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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戏》:“花生”引发的悲剧

2018-05-19苏七七

齐鲁周刊 2018年16期

苏七七

一部出人意料的小众电影

2016年的初夏,太行山褶皱里的“九亩半”花生地长得郁郁葱葱,导演郑大圣和《村戏》剧组在这里拍完了电影的最后几个镜头,他们从前一年的夏天过后,等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等来花生的熟成和电影的完成——庄稼急不得,电影也是。

《村戏》的戏味浓酽,电影的醇厚回味,说到底,是“时间”酿出来的。

电影根据山西作家贾大山的短篇小说改编,内容是上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夕,一个北方村庄的村民一起排演一出村戏的故事。戏的剧种属于山西梆子。在一个“IP”成为电影业内人士的谈论关键词的时代里,这个故事实在距离任何一个当代城市观众的兴趣点都很远。

为了电影里的九亩半花生田,郑大圣和制片人在勘景时跑遍了太行山,于山坳僻壤里找到一块合用的田地。为了请到能种花生的农家,又是一番奔波。最难的是找演员。要演1980年代初贫苦山区的农民,职业演员大抵是做不到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也不行,因为主角要唱梆子。为了“乡土乡亲乡音”俱全,意味着要从太行山的庄稼地里刨出一个剧团来。结果制片团队还真的找到一个民营剧团,拍摄地最后不费功夫地由团长提供:作为主场景的村庄,是他的老家,影片里的主演群演,都是互相认识的乡里乡亲。

据郑大圣回忆,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闭式排练,到了实拍时,全部是半即兴的演出,演员们只是被告知“这场戏我为什么来,我和其他人是什么关系”,剧情和演出就自行展开,“像平常一样,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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