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和艺术电影院线这一实体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两方，消费文化本质是商业性，而艺术电影院线本质追求艺术性，对于丰富影片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二者似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众所周知，电影是艺术和商业结合最好的产物，院线处于电影产业链下游的放映环节，对一部影片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样，艺术的文化价值只有当它被使用时才能实现。在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市场环境下，艺术电影院线依然有其极强的可能性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消费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影响无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它的趋同性和商业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电影院线的发展，也不利于构建多元和丰富的城市文化；但我们不能回避消费文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保护艺术电影的生命力、培育艺术电影观众对于城市文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消费文化的影响力

我国自2002年实行“院线制”改革以来，商业院线发展迅速，以万达、上海联和等一批院线的出现带动了电影产业转型和升级，电影市场和票房数据连年刷新纪录。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体制下，改革中的院线制只是一个“伪院线”，所有院线提供的是整齐划一的内容，这无法满足多种消费诉求的观众，对于较冷门的艺术电影如何建立推广平台一直关乎我国电影整体水平的进步程度和层次。因此，设立艺术电影院线始终是走向成熟电影市场格局的必经之路，即便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艺术电影院线的独立存在或不应成为一种想象，它对丰富城市文化多样性和促进城市文化活力起到重要的意义，而艺术电影院线更会无形的使社会更多群体确认与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艺术电影与城市文化亦步亦趋，这是艺术电影独有的魅力。

消费文化和艺术电影院线这一实体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两方，消费文化本质是商业性，而艺术电影院线本质追求艺术性，对于丰富影片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二者似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众所周知，电影是艺术和商业结合最好的产物，院线处于电影产业链下游的放映环节，对一部影片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样，艺术的文化价值只有当它被使用时才能实现。在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市场环境下，艺术电影院线依然有其极强的可能性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改变人们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消费文化被先进的商业、令人艳羡的西方生活方式代表推销到世界各地。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经济飞速发展，消费市场的扩大带来了更多的新型消费品。生活日渐富裕的人们开始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以至于人们不再追求“满足消费”，而是符号化消费，追求消费品位与层级，从而滋生了无休止的“现象消费”。这种“现象消费”既包含物质方面，也有精神层面。艺术电影院线提供富有精神品性的电影作品，满足了部分都市消费群体的消费需要和观影选择，实现自身的“满足消费”。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主张，生活风格是所谓表现差异的区隔符号。通过生活风格，不同行动者会感受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生活形式差异，也通过这些生活形式差异让他者有所感受。面对多样的消费文化世界，现代人变得愈加依赖生活风格。所以，艺术电影院线理应和博物馆、美术馆、小剧场一样成为都市文化消费场所的选择之一。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是一个以文化消费为特点的社会，人们消费物品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使用，更是为了交换其中包含的文化价值。

“以符号和影像为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引起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的消解。”一些评论家常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后现代主义最初是以纽约为中心的超越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它使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渐趋模糊，逐渐走向日常生活美学化趋势，这种趋势的能量来自于艺术内部的努力与一场所谓的具有模仿性的消费文化活动。之所以将后现代和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是这两个概念都强调文化，消费文化标示着消费不再是一种效用或者使用价值的简单实现，而是变成了符号和形象消费。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文化的碎片化和过度生产也是消费文化的关键特征，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揭示出一个更高程度的文化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也同时被主流的叙事模式所排斥着。

电影院线与城市文化的相关性

中国现代电影的发展与都市氛围息息相关，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早期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中心，而且是不断被加以叙述和描绘的影像空间。在这种氛围中，电影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现代的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电影院与咖啡馆、餐厅和百货商店一道构成了新的都市休闲和消费的可见的场所。电影属于城市，而艺术电影院线与城市文化息息相关。文化艺术让城市与城市之间出现差距，它是决定一个城市是否伟大、是否充满活力，能否吸引人们去那里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立常被作为一项文化投资拯救了西班牙城市毕尔巴鄂，洛杉矶的盖蒂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不仅成为城市的地标建筑，而且为城市带来了非凡的艺术气息和经济价值；就更不用提巴黎、纽约、洛杉矶、巴塞罗那等这些在世界上享有文化盛誉的城市无不与电影的发展双生共存。艺术电影的发展根植于城市的因子，一方面电影叙事需要城市作为依托，另一方面城市独有的气质和文化底蕴也为电影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这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艺术电影创作上体现的尤为突出。无论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导演早期作品对民族文化历史的反思，在特定的时期用电影艺术抒发民族情感和文化情怀，城市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所承担了文化指向标作用，还是娄烨、贾樟柯、张元、张猛等一批至今坚持艺术电影创作的导演，他们选择电影语言和真实影像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关注城市角落和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从不同角度关注城市变迁，透过此类电影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文化的进程，那种街头喧闹的生活气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都市人的压力感。

电影是工业革命和近代都市兴起的直接产物，与其他艺术样式不同，它不仅依赖科技的进步，而且需要都市人群的消费支撑；它主要针对都市观众，满足“都市幻想”。生存于都市中的人，既需要轻松的娱乐享乐，也需要通过对生命的体验来洞悉人生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既需要感受和憧憬全球化的、物质丰盈的盛世景观，也需要回归真实，触及人性的善恶和心灵深处。艺术电影往往能引发观众情感上的不稳定和情绪化，这是商业电影的大忌，却与都市观众受于生存压力而浮躁的内心相通；但是艺术电影在创作题材和内容上直指小众群体和现实生活边缘地带，又不同于都市观众日常工作和生活，这二者的融合和反差恰恰成为激发都市观众观影欲望的情感因素。

消费文化的崛起使人们观赏电影的审美价值取向发生的改变，进而改变了电影的表达方式，但不能改变电影的受众，尤其电影谁来评判？是观众，电影院则是搭建二者沟通桥梁的消费空间，即便在网络媒体极其便捷的现代生活，电影院所构造的魔力依旧不会消减。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电影院即是上海都市建筑景观中的新景象，特别是外滩的外国租界，南京路和淮海路中心地段的大光明、大上海、国泰、美琪、卡尔登等影院形成影院群，接连将最新好莱坞影片呈现给上海都市观众。电影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消费空间，观影者的心理参与对电影艺术功能的实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观众的美学兴趣集中到这样一点，就是电影通过什么手段影响人们的心灵。”电影艺术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的“观感”—其源头不仅仅是电影作品营造的影像世界，还有影视消费的现实空间结构。从宏观的媒介角度来看，消费空间—电影院同样也是电影信息传达与接收的内在要素，“看电影”从来都不仅仅是观众对电影文本的简单解读。观众的 “忠诚度”与电影放映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电影院承担着电影文本之外的意义与信息传达功能。这也是艺术电影院线和文化共生且无法脱离消费文化的语境的主要原因。

艺术电影院线发展的必然性

如果说商业电影的不断走向成熟是文化产业繁荣的标志，那么艺术电影院线则是文化事业的发展未来和城市文化象征的标志之一，它的设立是文化政策体系的重要构成。首先，艺术电影院线的存在承担着促进影片的丰富性和城市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使命，使得城市文化更加新奇，在充满张扬个性和多彩的氛围中自然发展。其次是对电影本身来说，艺术院线保护本土影片，同时它也被赋予“研究与发现”品牌价值；第三，建立艺术电影院线的同时，也要培养观众对电影的热爱以及观影品味；四是某些艺术影院的放映活动是商业院线的有益补充，建立艺术院线也会避免艺术影片在商业院线排片遭受冲击和“一日游”现象的出现。

美国艺术影院主要放映进口的艺术电影、具有较高艺术品质的本土独立电影以及纪录片和一些经典老电影等。美国艺术影院的受众群体以成年人为主，占67%，年轻一代观众（高中生、大学生等）仅占艺术电影观众的13%。成年且有较好消费能力的观众构成了艺术影院最主要的客户群体，也是艺术影院生存的基础。同样，受益于体现“文化例外”政策的“艺术与实验院线”体制，才使得有着优秀电影艺术传统的法国电影在好莱坞大片的强势入侵中得以保全，并在世界影坛占有一席之地且佳作不断。得益于政策扶持和政府资助，以及多年来培育良好的文化环境，欧美各国的艺术电影院线和商业院线已经形成完善的放映格局，相较于我们，北京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营艺术片放映的艺术影院，但事实上，它还是靠商业片在维持基本运营，通过依靠房地产商的合作来降低了影院的场租以弥补影片票房的不足。通过笔者走访了解，百老汇电影中心现在也已不能保证每天放映艺术电影。近年来，因艺术电影院线迟迟没有形成，影片制片方、投资方和放映方的矛盾屡屡出现。2016年，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的制作人面对极为有限的排片和票房不佳的情况，在视频网站不得以下跪来寻求院线和观众的支持，一周票房过亿的现象成为了当月电影热点，也被打上了“情怀营销”的标签；冯小刚导演因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在万达院线旗下影院放映排片非常“可怜”的境地，与万达院线管理层在网络媒体上互为口诛笔伐；2017年，胡雪桦导演新片《上海王》在各大影院排片受到打压，在个人社交媒体发表致院线经理的公开信。姑且我们暂不评价这些电影自身的艺术价值，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现有的发行放映环境依旧不够健康，非影片因素导致影片本身受到“排挤”常常成为电影市场的话题，而“一个下跪”或者“一封信”则制造了观众的好奇心，还处于“看热闹”阶段的中国电影观众保证了电影票房，这并非是艺术电影的忠诚观众，短暂的“热闹”过后仍然形成没有完善的放映环境。

无论是艺术电影在院线市场受到“排挤”还是某部艺术电影的异军突起，艺术电影院线的缺失和空白无疑限制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个性的发展，在消费文化的趋势下，现代人多元生活风格和生活美学的影响下，艺术电影院线应有独立的主体性和对主体价值承认的自觉性。在消费文化喧嚣的时代，艺术电影院线不应成为城市文化孤独的存在，而是要以独立的精神用以证明它的实存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