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中国式斗牛因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无论从文化人类学还是民族学角度考察，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探究斗牛文化起源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起源结论的依据大多来自神话和民间故事。如：战国时候的李冰为了治理河水变成斗牛与江神鏖战，据此推断中国的斗牛之举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1]；另外也有传说，有两头牛在田间打架致使庄稼收成倍增。人们为了激励此种行为，就产生了斗牛活动。这些分析都不够科学，为此笔者通过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地考察来探寻中国式斗牛的代表——贵州斗牛，旨在能够更清晰、全面、科学地认识斗牛文化的起源，从而丰富和传承中国式斗牛文化。

1. 从“斗戏文化”谈起

斗戏，又称斗赛游戏，是我国古代游艺竞技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引逗或驱使某些动物相斗而达到娱乐目的的一种游戏形式。其特点是参与游戏活动的主体是动物, 而人只是作为观赏对象参与其中[2]。按照斗的主体不同，斗戏可分为斗虫游戏、斗禽游戏、斗兽游戏等。斗牛就是斗兽游戏中的一类。

根据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的定义来推论，“斗戏文化”即指斗戏活动中所包括的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比如：对于斗牛渊源知识的了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技艺·斗物》记载：“闻斗牛最为奇观，然未之见”；在斗牛相关规定的制定方面，习惯法学专家徐晓光教授在《“圣牯”与“牛籍”——侗族斗牛活动中的仪式与习惯法规则》一文中分析了侗族斗牛习惯法规则, 阐述了习惯法对斗牛活动的强制性效力[3]；斗牛习俗的行为模式上，周妙蓉《“中国式斗牛”的文化人类学阐释》一文将斗牛民俗仪式及行为转变进行了归纳整理，分成四次转变：一是从山神树神崇拜仪式向武将崇拜仪式转变，二是从武将崇拜向农业神崇拜仪式转变，三是农业神崇拜仪式向宗族势力攀比夸耀及娱神转变，四是宗族势力攀比夸耀兼娱神向商业性、娱乐性转变[4]；斗牛观念方面，有学者从道德和心理层面对“斗牛运动”进行批判，认为只有道德和心理上有缺陷的人才会热衷于斗戏之类的运动。而大文豪海明威却是“斗牛运动”狂热的爱好者，在其《老人与海》名著中留有一句名言——生活与斗牛差不多，不是你战胜牛，就是牛挑战死你。文化的众多层面，无一不是从起源而来，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历史是造成现在一切的原因，如果能清楚认识起源问题、了解历史，我们就能更深刻地认识民族自身和更好地规划民族未来的发展。

另外，从判断事物属性看，斗戏文化也可说是体育文化。有学者依据阿基米德哲学的基点“组合产生属性”进行内外组合关系的分类，将斗鸡列为体育项目。斗鸡若归属娱乐体育项目，则斗戏文化中的斗牛也无可厚非地归属于体育文化。其分类依据为：体育项目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的第三层距本质层最远，是外延层。这个层面的体育项目中，器械、动物的介入更为直接，地位更为突出，人的作用只是通过场外的训练来实现其体育的价值。这类体育项目的非理性、竞技结果的不确定性更为突出，更具有观赏性、娱乐性。由此带来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斗戏活动常成为赌博的载体[5]。这在斗牛活动竞赛中可见一斑，在实地走访中发现逢斗牛必赌现象非常普遍。要健康发展斗牛活动，还需借鉴足球博彩和赛马博彩的经验，因势利导，既发挥博彩特点，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2. 再谈贵州斗牛文化起源

贵州斗牛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活动，是苗族和其他民族同胞最喜爱、最隆重的一项娱乐活动之一，尤以“黔东南斗牛”为最。最初苗族人民用各自的牛相斗取乐，后逐渐发展成固定的用来取乐的打斗模式，最后就演变成了现在的"斗牛节"，形成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斗牛文化”。他们以斗牛为媒，在斗牛中娱乐，在斗牛中交往，在斗牛中谈情说爱。那么这种斗牛文化的源头在哪儿？笔者查阅大量的文献后，认为较为可信的说法是“椎牛祭祀说”。

“椎牛”又叫“吃牛”、“还牛愿”，苗语称“neyy siej”或“nangt niex”。张应和在《苗族椎牛的若干特点》中提及：居住在龙里、贵定、黔西的“白苗”和贵阳、平坝的“西苗”，在祭祀、生重病占卜还原、求子得子和庆祝丰收仪式之前，会选择雄健的牛，斗牛于野，所胜之牛定为祭品后椎牛。然而有另一些苗族，像“东苗”“海肥苗”“短裙黑苗”“蔡家苗”“花苗”等，他们的椎牛形式就较为直接，绑牛后用利器杀之，无斗牛开展。该篇文章还提出：苗族椎牛习俗产生有可能兴起于我国的原始社会末期，较汉族和古代其他民族椎牛习俗兴起的时间要早得多。椎牛的意义主要是维系本族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有利于苗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利用椎牛，展开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伟大斗争，推动了苗族历史的前进[6]。同样也有学者如宣炳善在《中国斗牛话今昔》里提出：南方少数民族斗牛极其庄重神秘。苗族斗牛用的是水牛相斗，其相斗过程十分激烈，是苗族规模最大的祭祖活动—“吃牯脏”中的一部分。他还提出苗族斗牛产生于图腾圣餐向椎牛祭祖转化时期，即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之时，斗牛已成为祭祖的内容与手段。但在整个祭祖活动中，与木鼓相比，斗牛的地位就显得次要些，这主要跟牛图腾衰微有关[7]。

牛图腾衰微指什么？宣炳善在此进一步说明：苗族一直以枫树作为全民族的图腾，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栖息在枫树制成的木鼓里，而水牛的地位则要低得多，只是娱神之物。斗牛给祖先看是为了求祖先的庇佑，斗胜的“牛王”将被杀死祭祖神[8]。在西江苗族博物馆的实地调查中，此结论得到佐证：博物馆入口处供奉一个木鼓。博物馆内的宗教厅还展示了在苗族历史中，由枫树诞生蝴蝶妈妈、诞生人类等一系列传说所体现的朴素的唯物史观以及相应的祭树等活动的记录，另一侧的阴者台上则供奉了让人不寒而栗的牛头，见图1、2。

贵州其他民族如侗族、布依族、水族、彝族等也有斗牛，宣炳善在《中国斗牛民俗的分类》指出：“这些皆是纯粹的娱乐活动，产生时间晚，应当是受苗族斗牛的影响，故被划为南方斗牛系统考察[9]”。徐晓光在《“圣牯”与“牛藉”——侗族斗牛活动中的仪式与习惯法规则》中对侗族的斗牛写得更具体，他引用洪迈(宋)在《容斋随笔·渠阳蛮俗》中的记载:侗族地区“各有门款，门款者，犹言伍籍也。借牛(彩)于邻洞者，谓拽门款。”不仅表现那时“歃血为盟”中杀牛饮血，联络邻村，结众合款的情景。而且反映了以牛为图腾的意识之浓厚[10]，由此可推测侗族也有类似苗族椎牛仪式——杀牛盟誓，借此增强本民族凝聚力，维护本民族的团结，牢记约规，捍卫共同利益。以上从侧面也反映了文化的共享属性，正因为共享繁荣，斗牛文化才能在贵州多民族地区发展得红红火火，延续至今。

图1 阴者台(西江苗族博物馆)

图2 木鼓(西江苗族博物馆)

由上可推测，贵州斗牛来自于原始社会晚期，是椎牛祭祀活动中的一项仪式，有些地方是先斗牛后椎牛，有些地方则是直接椎牛。通过祭祀自己的祖先，以表达敬意，祈求平安幸福与来年风调雨顺。后因其祭祀活动过度消耗物产(“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及其聚众闹事(“从前癫苗滋事，皆从此起”)的影响，当朝政府曾予以禁止。但在偏远的山区，这些政令不可能完全得到执行，像清朝爱必达的《黔南识略》所记载的那样——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及壮，即合寨共斗牛于野，胜即为吉，卜日杀之以祭。从以上看出在民间，祭祀活动中的斗牛仍是方兴未艾。这样的祭祖活动六十年一祭，必须杀牛，而其他中祭、小祭则不需杀牛。同时从资料中的调查发现，斗牛与祭祖间隔的时间很长，一般斗牛后一个月才举行大祭。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村里面的牛相约到田间地头的空地开斗。后来逐渐发展到相邻村寨之间斗牛，甚至十里八乡结成斗牛联盟，从而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节日——斗牛节。

3. 然后谈贵州斗牛的同胞兄弟——金华斗牛

宣炳善在《中国斗牛民俗的分类》中将南方斗牛分为苗族和越族斗牛。越族斗牛又叫金华斗牛，是越文化遗留的活化石。苗族斗牛是枫木图腾的祭祖仪式，而金华斗牛则是鸟图腾的祭祖仪式。古越人认为稻谷是麻雀带来的，因此把鸟看成是他们的祖先。越人迁到金华后，在山地环境中形成了斗水牛祭鸟神的传统。中唐时期，画家韩滉到金华当地方官，曾严厉禁止斗牛，但是从其画《集社斗牛图》和其学生戴嵩《斗牛图》中可观斗牛之风仍旧盛行。

到宋代斗牛民俗的主客体被慢慢汉化，再到清末民初，斗牛活动更是盛行。清代曹松叶的《金华斗牛风俗》记下金华各县的斗牛习俗，如斗牛时间和场地、斗牛的喂养、为牛取浑号、迎牛时的装饰和仪仗、以及斗牛的场面和规矩等，这些都和今天贵州斗牛如此地相似，这是偶然还是巧合？

据史料推测：贵州斗牛和金华斗牛均是江南一带古代风俗的遗存，极有可能是九黎部落首领蚩尤的子孙后代创造出来的文化。具体可从金华历史与苗族历史进行分析，历史上金华是古越国的地盘，受到良渚文化的熏陶。4200多年前，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与此同时蚩尤战败，结局成谜。曾有专家提出蚩尤是良渚人的首领，是良渚文化的开创者。并且也有考古挖掘的发现：2012年7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在兴化张郭镇发现了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良渚文化遗址——蒋庄遗址。无论是从玉器上像蚩尤的神秘图腾，还是从图案下方似鸟、兽样的图腾(《山海经》说:蚩尤的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从蚩尤环样的玉琮和玉琮上的饕餮纹(饕餮纹就是一个神人兽面像，戴着羽冠，看上去特凶悍，貌似好战的蚩尤。)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历史迹象似乎在告诉世人：蚩尤与良渚文化应该有着某种神秘的交集[11]。对此有学者也曾提出过：贵州的吊脚楼源于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的干阑式建筑；傩文化的脸谱来自良渚文化的饕餮；盛行的巫文化和鬼神崇拜是良渚文化发达的原始宗教的延续。古良渚神徽领袖一般高起的发式和头饰，昭示着九黎人当时的风尚(苗女头饰上的“月亮”实为蚩尤头上的牛角)，这些散发良渚文化光辉传统的特征在蚩尤后裔中代代相传，为古良渚也就是蚩尤九黎的中心增添了新的证据。另外也有学者在《被遮掩了两千年之久的种族大屠杀——春秋越国历史消失之谜》中提出：越国在勾践灭吴国后，国势走下坡路，被剿杀的蚩尤部落的部分人员趁机渗透到越国，采取突然暴动的方式，攻取越国。但那些人为了隐瞒自己的真面目，将这段历史中断，同时为了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一度自称是越人，但实际为蚩尤部落的残存部众。今天的永康地区还能听到古老的歌谣《十八蝴蝶》，虽未见该文化与贵州苗族蝴蝶妈妈的传说有关的报道，但就如今天的金华能够看见与贵州同样精彩的斗牛一样，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金华斗牛与贵州斗牛虽存在区域不同，但从历史看具有同宗同源的可能。

图3 戴嵩《斗牛图》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 结语

随着休闲旅游热的兴起，古老的斗牛成为了贵州旅游业加速发展中一朵盛开的民族奇葩。不考虑 “牛王争霸赛”、“斗牛节”这类外显的形式对经济发展起着强烈助推作用，如果能将斗牛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透过单纯的动物打斗性行为，可以挖掘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通过了解该民族或地区对斗牛活动的态度及文化传承，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变迁及心理特征，从而更好地传承斗牛文化。通过探讨，将斗牛有机地融入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斗牛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增点的可能性，对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改变民生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2]。

参考文献：

[1] [2] 蔡丰明.中国古代的斗动物游戏[J].寻根.2005,(5)：43-49.

[3] 刘礼国，徐烨.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习惯法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1(47)134-140.

[4] [12] 周妙蓉.“中国式斗牛”的文化人类学阐释[J].民族民俗文化，2015(5)129-132.[5]王欢,田雨普.斗鸡的体育属性辨析及发展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51-53.

[6] 张应和.苗族椎牛的若干特点[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29)31-34.

[7] [9] 宣炳善.中国斗牛民俗的分类[J].民间文学论坛，1997，(4)46-52.

[8] 宣炳善.中国斗牛话今昔[J].世界文化，1998，(2)14-15.

[10] 徐晓光.“圣牯”与“牛藉”——侗族斗牛活动中的仪式与习惯法规则[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2)3:75-80.

[11] 从蒋庄遗址看良渚文化[D].中国文化产业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