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靖超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残酷世界——尘世的喧嚣烦扰、生命的琐屑卑微、生存的惨伤无奈、命运的不可理喻，凝聚成层层叠叠法挫败感、失落感、荒诞感、苍凉感，无所不在地笼罩着她作品中的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人物。笔者以张爱玲长篇小说《半生缘》和中篇小说集《传奇》为研究对象，从母爱的谎言、父权的虚伪和爱情的荒芜三方面来浅谈张爱玲小说中的残酷世界。

关键词：张爱玲；残酷；爱；缺失

在文艺理论范畴中，悲剧作为一种最高艺术形式，专注于表现人类的痛苦、灾难与不幸。所谓悲剧意识，是人经由对自身悲凉处境的深沉思考而生成的对生命悲剧性的体验与认知。人的欲望本能与生存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生成悲剧意识的渊源，属于无可逃脱的永恒劫数。张爱玲小说着重表现的便是这种永恒的人生悲剧性，讲述现代人如何在黑暗中坠落毁灭，用残忍冷酷的笔调展现一个暗淡无光的世界。

一、母爱的谎言

长久以来，母亲一直以温柔、善良、慈爱的形象出现，母爱也被赋予理想与神圣的光环，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则颠覆了传统的母爱神话，向读者展示了母爱的虚幻与女性命运的困窘悲凉。张爱玲作品往往是描写令人失望母女关系，例如《倾城之恋》中女主角白流苏在受到兄嫂排挤后希望母亲为她做主时，母亲却站在兄嫂这一边要女儿回离婚的婆家做寡妇，这使流苏失望地意识到“她所祈求的母亲与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短篇小說《花调》中郑川娥的母亲为了不在丈夫面前暴露自己的私房钱，“郑夫人忖度着”最终没有拿出钱来给女儿买药。

张爱玲说过：“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这位曹七巧就是一位彻底疯狂变态的母亲。曹七巧在夫家备受歧视与排挤，自小瘫痪的丈夫更使其饱受情爱压抑的痛苦，加上旧式大家庭勾心斗角的熏染，曹七巧早已心理扭曲变态，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了无亲情，残忍恶毒。她自己得不到爱，也不允许别人得到幸福，即使是自己的亲身骨肉。她对儿子放任自流，逛窑子、捧戏子、抽大烟，逼死儿媳妇；而对于女儿则是更残忍的报复与控制，强迫女儿在裹脚，因为一条床单逼着女儿退学。女儿长安“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终于，“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成为一棵“盐腌过的雪里红”。她状似无意地对女儿意中人说：“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这样不动声色的文字却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作为母亲的七巧不仅对自己的女儿没有一丝爱护，反而用阴谋断送了女儿的终身幸福，这便是一个淬着毒汁的母亲形象。以至于长安最终“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二、父权的虚伪

自古以来，文化标榜的父亲形象是坚强、刚毅、伟岸，是家庭与社会的支柱，然而张爱玲笔下的父亲却无不暴露虚伪与脆弱的的本质。《琉璃瓦》中姚先生把他美丽的女儿们比作“琉璃瓦”，对于女儿们的前途有“极周到的计划”。小说在开篇就写道“要他靠女儿吃饭，他却不是那种人”，与之后姚先生的做法形成巨大的讽刺。姚先生把长女嫁给自己所在印刷厂大股东的独生子，却在女儿哭诉丈夫有外遇时不闻不问；把次女推荐到机关做女秘书，却在女儿与“一个三等书记”过从甚密时冷言冷语；给三女物色了杭州富家青年相貌丑陋，却在女儿自由恋爱时破口大骂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已经不是靠亲情而是靠利益手段来维持了，血缘之爱荡然无存。

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家中“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他父亲聂介臣，汗衫外面罩着一件油渍斑斑的雪青软缎小背心，他后母蓬着头，一身黑，面对面躺在烟铺上。”在这所阴森大宅里的男主人公聂传庆是个精神抑郁、性格孤僻的人，“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人”。传庆生在聂家悲哀、压抑，可他别无选择，像他母亲一样成为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还是死在屏风上。”聂家父子的关系几近仇敌了，传庆被他父亲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面对父母、同学及一切现实中的人，他都感到自卑渺小，整日自怨自艾。对现实与父亲的憎恨，让他幻想言教授曾经可能成为自己的父亲，让他嫉妒阳光善良的言教授女儿，而当这一切破碎时他走向万劫不复。

三、爱情的荒芜

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也是无数美好情感的代表，但张爱玲却往往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中来发掘人性的自私、虚伪、残忍与卑鄙。

初看《倾城之恋》这个题目，我误以为这是一篇哀婉缠绵、浪漫诗意的爱情故事，读后才发现文本实则充斥着无聊的高级调情与极尽心计的男女进退攻守。白流苏对于范柳原的真心从一开始就是不相信的，不过是为了摆脱她那龌龊不堪的家庭，期望通过范柳原这个华侨富商、人们眼中的“标准夫婿”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不愿付出真心却想求一个太太的头衔。到香港后，范柳原整日与白流苏厮混在一起，他不过是需要“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来成为自己的情妇，范柳原对她忽冷忽热，时而激将时而压迫，甚至让白流苏回到上海承受家庭的压力再乖乖回到自己身边心甘情愿地做情妇。“然而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笔下唯一一部有较圆满结局的爱情故事，但若不是香港沦陷，这注定是一场爱情“宫心计”里的悲剧，“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倾覆了。”

张爱玲描写了上海与香港都市男女千疮百孔的爱情，在她的笔下是一群迫于生计寻找婚姻而没有爱情的女人。《心经》中段绫卿说：“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一语道出女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过活的现实，这话已然够可怜可悲，但更讽刺的是最终段绫卿竟还是依靠了一个不适龄且已婚的男人。女人们为了生存而结婚，为了结婚而奔忙，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她们在男权社会只能依附男人生存，于是婚姻就成了这依附关系的一纸合同。张爱玲借着范柳原之口道出了婚姻的本质——“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在这样没有父慈母爱与甜蜜爱情的故事中，文中人物更鲜少有那种亲切温暖、积极向上的存在，残酷感充斥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但悲剧的价值在于使人领会到迈克尔·伍德所说的“小说描写的也许是黑暗的世界，但让读者留在光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