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贵

[摘 要]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带到了中国，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成果只是被作为域外新知。通过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中国革命由“走俄国人的路”逐渐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独秀；陈望道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5-0020-07

2018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单行本刊行170周年。《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170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抚今追昔，回望從《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以来的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才能不断走向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顺利进入新时代。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制定，就是把《宣言》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初成果。

一 、光耀中国：从要点介绍到全译出版

1848年2月24日，《宣言》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在英国伦敦刊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思想火炬点燃了。

近代中国的人们，不甘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兴起自强运动、维新运动。那时，要救国，要自强，要维新，就只有学外国。于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西学、新学的引进过程中，尤其是通过日文社会主义书籍的传播，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开始为国人所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炬从此光耀中国。而译介《宣言》，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

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马尔克》（即马克思）一篇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第一次概述了《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摘译了几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朱执信将书名译为《宣言》，称“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1] 353。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宣言》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宣言》。

1907年，张继、刘师培发起创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天义报》。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发表民鸣翻译的恩格斯为《宣言》英文版所作的序言。该报春季增刊刊载民鸣翻译的《宣言》第一章，并发表了刘师培为《宣言》中译文所写的序言。根据姜义华先生的研究，该中译文并未见该报全文发表。

另外，1906年12月，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在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书末发布广告，预告中国将蜀魂译《宣言》列为“社会主义丛书”即将出版。因资料所限，实际情形不详。

上述《宣言》的中文译介，大多发生在日本，且多由日文转译，中国国内知之者甚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李大钊当时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这种新形势下，《宣言》中译文，并且是全译本，合乎时宜地在中国本土出现了。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成舍我摘译的《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11月1日，《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出李泽彰摘译的《宣言》第一章。年底，正在北京大学就学的罗章龙从德文节译的《宣言》以油印本形式流传。

《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由陈望道完成的。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开始关注、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他受聘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1920年3月，浙江“一师风潮”轰动全国，陈望道作为校园最锐意的改革者之一，受风潮所及被校方解聘。随后，他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正物色《宣言》的译者人选，他正好被历史性地赋予重任。

陈望道的翻译底本是日文版《宣言》。为了专心译书，他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独自住进早已作为柴屋的老宅。不足两万字的译文，他费了平时译书5倍的功夫，花了数十天才得以完成。陈望道的专心致志，留下了令人动容的佳话：某一天，母亲为他送来糯米粽子，伴以红糖佐料，陈望道心无旁骛，错蘸了墨汁而浑然不觉，吃完还说味道“够甜了”。

当陈望道携带《宣言》译稿来到上海时，《星期评论》已停刊，他经由俞秀松将译稿交给了陈独秀。1920年4月，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组织和开展宣传工作。维经斯基先后同李大钊、陈独秀建立联系，成立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上海革命局，《宣言》中文全译本便顺理成章地纳入了出版计划[2] 28-31。

1920年8月，准确地说，是8月17日前，国内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对外发行。由于疏漏，中译本的首版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同年9月二版时改正过来。这个以马克思半身照作为封面的中文全译本甫一问世，立刻引起极大的反响，初版1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再版1000册，仍然很快售罄。到1926年5月，重印达17版之多。

《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问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这个译本，更多的中国读者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遵从《宣言》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思想光芒的照耀下，知行合一，上下求索，不断开辟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

二 、精神原乡：从域外新知到立党初心

《宣言》集唯物史观理论、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于一体，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阐明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斗争策略，以及党的最近目的与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之间的联系；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国际主义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 285-286所以，《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份文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原乡。

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宣言》传入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被作为域外新知看待。它不仅与中国革命实际没有发生直接联系，而且没有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开来。

譬如，朱执信对马克思和《宣言》是很推崇的，认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历史上那些主张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的思想，被称为乌托邦。“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知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初步提出应运用马克思的学说于中国社会革命，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相混淆，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原则分歧[1] 353-354。那些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一般都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又譬如刘师培，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认为“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实由社会主义而生，乃社会主义之极端，不得别之于社会主义之外也。”[1] 428他把科学社会主義与其他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又把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如果说，这只是代表清末中国留日群体中的情况，那么，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国内勃发时，仍然是鱼龙混杂的。一些人对新思潮稍有接触、或者并不了解，自然少不了对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是“过激党”“过激主义”的误解或惧怕；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热情尝试新村主义、互助主义，信仰无政府主义；还有一些人谈论社会主义，仅仅只是因为学术的兴趣，从理论到理论，并不准备实行之。瞿秋白曾经描述这种情形说：社会主义讨论，固然常常引起无限兴味，然而，究竟“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4] 34 。

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问题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得到了解决。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成立于上海。11月，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月7日，党的第一本以党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共产党》创刊，陈独秀撰写了《短言》。《中国共产党宣言》上承《宣言》，下立中国实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3个维度阐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的和途径，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共用，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废除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用总同盟罢工的方法，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方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方面用革命的方法创造出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展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5] 1。

《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共产党》创刊号《短言》扼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内容，阐明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出中国劳动者无论在国外还是本土，都是资本家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这个新方法，就是“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6]。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4条党纲包括：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确定党的政策是：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承认党的根本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5]。

从《中国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创刊号《短言》，到党的第一个纲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起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7] 1这个立党初心，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际就确定下来，从来不曾忘怀、动摇和改变。

三、探索道路：从终极目标到当前纲领

《宣言》发表后，从1872年到189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或恩格斯单独为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共写了7篇序言，与《宣言》原文构成整体。《宣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指南，而非教条。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恩格斯在1888年为《宣言》所写的序言，都曾明确地强调，指出对于《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

从《宣言》发表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70多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俄国诞生，共产国际成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发展成建立“全世界共产党”“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192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提法，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应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人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8] 21。这是共产国际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新策略。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确定了党的终极目标，但还没有能够提出解决当前政治问题的方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说，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明白我们的任务，谈的是无产阶级专政”[9] 。《宣言》基本原理的运用，需要结合国情，探索道路。否则，终究还只是纸上的东西。

中国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迫切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这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斗争，也就是列宁所定义的“民族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置身事外，而空谈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国际二大精神传到中国，共產党人开始有这方面的考虑。1920年9月，陈独秀表示：“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10]

作为政治组织的表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在其纲领中明确写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初步阐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意义和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构想。接着，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肯定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开辟新纪元的意义，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乃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推翻军阀，建设民主政治[11]。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并将之与党的最高纲领相统一。大会通过的《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党在目前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终目标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共二大《宣言》阐述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需要作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5] 132-133。

中共二大《宣言》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革命阶级的“民主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革命的前途是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两步走”的设计，既明确了无产阶级需要参加民主革命作“第一步奋斗”，并且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应当继续“第二步奋斗”，又认识到“第二步奋斗”取得胜利应当具备相应的条件。

这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认识国情，找准现实出发点，明确中国革命的现实道路，从而实现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党也真正由宣传机关变成政治机关，党的工作落到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实处，并由此开启了《宣言》基本原理中国化的初步进程。

中国革命由“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辉煌实践。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科学的指导作用；反对本本主义，执行从斗争中开辟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是经历了红军斗争和苏维埃革命的曲折才得来的；而面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更是在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得以确立。自此之后，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旗帜的正确指导下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1]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瞿秋白.瞿秋白诗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陈独秀.短言[J].共产党第1号，1920，（11）.

[7]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9]李玉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共创建的五份文献（1921年6月-1923年6月）[J].党的文献，2011，（4）.

[10]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J].新青年，第8卷第1号.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朱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