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文

·壹·

我和《博览群书》的交往是从2008 年开始的，到今年正好十年了。2007 年8 月初，我从老家石家庄返回北京，开始到鲁迅博物馆上班。馆长孙郁和我一样，都曾经在报社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石家庄日报社工作的那些年，正是全国的报纸媒体最辉煌的时候，工资收入可能是比博物馆的人们高不少。孙馆长当年在北京日报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估计也差不多。记得第一次拿到博物馆发的工资后不久，孙馆长关切地问我：“收入比过去少了吧？能挣多少钱？”我说：“两千”他点了点头说：“唔，少了点！”那时候，我正在博物馆附近的北礼士路租一个小房子住，每个月的房租就要一千八。不过，后来马上就知道了，我的正常工资并不是只有两千这么点。因为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中没有包含岗位津贴，所以才会显得这么少。但总之，在这之后，孙馆长对我的生活问题上了心，总想给我在博物馆外边找一个能再挣点钱的兼职。有一天，孙馆长叫我到文物资料保管部会议室，介绍我认识了《博览群书》杂志主编陈品高。我进去的时候，陈品高主编正在翻阅我们馆收藏的一些民国期刊。大概是孙郁馆长已经提前向陈主编介绍过我的一些情况，所以，在简单寒暄之后，大家就直奔主题，继续讨论杂志的改版方向。我听他们的意思是，可以从民国时期的刊物中提取办刊的灵感和方法。我对民国旧刊并不熟悉，对《博览群书》也不了解，所以也就没有几句话好说。不过从这次聊天过后，我就算是成了《博览群书》的特约编辑。过了一两个月，陈主编给我寄过来一本红皮的聘书，算是“口说无凭，立字为据”。

那天陈品高主编离开鲁博后，我费心琢磨了几天，拿出来一个所谓的改版建议发给了陈主编。其中的主要意思我记得有两个：一、在“群书”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博览”的范围。因为，根据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文本”的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以虚构叙述为主的文字作品，图像作品和非虚构叙述的文字作品也成为需要解构和可以阅读的文本。比如历史地图、会计的账本等。甚至，再扩展一步，人们把人类在社会世界中创造的“文化手迹”如城市空间、旅游景点、已开垦的农田等也作为可以阅读和发掘意义的文本。按照这个意思，我们希望把“博览”的范围扩大到图像作品、日记书信、城市街道、田野风光等非传统文本。后来《博览群书》上的“读图”“人文地理”等栏目就是根据这个意思开设的。二、传统的读书随笔重在介绍所读图书的内容，而《博览群书》可以把关注的重点扩展到阅读活动本身。

除了组织个人阅读史，我还想组织与治学方法有关的读书指南类文本，如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生导师给学生开列的《必读书目》等。

·贰·

作为特约编辑，聘书上给我开列的工作内容包括提供建议、策划选题、组织稿件等，看起来和对一个正式编辑的要求差不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我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与编辑部里的编辑是很不一样的。职业编辑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作者群，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发现和发掘有价值的作者。但作为特约编辑，因为身份的限制，在联系作者方面有很大的局限。说白了就是只能利用自己有限的人脉关系，从中挖掘和选择合适的作者。即使如此，刚开始的时候也还是信心满满，总觉得有那么多中文系毕业的博士硕士本科同学，划拉几个作者应该不是问题。一批又一批的约稿信息发了出去，响应者很不少，但最后真正来稿的并不多。来稿不多的原因我大致也能想得到。其一，我的这些同学大多数在大学当教授，他们在年终考核或者评定职称的时候，主要考察的是在核心刊物或权威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情况，而《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此列。另外，他们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申报和完成社科基金项目，从实际利益考虑，他们可能没有兴趣在这种学术性不强的杂志上投入劳动。其二，好的散文随笔就像王安石评论唐代诗人张籍的诗歌时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长年累月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教授学者们习惯于撰写佶屈聱牙的巨制大文，真要写一篇人人都能看懂的通俗短章，还真不一定能弄得来。

开始的时候，我的作者队伍虽然人数不多，可也总有那么十来个人。但慢慢地，人数越来越少。有些人打了一两枪以后悄悄地溜走了。到后来，就来来回回总是那么几个人。这几个人中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梁东方，一个是赵勇。梁东方主要写他的连环画解读，“读图”几乎成了他的个人专栏。收藏连环画的人不少，但能拿連环画来说事写文章的人可并不多。东方在《博览群书》发了多少篇连环画解读的文章谁也说不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不过，到2014 年的时候，他这种持续的努力就结出了硕果。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二部主任侯俊智慧眼识珠，在看过多篇发表在《博览群书》上东方的连环画解读后，决定给东方出版一本这方面的专著。在书稿编辑过程中，东方建议我给他未来的连环画著作写篇序言。对他的这个建议我既高兴又惶恐。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人作序。因为心里紧张，唯恐不小心玷污了他的大作，所以那个序言写得既拘谨又罗嗦，但其中关于《博览群书》与梁东方这本连环画专著得以出版之间的关系的记述还是真实而有意义的：

前几天，东方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人民出版社校对书稿呢。他在电话中说（当然以前也屡次说过），还是要感谢《博览群书》，要不是《博览群书》，他的这些文章是不可能出版的。就是这次在人民出版社，他亲眼看到责任编辑的书桌上放着一大摞的《博览群书》，能看出来，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都被责任编辑仔细阅读过。他说，这证明，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能发现他的这组文章并动议把它们扩大成书稿，完全是因为《博览群书》的中介作用。

赵勇在大学做教授，但他不像大多数教授那样一天板着面孔做学者相。前些日子微信上传播他在文学院联欢会上又弹又唱的视频，有人在留言中慨叹：“真有两把刷子！”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在社会上流行，他总是能够得风气之先，并得心应手的混迹其中。有了微博他玩微博，有了微信他玩微信。但请注意，他的研究领域是文化研究。他虽然玩这玩那，但他绝对不会像平常人一样沉溺其中。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包括看书、弄学问甚至上微博玩微信、陪儿子考大学、回老家过大年，他都能够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所以他能在读书做学问之余反观自己的读书生活和学问之道。2010 年11 月，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书里的文章就是对他自己几十年读书生活的反刍和回味。2011 年第二期《博览群书》上发表了我写的书评《赵勇的读书生活》，其中说：

集子里的不少篇章在收入这个集子之前我就已经读过了，还有一些文章曾经在我服务的报纸刊物上發表过，而我就往往是这些文章的责任编辑，因此，当在与报刊不同的书籍里再次看到这些文章时就很是亲切，像是在大老远的外地城市看到曾经熟悉的友人。

这里所说的“我服务的报纸刊物”中的“刊物”指的就是《博览群书》。我觉得，赵勇那些年给《博览群书》写的稿子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每年年终岁末写的年度阅读报告。

除了自己写稿子，赵勇的另一个好处是他有一帮得力的学生。每次编辑部弄出来一个选题请赵老师“大力支持”，他总是像过去的生产队长一样把活儿嘁哩咔嚓地分发给他的学生。可以想象，赵老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肯定也会交代写作的方向和重点。而学生们交上来的毛坯活儿估计也少不了赵老师的细心打磨。我觉得，这些做赵老师学生的硕士博士们是很幸福的。很少学生能有机会像他们一样除了跟着导师学做学问，还能跟着导师学写文章。

·叁·

说起来，我在北京的家和《博览群书》就在同一条街道上，相去不过三四站的距离，但在《博览群书》做了好几年所谓的特约编辑，我却从来没有到过杂志社的办公室。倒是陈品高主编偶尔坐地铁从崇文门跑到阜成门，到我的办公室里聊聊天。也有一两次，下班后一起在南城的饭馆里涮羊肉吃烧烤，一边吃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谈论最近可以考虑的选题。

几年后，陈品高主编从杂志社调到了报社其他工作岗位，后来，我这个似有若无、可有可无的特约编辑也就无疾而终了。慢慢地，我从编辑兼作者逐渐变成了纯粹的作者。

我过去在报纸当编辑，每次写文章都是工作任务。现在不在报社工作了，这个习惯还是改不了，有人约稿的时候才写稿，而且总是在截止日期前一两天才会完稿。我自己不做特约编辑后向我约稿最多的人是多年来一直在《博览群书》做编辑的谢宁。也多亏了谢宁，总是像一个严厉的老师一样在电话的另一端督促着我这个一向疏懒的学生。编辑部有了新选题，她常常不管三七二十一摊派到我的头上。比如，我们的对话经常是这样的：

钱老师，我想整一组‘名人的饭局，你给写一篇？”“我想想，不知道鲁迅行不行。”“行，肯定行。就这样说定了。”我的那篇《鲁迅的饭局》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除了《鲁迅的饭局》，这些年我在《博览群书》上发表的很多文章都是在“就这样说定了”后硬着头皮写出来的。

我不是特约编辑后，梁东方和赵勇还是《博览群书》的核心作者，只不过过去是我联系他们，现在改成小谢和他们直接联系。

梁东方住在石家庄，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赵勇就在北京，但见上一面也很是不易。倒是在《博览群书》，我们三个人中的某两位时不时有文章同时刊登在某一期上，杂志寄到手里，互相看看对方的文章，也算是神交之一种。

我的家乡是河北省元氏县仙翁寨，人们都相信那是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村子背靠三座山峰，这三座山峰总称三公山。鲁迅先生在北京绍兴会馆居住期间，有一个时期曾经热衷于在琉璃厂搜集碑拓，其中就有《三公山碑》《祀三公山碑》《三公山神碑》等多种三公山碑在内的著名的封龙山汉碑。人和村庄一样都需要靠山。三公山是仙翁寨人的靠山。我没有细数过我的靠山到底有哪几个，但《博览群书》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