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梅 刘晨

保罗·肯尼迪，耶鲁历史系资深教授，1987年出版《大国的兴衰》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

31年间，沧海几回换了桑田。倘若重写此书，他的主要观点有无改变？

在雅致的耶鲁历史系小楼，肯尼迪教授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两小时专访。

大国兴衰取决于什么？

肯尼迪教授仍然坚持“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

500年来大国兴衰历史表明，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或地位相关联;而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他国而言的经济实力。

1990年，哈佛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维系大国领导力的软实力概念。此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又“开发”出巧实力、锐实力等概念。

对此，肯尼迪教授认为，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较难加以衡量和确定，不像评估GDP总量或军舰坦克，所有问题都是硬梆梆、可测量、看得见。再者，按照奈教授提出的概念，软实力就是影响其他人的能力，做自己想做，而其他人最初不想做的事。所以，软实力关乎的是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更依赖于定义而不是评估，不那么切实可见，来得快去得也快。

肯尼迪教授说，奥巴马执政期间，从拉美到非洲，国际社会看到美国在世界的软实力上升。但换了一位总统，对非洲一再出言无状，对外国文化嗤之以鼻，让其他国家感到冒犯，高大上的美国软实力就“崩溃”了。所以，软实力会起起落落，比实打实的军力和具有竞争性的经济力量要更加脆弱和不稳定。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胜于政治领导人的言辭，也超越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一个大国，如果经济健康强劲，就会兴盛;如果经济软弱、停滞和受到削弱，就存在问题，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不同的大国情况不同，并且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定大国领导人相对而言的聪明敏锐、大国相对而言的社会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很重要，但“大国兴衰的主旨是取决于经济”。

美国是在相对衰落吗？

在1987年面世的《大国的兴衰》中，肯尼迪教授曾经预言美国的相对衰落，但随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风头一时无俩，肯尼迪教授因而被有些人批评为“糟糕的预言家”，但他对此并不服气，认为他着眼的并非五年十年的情况，而是50年乃至一个世纪的大趋势，是历史的长周期。

时隔31年，我们旧问重提：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

肯尼迪教授说：“你们可能不会满意我的答案，那就是：‘我们必须得观望”。

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要就此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各类迹象并存，既有创新和科技进步、就业市场的复苏;又有在全球市场的失利和退却，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的贸易赤字还将持续。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国的力量，而是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人缺乏竞争力，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不论投资比率、基础教育、医保总体水平还是技术培训，都显示出美国相对缺乏竞争力的迹象。相形之下，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这些方面远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强调衰落的相对性，同时也继续坚持他关于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缩小。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处理美国这种相对衰落。

但他同时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势头，并非不可逆转。

尽管未来50年里，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亚洲和非洲经济份额相对增加，美国和欧洲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但以美国经济的多元和体量之巨，也可能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遏制并逆转其相对的衰落。《大国的兴衰》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就曾连年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所占份额相应有所回升。

所以，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和分析应当加以条件限定。就目前而言，长期趋势似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没有过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经济和军事指数衡量，美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国不会因此失去大国地位，仍将在国际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因为它内在实力和资源规模非常巨大，特别是它能够调动的各方面资源，非常丰富。

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辞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担忧和中国弱点。

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认为，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而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在内，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对中国的夸张描述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很有必要的事情。

中美存在结构性冲突吗？

肯尼迪教授认为交流难以消弥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出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分歧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的东太平洋，在这个问题上，“美國是不会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

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会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者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另一方面，事缓则圆，两国应当秉持耐心和相互理解的政策，问题是可能解决的。

大国兴衰可以预测吗？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经济发展攸关美国安全，认为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并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竞争对手，指责两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

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则是肯尼迪教授近些年界定的21世纪世界的四个大国。它们都是国际权力体系中，具有高辨识度的传统大国。

大国的竞争，会否在21世纪引发世界大战？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世界大战的特殊含义。世界大战不是普通的战争，而是指即便肇始于某一地区，也会升级并使得几乎整个地球都卷入的战争。其次，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能避免使用核武器吗？在核武器出现的当代，大国的对抗不见得会是跨越大洋的核武对抗。

对21世纪的人们来说，描述未来的语言或已改变，但在肯尼迪教授看来，历史学训练的优势仍然凸显。他把自己首先定位为一名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因为其史学训练的背景，比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加谨慎，更不容易轻信，不相信仅凭获取和观察大数据就能论断政策的后果。在历史学家看来，导致历史后果的进程存在许多变项，存在太多不可预测因素，应当慎重从事。

肯尼迪教授说，预测大国未来可能的兴衰，首先要记住这种预测属于当下，是即时性质的。其次，应当记住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名言：“大国很长寿，缓缓走下坡”。大国衰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这学期，肯尼迪教授为耶鲁本科生开了一门关于二战起源的讨论课。他说，上世纪30年代是国际危机高发的年代，日本侵华、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慕尼黑危机……他的15个学生和他一样，都知道所有这些国际危机的终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我告诉学生们，在这些危机发生期间，那些决策者没有一个知道他们的决策会导致什么样的未来。同理，2025年的历史学家会知道我们的谈话吗？他们知道2018年到2025年会发生什么吗？是的，他们知道，但你我都无从知晓。”

“或许事情在朝这个方向走，但别太自信能洞见未来。还是那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准确预测未来的人，并不是聪明，而只是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