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奕楠

“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它的产生与当时的《诗》学传统有密切关系。三家诗均属西汉经今文学派，说诗以微言大义为主，不专注于章句训诂，与后起的古文学家《毛诗》面目不同，比如其中的《齐诗》学派就是以“四始”、“五经”的谶纬之说阐释《诗经》，除了《诗经》，其他的经典如《春秋》、《尚书》、《易经》中的文句也常被经学家们用在不同的场合，赋予不同的意义。仲舒把这些现象和说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以作为自己阐发《春秋》大义，建构新的思想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依据。《说文·言部》：“诂，训诂言也。”段玉裁注：“训诂言者，释故言以教人，是谓之诂。”孔颖达《毛诗正义》：“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可见，“诂”的本义是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仲舒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而在《后汉书·桓谭传》：“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这里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的无定解。

宋以后的文学批评家将“《诗》无达诂”大胆引申发挥成“诗无达诂”说，从一种发展的、开放的角度去看待文本与阐释的关系，明确了对文本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绝对正确的阐释。从阐释者的主体情况来看，对诗的阐释是永无穷尽的，永远都没有可以达到的既定目标。正是董仲舒对文学阐释多样性、无限可能性的思考给了后世的批评家和阐释家提供一种新思路：一方面，文学阐释的前提在于承认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性，不能再单纯的“以经”解诗，而应该“以诗解诗”，文学意义的伸展性、包容性、无限性正是进行文学阐释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阐释者在阐释活动中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巨大作用，赋予阐释者参与文本意义重建的权力。

对文本的阐释存在着差异，这是西方现代阐释学和“诗无达诂”论都意识到和承认的现实。文学作品在客观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而不是一个人人都必须达到或可以达到的终极“真理”。正是因为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人们可以从同一文本中获得多种不同的审美感受。文学作品的开放性结构从纵向上讲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阐释历史；从横向上来说，文学作品一问世，就必须要面对所有读者、阐释者，因为作品一旦脱离了作者创作的语境，就成为了自主性的客体。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之七十五》时说“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正是因为文学作品这种自主性和开放性，在客观上才具有了“诗无达诂”的可能性。薛雪在《一瓢诗话》里说，杜甫诗“解之者不下数百余家，总无全璧”，为什么呢，原因正在于它内涵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见出不同的意义，“兵者读之为兵，道者读之为道，治天下国家者读之为政，无往而不可”。这些都是对“诗无达诂”的很好说明和例证。事实上，恰恰是这多种可能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召唤着读者参与文学文本的结构机制，进入意会、感受、体验的状态，为他们提供驰骋想象的空间，促使他们去填补空白，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发现和增添着作品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诗无达诂”与西方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比较，会发现它潜存了现代理论的萌芽。阐释学是从古希腊学者诠释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和后人阐释《圣经》的神学意蕴发展来的，它着重研究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它认为作品不只是文献资料，而是人之生命的体现，是人生体验的产物，文艺本质上是双向交流的，能沟通生命与生命间的联系。它不满足于简单地再现作品的已有意义，而认为读者的分析是一种积极的理解，怀着一定的期待视野，阐释中包含着创造，带有读者个人的创造，在生命体验的开始，更深入地发掘作品的美学内蕴。接受美学的思想基础是现代阐释学，它认为文本是一种“召唤结构”，存有许多意义空白，期待读者去填充。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实际上是破译本文符号内涵和创造性地构建潜在形象。读者阐释本文之意，与阐释者个人审美经验期待视野有关，接受者在本文中所希望看到的是与自己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相关的东西，从而导致对文本的不同阐释结果。基于此，我们认为“诗无达诂”包孕了现代理论的因子，而在语言表述上，比之西方人更为直观凝练，虽然它缺乏更多的论证。

“诗无达诂”论极大地解放了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阐释者的作用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王夫之在《诗绎》中说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写作者固然有所用意，但读者也不必过于拘泥，应当发挥主体的积极作用，通過自己独特的体验去领悟诗作，不同的接受者可以有不同的体会。这个观点与接受主义美学显然是相通的：不同的接受主体有不同的期待视野，接受主体“各以其情”去“遇”诗——通过“具体化”的阅读行为填充作品中的空白和不定点，完成在接受者的再创造过程，使作品的意义最终在读者各自的想象中活起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