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指数信息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81）

1 工业遗产：由来和主旨

工业遗产，顾名思义，即工业化进程所遗留或遗存的价值形态，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

根据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TICCIH））于2003年7月10日俄罗斯下塔尔通过，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批准的《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尔宪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俗称《下塔尔宪章Nizhny Tagil Charter》）的界定，“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通常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采用钢铁等新材料，煤炭、石油等新能源，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工业遗存。

工业遗产属于文化遗产范畴，在众多的文化遗产类型中，工业遗产相对较晚。2006年5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4月18日“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形成的“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基础上，发布《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此视为中国对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首次官方响应。

10年之后，2016年12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6446号）政策文件，其中明确指出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建立、保护、抢救和合理开发工业遗产保护机制和工业文化资源以及工业遗存价值利用。

工业遗产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变革和演化的历史见证，贯穿着人类的创意、创造、创新的技术革命历程，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现实价值。特别是对以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为愿景的现实阶段，以工业遗产为主脉的工业文化，本质或核心是弘扬大国工匠精神，应发挥或昭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创新技术应用高度融合的功能作用。因此，本文主要就工业遗产价值规划，包括价值发现、价值挖掘、价值体现、价值功能应用、价值产品设计，以及在价值化过程如何避免遗产价值流失等方面进行简略阐述。

2 价值维度：一切回归功能

工业遗产，作为独特的历史遗迹，无论是以物质，还是非物质体现，都具有变革史而非传承史的特征，特别是在物质遗产形态，具有不可再生的稀缺性。因为工业遗产是工业化的结果，紧随工业化之后即是产业化，是传统技艺跨入技术演进的门槛的重要界碑。传统技艺消亡于自我封闭，技术演进趋于开放和复制性扩张。只要对这一点有所认识，就会清楚所谓“工业遗产”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缘由。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歧义，在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发生在中国的工业形态，即所谓的手工业遗存，是否归属于现在通常意义下的“工业遗产”。如果依据量子指数理论之替代逻辑推导，人类所有的生产方式都具有不断演进的替代性，人类首先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发现农耕时期刀耕火种的“工具”，因工具演进而进入技艺（传承体系封闭），即手工业的前期。这一阶段延续到18世纪工业革命，技艺开放而演进为技术，技术价值在于应用，应用越广泛其价值越高，即产业化，而产业化必然导致跨区域扩张，此也是西风渐进中国之内因肇始。所以，假如工业遗产本身是历史产物，那么中国的工业遗产应兼顾这一特殊性，否则就可能是一种缺陷。

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价值是工业遗产的首要基础，其次才是科技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在历史、科技、艺术、文化、经济、社会6个价值维度（图1），历史价值是核心指标或坐标，即历史越久远、越原始，其价值越趋于稀缺。

图1 CVI价值指数工业遗产价值维度分析图（来源：作者自绘）

历史价值作为工业遗产的核心权重指标，同样适用于忽略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价值判断。但是，前工业革命，即手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化，而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即是城市化的重要策源。因此，工业遗产与城市社会形态发生了关联。

科技价值归于产业和产业化进程，是扩张性海洋文明在人们生产领域的滥觞，因而形成以技术应用为主导的产业文明：技术及技术创新，完成人类一次又一次“现实需求不满”的工具性替代。工业遗产的科技价值，核心指标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工艺流程的设计和应用于产品制造过程的更新等，其次才是建筑物和构造物施工等等。

艺术价值是一种衍生价值[1]，其与传统制造业具有的车间集群形成大工厂形态相关，由此形成城市化的胚胎。我国在20世纪50、60、70年代所形成的工业城市现象，即是这一过程的同质产物。工业，首先是为了满足生产，而建筑物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首先局限于历史遗迹，在建筑美学方面并无多少余地。

文化价值是工业遗产作为广义的文化遗产范畴，为了维护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创造性而言，局限于文化遗产专业领域的评价指标，是实际应用价值方面，则依循另一创意价值逻辑。

经济价值可指历史、现实两部分，历史价值指标与工业遗产生成阶段对当地的带动性（比如城市化进程）的作用；现实价值与工业遗产作为工业化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业已形成建筑特色、建筑规模（片、区、城市形态）特征，如何保留其“历史见证人”的记录或纪念意义，同时避免使其成为建筑垃圾清除因而丧失一个区域或城市的原始记忆。

社会价值是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能赋，假如工业遗产失去社会价值，就等于价值空心化。工业遗产体现着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者包括技术人员和车间劳动者的创造性历史信息，人们可以通过追溯其历史片段或影像，情景再现当时的生产、生活风貌，这一点对工业遗产相关的当事者、后代等具有特别的心理和情感价值。

3 价值的不确定性：保护什么、由谁保护

工业遗产保护，归根到底还是价值维护和价值利用。但凡是工业遗产，均具有工业遗产的价值维度全部或某一特定属性。

囿于相关行政部门权能交叉或多头管理，工业遗产的保护，如同依据行政权能路径，最终的保护是无保护。工业遗产，最初为国家文物局倡导，因而其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工业遗产涉及“工业”，即与工业相关部门有关；假设与建筑或城市相关，则会与建设相关部门发生联系。每一部门，均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决策自然趋于自身部门行政效能最大化。因此，超越行政权能或利益方的保护机制才是相对理性的决策选择。

目前，所谓工业遗产的保护，仅局限于历史建筑物的景观化，这是一种不确定性价值。如前文所述，工业遗产是为了满足当时生产条件的需要，并非出于美学考量，在建筑物方面功能重于艺术属性。也正因为如此，现在依据工业遗产而衍生的创意园区，皆与工业遗产价值保护本身关系不大。老厂房、老建筑等的保留和改造，基于创意园区“主题”的需要，而与老厂房或老建筑所承载的“工业遗产”信息缺乏应有的联结，仅仅是场地租赁的房东与租户的关系。这就涉及工业遗产保护究竟保护什么，以及如何保护的价值存续和流失。假如工业遗产保护仅仅是建筑物或生产空间的商用，至少是一种不完整的保护。

假如说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载体，而工业文化则是工业遗产的灵魂。工业文化涉及产业文明，就此暂且忽略。但是，至少工业遗产不是工业遗迹，是由人与物、符号与实体联结，方构成完整的工业遗产价值脉络。工业遗产，并非孤立的建筑和机器等物质形态，假如将其视之为单纯的物质存在，无疑是对工业遗产价值的人为隔离，非但不利于保护，同时也是对其价值的损伤以及应具价值维度的罔顾。

4 价值坐标：产业演化或断代

尽管《下塔尔宪章》对什么是工业遗产进行了界定，但其是基于欧美所谓现代工业革命为价值坐标，特别是在时间界定方面，以18世纪现代工业为源头。这一界定多少有些偏颇，有失历史发展及相关背景的公允，因为一旦依据这一限定，就意味着中国漫长手工业时期的断裂，而将工业遗产置于欧美主导的历史发展维度。

我国现阶段对“工业遗产”的定义理解，仍然属于模糊阶段，因而对价值确证迷茫不定。从现阶段以1980年前为后限，但起限从什么时候开始，似难有定论。因为假如以18世纪工业革命为起点，就会造成中国本民族的传统手工业的“工业遗产”价值流失。假如以1949年为起限，则意味着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阶段形成的工业遗存价值的流失，特别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内战、抗日等为主进行武器制造如兵工厂等，应属于18世纪工业革命历史时间之内。

因此，建议以两个价值坐标体系，可以为中国之“工业遗产”定位或更准确，亦可超越18世纪工业革命、1949年前，甚至1980年前等划分，包括可能的意识形态争论。

一是以存续期为价值坐标，凡是以国际认可之工业遗产定义及价值维度的某一指标为基准，存续大于50年、100年、150年、200年以上等为价值坐标，进行价值指标确证和量化；

二是产业形态演化为价值坐标，从人类之工具应用为发端，进行传统工业及手工业形态、技艺传承、技术演进、产品结构为脉络（图2），这样不但可以把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进行延伸，同时也可到达“中国制造2025”或工业4.0阶段。更重要的是，如此可充分符合所倡导的“大国工匠”精神，使工业遗产具有传统文化属性，有利于人们更广阔地了解中国独特的技艺文化、世界大国之间的民族工艺特色以及文明冲突和融合的全景描述。

图2 CVI（崔氏指数）产业投资理论应用模型[2]（来源：作者自绘）

5 价值体现的完整性：工业遗址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现，在于其完整性。否则，所谓工业遗产保护，就是对其应有价值的撕裂。

从某种意义上，虚拟价值符号，远比具体的实物或实体更重要。工业遗产的价值，具有虚拟符号与实体或实物双重性，即历史之过去式、不可复制的虚拟符号，符号联结某一实物或实体的物理价值。而实物或实体的价值，取决于符号能赋即实体所具有信息含量，并非实物或实体本身所单独具备[3]。换言之，一栋建筑物的价值，其物理建设成本与符号价值均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叫仓库，即是仓库的价值；叫别墅，即是别墅的价值；同时，这一建筑物的功用，与某一特定人物符号也具有不确定性，著名历史人物祖居是文物、籍籍无名居住过的老屋即价值低微。

工业遗产的价值量度，符合虚拟理论之符号与实物对应不确定定价逻辑。工业遗产之历史价值及稀缺性，假如沿用文化产业决策路径依赖，不但会重蹈覆辙，而且将工业遗产价值出现体制性流失。其重蹈覆辙体现于：

一是将工业遗产盲目扩张为与“工业遗产”毫无关联的各种园区，名为工业遗产保护，实则其中除了建筑物老旧之外，找不到任何与原建筑载体相关联的价值信息。此似为工业遗址保护性利用，但工业遗址≠工业遗产。目前，种种文创园区能否具有价值，不是取决于“文创”本身，更多的是与其所居区位相关：在繁华城区，一栋建筑物本身的稀缺性，与其是否冠名于文创符号没有直接关系；在偏远郊区，即使再响亮的文创符号，再便宜的租金，也很难招徕更多人流。所以，工业遗产的价值完整性尤为重要，因为工业遗产存续密集或关联度最高的区域，除了已经形成城市板块之外，皆非现代消费繁华之所。

二是通过沿用文化产业示范之国家级、地方级命名的等级保护政策，随着通过财政配套资金鼓励，将使得工业遗产价值维护和利用，纳入事业或企业、营利与非营利这一原文创园区的窠臼。目前文创领域一直难以与金融投资或市场化投资建立正常的合作关系，即在于文创本身价值应用的模糊性，一味依靠财政扶持已经难以持续、市场化投资介入，即无清晰价值区间而使投资者望而却步。

6 工业遗产价值保护战略规划：国家工业文化公园

工业遗产保护，必须建立在清晰、明确的价值定位和功能基础之上。这一价值定位和功能基础，不但有利于工业遗产保护和价值挖掘，同时对我们现实经济及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一是有利于传统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这些企业本身工业遗产能赋较高，因历史相对悠久而各种负担承载，既要提高现代产业特别是信息革命的竞争能力，同时还要照顾到先就业职工的知识结构和传统观念存在的脱节性。这一系列条件约束，假如仅仅通过技术更替过程将矛盾化解，很显然比较漫长，也不大可能实现。因此，通过工业遗产价值路径规划和工遗产品设计，不但能够使企业发现自身工业遗产价值的可挖掘、可发现、可应用，同时通过这一价值演化过程，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分流职工冗员压力，使员工成为工业遗产价值化过程的参与者、生产者和应用者，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员工，均是价值转化和提升自身信息工业认知能力的转型契机。

二是工业遗产与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在目前资源枯竭型城市群里（表1），皆不同程度、不同阶段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辅相成，这些区域在中国工业发展阶段，曾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逐渐成为城市聚集形态，由于资源勘采、使用过度而进入后劲乏力、新产业一时难以替代的发展滞后阶段，对传统工业的严重依赖以及形成的传统工业固化思维，使其接受具备现代市场竞争意识亦比较落后[4]。因此，通过工业遗产保护和价值利用，导入“国家工业文化公园”体系化建构，形成以工业遗产连接带、圈的中国工业文化领域的“黄石公园”，呈现或局部保留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形成的工业地貌、环境变化以及独特的产业历史和人文传统，均不失为枯竭型城市转“废”为宝的捷径。

表1 全国资源枯竭城市名单（69座）

为了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国家发改委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和多元化产业体系培育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中央财政给予69座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支持。

7 工业遗产数据标准应用和数字产品：内容价值运营

传统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被动、补贴性的保护；而工业遗产保护，需立足于“工业遗存”，并使其“产品化”，成为化“被动”为主动的价值取向选择。

如前文所述，工业遗产，并非孤立的建筑和机器等物质形态，而是人与物的能赋转化，没有故事的实体或建筑物，等于没有灵魂的物理垃圾，与原来的实体及历史能赋承继性、关联度并不密切，只能是文化地产范畴。以工业遗产脉络贯穿的中国工业文化，必须是以人文符号价值，而不是仅仅以固化的建筑物、破铜废铁等为表征，其必须与原来的生产者、依附其生存者发生联系，才具有价值的完整性和无限虚拟性。因为只要有人，就有故事，有故事就有价值内容。

因此，“工业遗产规划和设计”课题导入“工业遗产数字化和创意体验”系统应用，以挖掘“遗存”即故事背后的符号意义，通过符号数据转换，进行数字内容产品、数据产品设计，实现工业遗产保护和工遗产品价值最大化双赢目标。

8 结束语：建立信息数据标准应用的工业遗产价值管理体系

以产业演变历史为价值坐标，需要与能够体现技术（工业化酵母）现代化的最前沿成就。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则是工业遗产保护和价值利用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式。

工业信息化，不但是工业制造过程的信息技术应用，同时也是具有实体形态的工业通过建立信息数据标准和产品化的数据标准，来优化产生流程的过程。所有的工业或工业化，最终将趋于柔性生产和流程组合；所有的制造或装备，最终将成为信息数据标准,进而成为数据产品。此也是目前互联网巨头千方百计进入工业企业，进行数据布局的前瞻性举措。

工业遗产，无论是专业标准、应用标准、产品（市场）标准，最后必然归于信息数据标准。信息数据化，充分体现于“凡是可描述的，即是可数据的”这一所谓大数据目标。

因此，建立基于信息数据标准的工业遗产价值管理体系，将其作为“工业遗产规划和设计大纲”，为实现工业遗产保护、国家工业文化战略实施和价值应用，提供方案性的建议和决策性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崔新生.艺术品投资基金文化创意产业的另类组合[N].证券日报,2008- 09- 02(001).

[2]崔新生.中国基金战略[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

[3]崔新生.制度简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4]崔新生,李鹏燕.CCVI中国价值指数之中国资源型经济转型产业投资价值分析和排序[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崔氏指数(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