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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员之死》中威利的伦理选择

2018-05-15郭妮

戏剧之家 2018年4期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伦理选择

【摘 要】《推销员之死》是美国现实主义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该剧是一个小人物美国梦破灭的悲剧。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回到美国大萧条时代的伦理现场,分析主人公威利伦理选择,发现导致威利自杀的主要成因是其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该剧通过一个普通人的伦理选择给予现代人以教诲和警示:每一个人都要遵循社会中的伦理规范,一旦打破了这些秩序,势必要受到无法逃脱的惩罚。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文学伦理学;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4-0013-02

阿瑟·米勒(1915-2005)在当代美国戏剧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一生写有17个剧本,其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在我国久享盛名。他的《全是我的儿子》(1947)、《推销员之死》(1949)、《炼狱》(1953)这三部戏剧上演后,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轰动和瞩目。当前国外文学研究中米勒仍是一个热点,国内学界近年来关于其戏剧的研究论文也呈增长趋势。

《推销员之死》剧情通俗易懂,但寓意深邃。从文学伦理学角度看,它是一部家庭伦理悲剧。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推销员之死》评论的文章较鲜见。2003年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个概念,此后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成果斐然,该批评方法对近十年国内的阿瑟·米勒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分析米勒《推销员之死》的伦理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目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出现伦理道德价值缺位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肩负起道德责任,以实现文学伦理价值的回归。”[1]

柯建华(2010)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分析了《推销员之死》中主人公的伦理冲突,认为该剧主人公梦想破灭、人格分裂、家破人亡有着重要的伦理学意义,是一出伦理悲剧,其原因是传统伦理道德理想(美国梦)与商业丛林法则的错位。[2]笔者细读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认为应回到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伦理现场分析主人公威利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威利选择自杀的伦理原因是其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由此导致家庭失信,事业失败。

一、威利的伦理选择和对伦理规范的背离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中,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个方面,伦理选择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3]

伦理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伦理进化过程。在人的伦理选择中,文学的教诲价值和艺术感染力渗透其中。[4]

威利有多重的伦理身份。家庭伦理是指在家庭环境和背景中,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和結构,这主要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存在的诸多形态的关系。威利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彼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混凝土丛林”,朝气蓬勃的美国梦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面前已经变得充满了铜臭味,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温情可言。威利老板霍华德对钢丝录音机的关注就远胜于对威利生计的关注。人有了钱才能说了算,所谓的受人喜欢分文不值。

威利的家庭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作“鼎盛期”即:年轻时的威利一家,这个时期他们经济条件还算尚可。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作“由盛转衰期”即:中老年的威利一家,这个时期,家庭经济状况惨淡,家庭矛盾重重。威利和大儿子比夫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逼近支离破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是什么呢?是比夫在波士顿发现了父亲跟一个女人的“婚外情”。比夫去波士顿的原因是想让父亲替自己向数学老师说情,让他通过数学考试,以便顺利进入大学。可是比夫没想到却阴差阳错地撞上了这不堪的一幕,正是从“波士顿事件”后,让比夫的梦想之塔轰然倒塌,失去了对前途的信心,并埋下了对父亲厌恶的祸根。不难发现,威利的“出轨”事件给他的家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知道实情的比夫。“出轨”行为是威利第一次错误的伦理选择。

威利没有处理好家庭伦理关系,“出轨”破坏了家庭伦理关系,父子关系恶化。少年时期的比夫很爱他的父亲,视其为心中偶像,可自从发生了波士顿事件后,父子关系变得一团糟,一见面就会互相鄙夷。威利的错误选择,也葬送了比夫的前途。遭受打击后的比夫没有心思继续学业,原本的大好前途就此终结,比夫的失败也标志着威利的“美国梦”的破灭,威利见到妻子琳达缝补袜子的时候显得有些恼怒,与其说是恼怒倒不如说是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因为看到长筒丝袜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回想起在波士顿与那个女人的场景,想到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长久以来,因为这件事情,他都背上沉重的包袱。最后,威利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来弥补心中的愧疚,弥补他对双亲(即妻子和儿子们)所带来的伤害,这可能是他最好的归宿。如同当年亚当夏娃触犯了伦理禁忌,惹恼了上帝,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亚当必须累得满头大汗才能活下去,夏娃受分娩之苦。

二、威利伦理规范背离的原因

主人公威利没有清晰冷静的头脑,没有做出合乎潮流的、正确的伦理选择,因此导致失败。真实原因其实是其伦理身份的背离,具体而言归咎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威利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错误。威利所认为的事业成功就是取决于外貌,他认为比夫外形条件胜过伯纳德,所以肯定会比伯纳德更有出息。其次,他纵容孩子犯错,少时的比夫就有些小偷小摸的行为,威利非但不严厉教育,反而以微笑代替默许。成年后的比夫因为这种不道德的习惯而更换了好多份工作。偷窃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习惯,“小时偷针,大来偷金”,威利在少时的比夫身上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积极的引导,反而采取的是错误的、消极的纵容,比夫成年后的举动做父亲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难怪比夫会成为不成功的范例。

(二)威利对美国梦的误读。原因有二:一方面,威利曾经为是跟随哥哥本去非洲淘金还是去做他向往的推销员而陷于伦理困境。可是当他看到另外一个推销员,名叫大卫的在84岁高龄还在家穿着紫兰绒拖鞋给他的客户们打电话推销产品,以及他曾经去过31个州跑过推销的经历产生羡艳的感情时,就毅然决然地选择当起了推销员。威利眼中的大卫是成功的,设想威利如果跟随哥哥去了非洲,说不定他也可以腰缠万贯了,可是错误的伦理选择注定了他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注定会走上跟大卫一样的命运。另一方面,威利拒绝了好邻居查利两次提供的工作机会。当时的威利也同样在内心挣扎过一番,如果说是接受邻居提供的工作,他依然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帮助家庭渡过难关,但是必须摒弃心中的自尊,默许查利比自己成功,接受自己比邻居活得失败;若不接受,他就只能伸手每周向查利借钱渡过难关。不幸的是,他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后者更能获得心中的安宁。而作为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而言,伸手借钱比拥有一份踏实的工作所牺牲的短暂的骄傲更加伤害自尊。

因此万千矛盾集于威利一身,处处充满着对威利的不肯定,在这部家庭悲剧中,他本人就是主要的“刽子手”,而客观环境也是一部分成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凸显出功利主义和丛林法则。剧中很明显地体现了现实的威利生意做得并不顺当,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推销产品,今日不同于往日,剧中开头威利提着大箱子进场,大箱子里面的产品正是他不曾推销出去的产品,这是由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人都奉行个人主义至上的原则,“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则。威利的老板霍华德不顾多年的老员工情分,在利用和榨干了他的价值后,不顾情面地将他“抛弃”,从这里也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丑惡的嘴脸和非人道主义。

三、结论

阿瑟·米勒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剧作家,他抨击当代美国戏剧的严重商业化倾向,大声疾呼要发挥戏剧的社会作用,强调戏剧对人性的挖掘,其戏剧所具备的道德教育力量一直备受推崇。[5]美国著名的剧评家马丁·哥特弗里德认为:“《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即《炼狱》)等米勒的代表剧作,世界上只要还有舞台存在,这样的优秀剧作就会上演,并传之不朽,他称赞它们是气势宏伟的剧本,具有显示人性的广泛内涵,却又高于现实生活,因为它们诗意盎然并具有崇高的道德力量。”[6]

《推销员之死》展现的这场家庭悲剧中,资本主义制度所暴露出来的弊端理应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出在威利本人身上,他进行了错误的伦理选择。威利的伦理选择没有将他推向幸福的彼岸,他的“美国梦”也注定无法实现。阿瑟·米勒除了想向读者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外,更多的是想告诫当代读者: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循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一旦打破了这些秩序,势必要受到无法逃脱的惩罚。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14:3.

[2]柯建华.论《推销员之死》中的伦理冲突[J].外国文学研究,2010(4):110.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14:248.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14:267.

[5]郭继德.20世纪美国梦想与现实[M].外语教学与出版社,2005:298.

[6]郭妮.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的存在主义解读[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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