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艾嘉的新电影《相爱相亲》于2017年11月在海峡两岸同时上映，但是似乎没有引发太多的讨论。或许舆论认为这又是一部典型的张艾嘉“温情”电影，于是仅仅是瞥了一眼、并没有流连。我认为《相爱相亲》的确温情，但是温情中有狠劲，这狠劲让这部电影值得我们一再回眸。

美国汉学家周蕾在2007年以“温情主义”(warm sentiment-ism)的概念说明当代华语亲情电影当中，强烈的温情发送，后面指涉的是大时代社会结构转型个体迁徙家庭结构崩解的大问题。这些浓烈的情感不指向“革命”的可能，而是强烈说明个人如何在具有压迫性的结构变迁之下，依旧忍让承受并与现实妥协，以求得乱世中的圆满。换言之，温情不只是有让观众潸然落泪的效果，它背后指涉出来的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下，个人如何在变动的家国秩序中安置自我的问题。

隐身的社会史

从周蕾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确可以在《相爱相亲》里瞥见温情脉脉后面隐隐跳动的社会史。拍摄地点在河南郑州，在电影的叙事结构里郑州的文化地理位置没有被突显出来，但在情节推动上却是至关重要的元素。在中国人文地理上，郑州是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位于古都洛阳与开封之间，河南省会郑州亦是华夏古文明的见证者。犹记得2013年到郑州工作之时，假期到了上海与朋友会面，上海朋友除了表示对于我到郑州工作感到不可思议之外，说了一句文化短评让我至今依然觉得意味深长。他说:“河南就是整个中国的缩影，要了解当今中国最真实的社会面貌就要到河南看看。”其所点出的除了河南作为“中原”的文化历史记忆之外，其实说明的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所遭遇的历史困境，如何在河南这个人口农业大省具体而微展现出来。河南人口破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下当然是“现代化进程”比较慢的地区。郑州在过去几年的发展是任何二、三线城市的缩影:拔地而起的大楼与农村比邻而居、蚁穴般的城中村与大量移工、被瞬间改变的都市纹理地貌以及在这样的剧烈变动中人口的大量迁徙以及原有亲属结构的裂变。这些时代变迁的痕迹在郑州这样一座典型的二、三线省会城市随处可见。

《相爱相亲》说的是三代女人的生命故事。其中薇薇(朗月婷饰)代表的是最年轻的当代女性，她独立自主敢爱敢恨，典型的城市女子爱上了摇滚乐浪子阿达(宋宁饰)。来自西安的阿达，从西安的地下音乐圈出发，路过郑州，要到北京开展自己的音乐梦。就在路过郑州之时，他遇见了薇薇，因为爱，他停下了步伐。

阿达与薇薇的故事线背后指涉的是当代中国的“漂族文化”。“漂族”多半来自弱势的乡村家庭，在现代化的浪潮下接受了新式教育来到了大型城市，却也无能安身立命，赁居在城市里，每日漂着，等待有一天可以落地翻身，成为城里人。在这些漂族当中，灯红酒绿夜场里的驻唱歌手是典型的形象。他们有可以燃烧的青春，在酒吧里唱着现世的不堪与未来的梦想，与其他漂着的波西米亚人一起，在深夜时饮酒高歌，暂时脱离残酷的生活现实。从西安到郑州到北京是一条北方民谣漂族的游牧路线，在这一条迁徙的路径上，写满了多少年轻人的梦想与无奈。成功的他们是汪峰、是宋冬野，用沧桑的烟酒嗓换得滋润生活的奶水，而更多的他们默默无名，寄生在各个景点的酒吧一条街里，唱着灵魂的不安。

电影《相爱相亲》

薇薇其实来自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浪潮下，中国在各大小城市里养出了一批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他们是当今社会巨变下的安定力量:双薪夫妻养一个孩子，城里至少一套商品房，至少一辆轿车。在电影里，薇薇的父(郎孝平，田壮壮饰)、母(岳慧英，张艾嘉饰)所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小中产家庭。从他们出入的每日社会场景(有简单装潢的大楼商品房、诚品式商场书店)，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十分宽裕，但是也没有匮乏，双薪的夫妻用了一生的劳动努力养好了一个可以在电视台工作的小白领女儿，到了晚年终于有一点余裕可以买新车去旅游。这样的“小康”之家正是目前国家政策所要召唤的社会主体:夫妻两人历经了从农业转型到工商社会的巨变，在城里落了户养了孩，辛苦了一辈子之后，似乎“好生活”要开始了。

薇薇与阿达的浪漫爱情，对照着上两代人亲密关系方式的不同。来自中产家庭的薇薇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可以养活自己”，浪漫地与阿达离家私奔，这对青年爱人象征的是新时代的洒脱与个性化。他们对照映衬着带着枷锁跳舞的上两代人。在过去的时代，个人处理亲密关系，往往必须权衡更多的社会关系。在一段父女吃便当的日常对话场景当中，我们得知，岳慧英与郎孝平建立的婚姻关系，也是在时代浪潮下费尽千辛万苦得来不易的缘分。两人知识背景的落差，让双方父母并不看好这样的关系，为生活所逼迫的郎孝平必须离家当兵，而在男人缺席的时候，岳慧英独守空闺之外，还每个周末到准公婆母家打扫看护，以此赢得男方家庭的完全认可。岳慧英是上个世代女性美德的典范，她虽然有自我意识，却也还要兼顾社会对贤良妻子的期望，她是经济改革浪潮下的中流砥柱，投入劳动力市场，也燃烧自己，用尽一生力气持稳一个三口之家。除此之外，还要照顾好上一代的父母，在母亲过世之后，希望把父亲的坟从洛阳乡下迁到城里，与她共同安眠。也因此与父亲的乡下元配阿祖衍生了一段“抢坟记”的荒谬喜剧。

无父的现代社会?

故事线从“抢坟记”作为核心矛盾冲突，开展出三代女人面对亲情爱情与自我的不同伦理态度。如果薇薇代表年轻一代的“自我”，慧英说明的是中年的一代，在时代转型的大浪下，如何用尽力气，维持自我欲望与社会预期的平衡，在工作子女与家庭的拔河之间，必须牺牲私欲，持家立业的典型例子。剧中慧英被学生打球敲晕，在医院弥留做梦的一段，点出了这样的隐忍。在梦里，她困在一个高耸的尖塔上，进退两难，她望下底端，那是一张年轻男子模糊的脸，跳还是不跳?是否在人生进退维谷的此刻，投向一个陌生年轻男子的拥抱?这个梦是否说明了她在退休之际回首来时路，有那么一点年少时梦想未竟的遗憾?慧英用尽吃奶的力气要把父亲的坟迁回城里与母亲团圆，是否源自一种补偿心理，以弥补自身生命的遗憾?慧英的“困”与“狠”对照的是更上一辈的乡下阿祖(吴彦姝饰)。阿祖仿佛是村落里贞节牌坊古迹的活人见证，人与物两相辉映，说明农业宗法时代，女人为父、为夫、为子而活，“困”在旧时代的女教里，用一辈子生命守护父权的牺牲者。

从阿祖、慧英到薇薇我们可以拉出一条时间线。那是一条现代性进程的时间线:从农业时代到转型时代到当代，我们看见三代女人面对爱情与自身命运，如何在时代局限下，选择安身立命的方法。而这个关于女人命运的悲喜剧，牵动戏剧行动的中心点是一个缺席的、死去的男人。电影剧情结构仿佛再度印证了戴锦华的观察:社会时代的巨变，秩序的瓦解背后指涉的是一个“无父”的心理形构。“无父”的比喻当然借用的是精深分析理论，透过家/国连动体，以小家庭的无父状态指涉国家社会大集体文化主体认同的缺失与茫然。亦即，任何非西方的晚发现代社会，在面对西方现代性的道路上，都要处理自身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等等一连串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块上，如何在现代社会安置文化认同的难处。周蕾第一本讲中国电影的书《原初的激情》，便是从性别形构的角度去处理上述的问题。“女人”作为男性导演的视觉再现，在电影里呈现出什么样的性别文化政治?而放到更大的全球时代，世界如何看“中国”的问题，这些荧幕上的“中国女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男人”，以及想象与现实的“中国”之间又有何千丝万缕的关系？

张艾嘉作为一位生物性的“台湾女性”导演，在2017年的此刻在大荧幕上说了一个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这些被呈现出来的“女人”，跟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有何关系?

自己的蓝莲花

我想张艾嘉的电影跟周蕾的书，或是周蕾所讨论的第五代电影很不同。其一，时空背景已经不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中国”急需被西方看见的时候了；其二，《相爱相亲》相较于之前急需被西方看见的中国电影不同，她是一部自己的电影，她的观影群体设定的是全球资本主义时空下，两岸的中产观影群体。

我最后要谈谈电影的“狠”，如何挑战周蕾的“温情主义”理论。电影的“狠”在于“温情”的解构。回到三代女人的命运与“无父”的纠缠，看电影的前半部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父权如何以温情收编女性的简单结论，甚至女性如何成为父权的替代执行者，这样“第二波女性主义”二元权力结构下的推论。我想说的是三个女人各自的“爽”:薇薇的出走，慧英与阿祖各自在新时代户口官僚体系下努力证明与“缺席男人”的婚姻关系。三代女人的角力到了电影的尾端竟然出现了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解决之道。薇薇的出走带领她去了前现代宗法社会，试图理解阿祖对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坚持到底来自什么样的伦理观念?而慧英与阿祖的角力过程，其实牵引出来的是现代国家法律与前现代宗法社会伦理的纠葛。化解这些的竟然是“人情”，“温情”在电影里反而不是一种为了“成大局”的隐忍与退让，而是化解人事纠缠的动能。我们大可以把三代女人的挣扎嵌回隐身的社会史，在时代巨变下，人面对不得已的环境压迫，其生命遗憾该如何找到出口?

带有窥探欲望的“真人秀”节目其所置放的是社会大众的观看视角。在商品化社会的脉络当中去思考，这样对“温情”的消费所指涉的当然是时下的中产视听群体。三代女人的纠缠好戏最后上了“真人秀节目”，有意思的是，剧情竟然是在三代女人于实境秀声泪俱下“真情告白”之后开始急转直下。阿祖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慧英说“你是岳家的女儿，你为何要告我？”，慧英执着的是父母一辈子相爱，为何不能有始有终。这是宗法社会伦理逻辑与现代爱情观碰撞的时刻，没有人是坏人，所有人都是时代变动下的牺牲者。

眼泪情绪爆发之后，双方都做出了退让，有意思的是这样的退让，反而让任何一方的伦理世界都无法圆满。阿祖决定不要那个缺席的男人，同意迁坟回城市;而慧英不再坚持迁坟，准备把母亲的骨灰送回乡下。一来一往，好像还是没有个圆满。这“温情”片刻所牵引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情?这样的情带出了这样的结局，说明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伦理学?

我想回到片尾说说留下与离开的故事。阿达还是决意离开郑州到北京去圆流浪歌手的梦，最后我们看见他以“女人的心情”唱了一首《陌上花开》。慧英与孝平在新车的场景里，各自倾诉了心里最真实的感受，原来慧英梦里的年轻男子是孝平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历经了一辈子的相互忍让后，决定留在这个“爱情”里。阿祖让她守了一辈子的男人走了，而薇薇到底会不会用一生等待一个离开她的男人?留下与等待的两难持续着，拉扯着这个变动时代，在大迁徙当中无所安放身心的人们。

就在要写完这篇文章的当下，两岸不约而同爆发出大都市底层移工群居者被大火吞噬的悲惨新闻。《陌上花开》唱出的是等归人迟迟来到的哀怨。我想起那年在郑州听的许巍，北方游牧的吟唱诗人，唱出多少漂族的哀情，那首《蓝莲花》至今印象深刻，那是歧路人的镇魂歌，唱出所有浪人精神世界的寄托：“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三代女人的眼泪灌溉陌上花，在世变的迷茫中，我希望看见开出一朵蓝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