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永刚，齐素

【摘 要】互文性是文学记忆研究中的首要命题，它强调任何文本都处于关系的织网中，文本在不断的引用和重复中永远处于生成状态，这样的文本特征给文学的内部记忆留下了空间。解构主义误读观是互文性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延续着文学的内部记忆，同时还对文学内部记忆实施反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文本记忆痕迹越来越隐蔽，但文学传统和文化精神却得以确认和延续。

【关键词】误读；互文性；反记忆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4-0173-02

阿斯特里特·埃尔在《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一文中从宏观上概述了文学记忆理论的几大模块：文学记忆与互文性，文学体裁与文学记忆场所，文学史与文学记忆机构，记忆与模仿以及文学作为集体记忆中的媒介。然而，阿斯特里特·埃尔勾画的五大纲领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学术设想，并未走向深化，本文将沿着“文学记忆与互文性”这个话题继续走下去，并提出以解构主义的“误读”作为互文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学记忆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它是文学记忆的一种“反记忆”形式。

一、解构主义的误读观

误读是西方文学史一种非常常见的阅读现象，只不过在20世纪之前，人们对误读现象是持一种排斥和否定的态度的。这从误读的英文词形和词义上可见一斑：误读对应的英文词是Misreading，牛津词典里对这个词的解释为：“readorinterpretwrongly”，意思是“错误地閱读或者解释”。按照此意，误读就是一种不可取的阐释或者阅读行为，是人们竭力要避免的对象；人们之所以对误读持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信作品有一个先在意义，读者的任务就是通过作品阅读通达这个先在意义，而且坚信读者完全有能力来还原这个先在意义。同时，这个先在意义一般也等同于作者原意，因为作者是作品的第一责任人，是作者赋予了作品以意义。然而，这种类似于公理式的看法到了20世纪却出现了危机，而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来源于解构主义的质疑。现代语言学否定了传统的工具式的语言观，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而意义的产生离不开语言，它是语言的产物，就像索绪尔所说“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混然之物。”[1]这就否定了作品意义的先定性和作者对作品意义的权威性。解构主义是这种语言观的极端形式，它不仅宣称曾经赋予作品意义的作者已经死去，而且认为作品本身也因为自我解构而失去稳定的、连续的和确定的意义，正是基于此，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保罗·得·曼才宣称：“一切阅读皆误读”[2]。当一切阅读都成为误读时，“正读”与“误读”的二元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二者的界限也就消失了，误读成为了阅读的唯一形式，并且误读也由一种消极的阅读形式上升为一种积极的解构策略和文本意义生产的途径。

二、误读和互文性

何为互文性？施蒂尔勒曾就这一个概念给出过最简单的回答——任何文本都不始于零。他的意思是说，每个文本都已经处于其他文本当中，并且始终与这些文本有关系。当然，这还不是对互文性的定义，只能算对互文性的理解。互文性的概念来自于克里斯蒂娃，她认为互文性是文本的本质属性：“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3]按照施蒂尔勒和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的理解和定义，互文性的核心特征是“关系性”，它提出的主要目的是打破一种封闭的文本观，并建立起一种动态的意义生产理论，即意义产生于文本的交汇处，而不是单个的文本中。哈罗德·布鲁姆曾在他的“误读四部曲”之一的《误读图示》中这样表述：“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者误解。”[4]布鲁姆的误读思想瞄准的文学实践是启蒙运动之后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他发现在这一段时期内，浪漫主义诗歌之间存在着一种影响关系，每个诗歌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生存在浪漫主义传统当中，只不过这种影响关系不是一种顺向的继承关系，而是一种逆向的“修正”关系，即体现为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的误读。误读既是后辈诗人的生存策略，又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存在形式，因此，他才断言：一部浪漫主义诗歌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而从诗歌的意义生产角度，布鲁姆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他认为一首诗歌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是存在于这首诗歌与其他诗歌的关系中，尤其是存在于后世诗歌对前辈诗歌的误读中。相应地，诗歌意义的阐释就不能只对单个文本进行语言和结构分析，而是要阐释诗歌之间的误读关系。由此可见，解构主义的误读论从文本观、意义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秉承的都是互文性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解构主义的误读论视为互文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可能蕴含着关于“文学记忆与互文性”的新的理解方式。

三、误读与文学的反记忆

文学记忆与互文性的关系是文学记忆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就像前文所述，阿斯特里特·埃尔将其作为文学记忆研究纲领中的首要课题，除此之外，其他文学记忆研究者也对将文学记忆研究和互文性理论结合表示赞同，认为二者结合起来具有先天的恰当性，比如雷娜特·拉赫曼在她的《记忆与文学》中就大胆地宣称：“文本的记忆就是它的互文性”[5]。将互文性看作是文学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主要是认为互文性体现着当前文本对于前文本的记忆，它是文学的一种内部记忆。那么，文学误读为互文性的重要形式是如何实现文学记忆功能的呢？首先，误读作为一种文学记忆，它也是文学内部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体现前文本在当前文本中留下的痕迹。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就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都是对莎士比亚这位文学父亲的误读，因为莎士比亚作为经典中的经典给后世作家带来了一种“影响的焦虑”，后世作家要想克服这种影响带来的阴影，就必须对其进行误读，这样在后世作家的作品中，莎士比亚就像一个幽灵，穿梭在文本之中。其次，误读作为一种互文性形式，它的文学记忆是一种反记忆。布鲁姆曾说，误读就是一种偏离，这种偏离是对前辈诗歌文本的一种有意的修正。但是，在进行文本修正的过程中，后世作家为了避免成为前辈作家的注脚，他会进行一系列的文本修复工作，以避免被认出自己作品是来源于文学前辈。这一系列的文本修正工作，布鲁姆将其归纳为六种修正比，包括克里纳门、苔瑟拉、克诺西斯、魔鬼化、阿西克西斯以及阿波弗里达斯。经过这六个修正比的综合运动，前辈诗歌似乎在后世诗歌中消失了，后世诗人也因此获得了独创性。而且，后世作家的修正工作越隐蔽，它的文学价值越高，越能跻身于文学经典的行列，同时这样的作家还能建构自己的文学时代。布鲁姆认为但丁、歌德以及乔伊斯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修正最彻底，误读最深切，文本中的前文本记忆越模糊，在他们抹去对前文本的记忆的同时，自己的作品却悄无声息地成为后世文本的反记忆对象。当然，从文本角度来说，误读作为文学的反记忆确实是一种忘却的过程，但是，从文学传统角度来说，这种文本忘却过程却使文学传统和文学的精神得以延续，因为后人总能在文本的深处体验到一种美学斗争的痕迹。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0.

[2]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M].沈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69.

[3]JuliaKristeva，TheBoundedText，DesireInLan-guage：ASemioticApproachtoLiteratureandArt，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0：97.

[4]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陈克明，朱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5]阿斯特里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冯亚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