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希 刘欣

男性妄想大反击

前不久美国社会不断曝出名人性侵案，引发女性的愤怒，大家纷纷在社交媒体发表附带“Me too（我也是）”标签的反性骚扰宣言，迅速对男性的特权及其下半身欲望发动了战争。

无视女性遭受性骚扰、性虐待和暴力的时代已经终结。在新时代，不管是在“电影之都”好莱坞，还是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不论是传媒业还是大型企业内部，位高权重的男性对女性施加暴行的行为都将被揭露，并受到惩罚。

男人的头脑深处藏着一个幻想的“性乐园”。正如人类在历史之初想象出“伊甸园”一样，男人追寻着他们的性乐园之梦，幻想将它转化为现实，比如有美女服务生的俱乐部，运动员的更衣室，超人气摇滚乐队的私人飞机，以及好莱坞著名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的豪华酒店专用套房。纽约的模特经纪公司也成了欲望的舞台。Elite模特经纪公司创始人约翰·卡萨布兰卡斯多年间对多名模特施压，要求他们与之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未成年人，他的借口是：“男人嘛，总是有欲望的。”

福克斯新闻频道的CEO办公室装饰着各种轰动性报道的纪念品，比如本拉登隐匿住宅的板砖。前CEO罗杰·艾尔斯曾在这个房间对女下属进行语言性骚扰、强行拥抱亲吻，并以“如果你想打入大人物群体，就要和大人物上床”的理由强行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福克斯的金牌主播比尔·奥莱利也多次对女部下进行过性骚扰，比如发送同性恋主题的成人影片、深夜打骚扰电话自慰等等。

选美比赛的参赛者也成了他们的目标。1997年美国小姐的竞选者坦普尔·塔格特向《纽约时报》吐露，在选美比赛结束后的派对上，她曾被比赛主办者强行亲吻嘴唇，而这位主办者正是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相信自己有足够权力的男性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借用特普朗的话就是：“我能让女人做任何事。”他甚至在哈沃德·斯坦主持的电台节目里放话：“她们会主动靠近我，脱掉上衣，扯下内裤。”

沉浸在“性乐园”里的男人从心底就是如此看待女性的，而哈沃德·斯坦和比利·布什等主持人的存在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会配合名人发表下流言论。特朗普曾在10年前对比利·布什说：“只要你是名人，就能随意玩弄女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有17名女性控诉特朗普曾对自己做出不当言行，特普朗对此全盘否认，并在投票日前宣言“投票结束后，我会控告所有说谎污蔑我的人”，并以此赢得选民的喝彩。实际上，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控告任何一个“说谎的人”。

最高法院的裁决

2016年10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于许多不得不忍受其侮辱语言的女性而言是一场噩梦。在他上任10个月时，有女性站出来发声，揭露位高权重男性的恶行，名人性骚扰丑闻不断被曝光，说出受害经历的“Me too（我也是）”运动在社交媒体极速扩散。

女性公开反抗的过程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40年前，法律学者凯瑟琳·马奇诺发表论文《职场女性遭受的性骚扰》后，人们才开始讨论性骚扰是否违反民权法案。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性骚扰触犯法律的程度存在差别，除了强奸之外，如果通过其他与性相关的攻击行为，导致职场出现针对女性的敌对氛围，则属于违法。从此之后，起诉职场性骚扰犯罪者的女性增多了，企业方面也开始着手研究职场“多样性”。然而，大部分起诉不过是以庭外和解告终，被判刑罚的骚扰者出人意料地少。这一情形更利于男性。

30年过去了，性骚扰并没有减少，只是变得更加隐匿了。有75%的性骚扰事件以忍气吞声的遮掩结束，原因在于当事人害怕遭到报复。

随着性骚扰案件的不断增多，美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但特朗普依然在为自己打造“将女性当做饵料的男人”形象，且颇感自得，不断在公开场合发表侮辱女性的言论，将对女性施加的性暴力当做笑话来讲。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甚至任命被丑闻缠身的罗杰·艾尔斯担任他的顾问，并做出维护后者的姿态：“有些女人在撒谎，她们都是靠艾尔斯的帮助才获得成功。”而在福克斯为打算起诉主播比尔·奥莱利的女性支付了高额和解金，安排奥莱利退出电台节目之后，特朗普又公开力挺奥莱利：“我不认为比尔做过什么坏事。”

性攻击消除屈辱感

很多男性虽然没对女性做出过性骚扰举动，但为了不被同性排挤，即便目击了性骚扰行为，也会装作没看到。在这种环境下，女性只能站出来为自己发声。最近有一名美国女记者匿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媒体业最差劲的男性》的文章，从发送性骚扰邮件到強奸，被点名道姓的男性罪行各不相同。实名揭发性骚扰罪证的案例也有增多，美国期刊《新共和》的发行人弥尔顿·费休因此被撤职，《滚石》杂志的人气记者马特·泰比也不得不取消了新书宣传活动。

其实这些男性都有一种奇妙的不安心理，他们担心自己的权势会被夺走。精神科医生詹姆斯·吉利根对多个强奸犯进行过观察，著有多本关于男性暴力的研究书籍，他认为性骚扰源自男性对自身性魅力及社会权力不足的自卑感。“性骚扰的目的是通过侮辱女性，将自己的自卑感转嫁到对方身上。对人类来说，最严重的侮辱行为就是攻击性器官，或者用自己的性器官对他人施加侵害，权欲将随着对方产生的无力感而增大。”

社交媒体分析公司深红六角（Crimson Hexagon）的统计显示，2015年“性骚扰”这个词语出现在脸书和推特上的次数是380万次，2016年飙升至600万次，2017年11月又增长至760万次。

愤怒与诉讼之风也刮到了欧洲。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撤掉了有性骚扰嫌疑的原国防部长，其他两名著名政治家也被指控犯有此类罪行。此前控诉艾尔斯性骚扰、从福克斯获得2000万美元和解金的记者格雷西·卡尔森坚信，“我也是”反性骚扰运动会长久继续下去。她说：“虽然媒体的关注点是善变的，但这次不一样，每个媒体单位都在等待女性提出新的指控，风向已经变了。”

但是，经历过长久性别歧视战争的人们心里明白，事态不容过于乐观。毕竟在追求女权的运动中，“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情形重复了太多次。与卡尔森的观点不同，她们知道推特反性骚扰运动只会流行一时。201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名叫艾利欧特·罗杰的男性因厌恶女性而举枪扫射，导致6死13伤的惨剧。事件发生之后，社交媒体掀起了控诉针对女性的憎恶和暴力行为的运动，声势比本次“我也是”运动更为浩大，但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当女性站出来指控有权势的男性对其性骚扰时，男性往往反过来指责女性说谎，媒体抱团请大律师辩护，最终庭外和解——社会现状就是如此。但是，实施性骚扰行为的男性们，请不要认为你们的猎物只会偷偷逃进森林，女性已经懂得在公开场合从施害者手中夺走武器。40年前提出“性骚扰”概念的马奇诺女士今年已经71岁了，尚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执教。她说：“要实现真正的改变，就要以制定法律、在宪法内增加男女平等条例为目标。不要觉得没人会再污蔑女性撒谎、辱骂女性，不要认为因为有许多人站出来形势就已经改变，不要莽撞地判断没人会同情自作自受的男人们。如果我们已经取得真正的胜利，白人男性至上主义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盛行。”

日本的反性骚扰行动

日本的社交网络尚无反性骚扰运动的兴起迹象。日本的国情与美国不同，演员很难对公众发表社会性、政治性的意见。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名人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前厚生劳动事务官村木厚子讲述了她学龄前受性侵害的往事，作家森真由美和中岛京子也说出此前被性骚扰的遭遇。2017年5月，在“我也是”反性骚扰运动发起之前，记者伊藤诗织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披露自己被原TBS记者山口敬之强暴的事实。虽然伊藤个人没有起诉犯罪者，但警方很快对山口进行了批捕，11月21日国会议员超党派会议探讨了本案的调查取证方法，此事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伊藤在自己的著作中写过这样的话语：“如果我保持沉默，那么还会出现相同遭遇的受害者。”“我不想让别人与我遭受相同的侵害。”

2008年，曾在司法代书人事务所工作过的小林美佳出版《与性犯罪被害人面对面》一书，为读者讲述强暴受害人的想法以及她们与所处环境的纠葛，这些实名揭露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十年过去了，小林说她没想到在今天实名告发依然会引起巨大骚动。在日本，性骚扰、性暴力被看做是个人问题，很难作为社会问题处理。2017年7月，政府開始执行性犯罪相关修订刑法，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意识改革。1907年日本制定了刑法，时隔110年大幅修订的时候，“强奸罪”的名称变更为“强制性交罪”（男女皆可认定为被害人），不需要被害人控告，即可对犯罪者进行公诉。但是，“如果加害者存在暴力或胁迫行为，即可认定为强奸罪”的论述并未改变。许多被害人因恐惧而身体瘫软，却被冠以“没有做出抵抗行为，其本人同意”的解释说明。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多贺太指出，性骚扰问题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被害者担忧“我该怎么办”，然后对性骚扰进行定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最后其“向社会倾诉，并获得认可”。开启“我也是”运动的美国和欧洲已站在第三阶段的入口，日本何时才能到达这个阶段呢？答案尚未揭晓。

[译自日本《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