爱玛劝慰伍德豪斯先生关于泰勒小姐嫁给威斯顿先生的事情时，她认为像威斯顿先生这样的人足够娶一位优秀的妻子，以及她要给埃尔顿牵红线时说：“我必须处处留心，为他寻觅一个妻子。海伯利的人都不适合他，但是他到这儿一整年了。房间被他设置得非常安逸，如果继续叫他独处下去，也的确太没面子了。”这些带有父权文化色彩的话和《傲慢与偏见》的开篇第一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有共通之处，即女性是男性的陪衬，有钱有地位的男士都应该有位太太，这也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婚姻普遍的价值取向。然而那个年代的英国社会，男性所要选择的妻子也是与他们各方面相配的。以哈丽特为例，她有着美丽的外貌和温柔优雅的性格，虽然受到不少上层社会男士的青睐，但他们还没有天真到娶一位身份不高的女人，显而易见，哈丽特并不是個“够格”的陪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19世纪金钱至上的英国社会，女性的行为、爱情、婚姻还是受到出身的牵连，而社会对女性的苛刻要求也打击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希望。

所以，婚姻成为了女性获得社会地位和金钱的主要途径，是她们改变自身处境的唯一方法。然而这对于中产阶级的女性来说更为纠结，她们既不愿意下嫁，不甘平庸，又难以融入上层社会。年龄大的未婚女子常被看作另类，要么像贝茨小姐那样成为老处女，生活贫困，靠着接济度日；要么成为家庭教师（书中，简因为和弗兰克闹别扭，差点成为了家庭教师）；要么就是结婚。

在小说中，女性通常都是非常美丽或优雅的，然而她们的出身限制了她们的选择。简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物质条件和出身的影响，她作为一位有才华、有能力的女性，最终也只能通过婚姻来获得物质保障。爱玛则幸运许多，爱玛的母亲早年去世，多年来她是家里人的掌上明珠，受到宠爱。没有来自父权文化、道德规范的约束，因而爱玛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赋予了爱玛一定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所以她会在一开始大胆提出不婚论。也难怪当哈丽特听到爱玛的这番言论时会想：“天哪！真是奇怪，一个女人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以当时英国的社会道德标准来看，女人不结婚是不对的，是无法想象的。女人没有婚姻、没有丈夫就会老无所依，失去物质生活的保障。这也意味着，女人想要不依靠婚姻独立自主生活是不现实的。

小说结局也是与实际相符的，即使像爱玛这样拥有财富、无需用婚姻获得物质和地位的女子，最终还是选择遵从社会规范，嫁给了出身上层社会的奈特利先生。虽然最后女孩们都嫁给了心爱之人，拥有美好结局，但这仍体现了女性在选择配偶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女性独立的艰难。

文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在简·奥斯汀的文字下，我们可以感受人物浪漫的爱情故事，同时也能看到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社会风貌。表面上奥斯汀作品讲述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纠葛，实则反映的是女性在追求爱情幸福过程中的困难和勇气。

注释：

①本论文中关于小说内容的引用来自孙致礼翻译的《爱玛》，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②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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