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骁 张霞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对山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的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又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产业结构变动也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山西作为一个能源大省，在国家大举推行集约型经济的政策下，山西的经济进入了断崖式下滑阶段，充分了解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找出合理的调整措施对解决我省经济低迷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数据和指标的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山西统计年鉴2014》，样本区间为1978-2013。分别将1952年为基期的GDP指数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指数转换成以1978年为基期后，利用公式，对名义GDP和第一、二、三产业进行平减。用FIGDP表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用FIJY表示第一产业就业比，用LNGDP表示对数GDP。

二、实证分析

（一）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对变量FIGDP、FIJY和LNRJGDP时间序列做ADF检验，得出如下结果。

表1中结果显示，变量FIGDP、FIJY和LNGDP的ADF值均大于在5%显著性的临界值，表明未经差分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对数GDP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后的序列△FIGDP、△FIJY和△LNGDP的ADF值均小于在5%显著性的临界值，达到平稳。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说明，FIGDP、FIJY和LNGDP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和，因此，可做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在已经确定了FIGDP、FIJY和LNGDP均为一阶单整后，下面做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AIC准则所确定的滞后阶数为5，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当r≤2时，Johansen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均大于其5%的临界值，所以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拒绝原假设，即至少存在3个协整关系，又由于共有三个变量，所以最多能有三个协整关系，综合来看，有三个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

将变量FIGDP、FIJY和LNGDP一阶差分至平稳后做VAR，由AIC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本文采用AR根图表的办法对VAR（4）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所有单位根的模都位于单位圆内，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四）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质是分析一个变量的滞后项是否对其他变量能够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变量确实受到其他变量滞后项的影响，则称它们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3列出了三变量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IGDP是FIJY的格兰杰原因，FIJY不是FIGDP的格兰杰原因，FIGDP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而LNGDP不是FIGDP的格兰杰原因，LNGDP是FIJY的格兰杰原因，而FIJY不是LNGDP的原因。这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可促进就业结构调整，产業结构调整也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可促进就业结构调整。

（五）方差分解

本文根据前面建立的VAR （4）模型，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与LNGDP中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所做的贡献。

由结果可知，在LNGDP的波动中，自身贡献一直是最大的，产业结构贡献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在第八期趋于稳定，这与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相一致；在产业结构的波动中，自身贡献是最大的，且在第十期依旧占到84.41%，而LNGDP和就业结构贡献非常小，占比均不到10%，这与格兰杰检验结果相一致；在就业结构波动中，自身贡献最大，在第一期几乎占到100%，LNGDP对就业结构的贡献从前两期的近乎为0上升到第四期的15.02%，此后在15%附近波动，产业结构波动对就业结构变动贡献从第一期的近乎0上升到第二期的13.57%，此后贡献逐渐增加，并在22%附近波动。这说明，经济增长比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要滞后，这与现实也是相符的。

四、结语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对山西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与对数GDP虽然都不具有平稳性，但长期存在着某种机制使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表明，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又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产业结构变动也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从方差分解中，我们还得到经济增长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要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这与事实是相符合的。（作者单位为山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