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蓬勃 顾之京

摘 要：顾随所作小说今见12篇，就主题取向而言，大抵可分为家庭生活之眷念、个体人性之剖析、济世目标之表述、众生苦难之描摹等四个方面。此主题取向之衍进，当与作者生活阅历有所关联，亦体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之持续思考。

关键词：顾随；小说；主题取向；主题衍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2-0026-06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2.0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顾随可谓才力宏阔、诸体兼擅，不惟长于诗词、剧曲之创作，小说创作亦颇为可观。本文着力于顾随现存之小说创作，选取主题取向之一端，试作阐析，冀有所得，以为引玉之砖。顾随所作小说仅获知篇目者已有20余种，今得见全文者凡12篇，其中短篇10种，中篇2种，创作时间跨度自1921年至1947年。12篇小说体现出不同主题取向，大致可分为家庭生活之眷念、个体人性之剖析、济世目标之表述、众生苦难之描摹四方面。

一、家庭生活之眷念

顾随小说创作始于青年时期，最早关注的主题是夫妻情爱，主要体现在创作于1921年6月的《夫妻的笑》和《枯死的水仙》。

《夫妻的笑》副题“夜行街上所见”，截取仲夏夜僻巷中“一座败落的”小杂货铺子所见普通市民之生活断面——一对开店的夫妇，历经白日的辛劳之后，男人喝茶、读书，女人听书、做针线，尽享一日内难得的片刻舒闲。男人喝的茶必不是好茶，女人做的针线不过寻常缝缝补补，男人读、女人听的书亦是“极粗俗”之小说，二人没有亲昵的话语，没有亲密的动作，只有偶尔的眼神相交。但作者以文人的视角，于极寻常的市民生活中感受到温馨甜美的夫妻之情，甚至于觉得“四围的空气”亦因这缠绵情意“都变得神圣而甜美”。在作者的笔下，《夫妻的笑》，有着淡而弥永的内在诗情，而小说外在的文字表现同样是诗一般的语言，即便其书写形式亦皆采用了分行的散文诗的格式，正与小说的情韵相应。

《枯死的水仙》其写作时间、创作格式，一如前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写“我”面对友人所送“恰似油画画的”水仙的心绪变化：初见水仙，我心中喜极爱极，为保水仙之清香，宁愿受冻而不生火盆；其后因事忙无暇照料，致使水仙“完全枯死”，我心中悲痛万分，本希望“用尽才力作一首很好的诗吊吊”，却遭到送花人的指责；我欲以死抵命，结果送花人愈发暴怒、痛骂，最终摔门而去，留下我独自垂泪。此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不止于以主人公为主体、水仙为客体，写出得之爱与失之痛即予结篇；而且进一步设置出二层主体——赠花之人，主人公遂变身为二层客体，于水仙夭亡之后，面对送花人的痛责，使主人公

处于被动地位，痛苦更趋深重且无从排解，整部小说充盈着切骨哀痛。小说中的水仙，显然是美好事物的代表，而中国又有香草美人之传统，顾随此作或为传统之继承与延续；而二层主体与客体的设置，则似又近乎近世西洋小说之心理描写与叙事流程。

考之顾随生平，或可寻得一二证据。1912年，顾随娶妻纪氏，1919年，纪氏病故；1920年，续娶徐氏。或可大胆臆测，《夫妻的笑》所见情景引发出的当为对徐氏夫人之眷念，《枯死的水仙》却似以水仙夭折表达对纪氏夫人之悼亡。故此二作，虽着眼于平凡之世俗情爱，写来却风格雅致，又兼具强烈的抒情意味。

如果《夫妻的笑》《枯死的水仙》表达的是夫妻温馨情爱，那创作于1923年的《立水淹》叙写的则是父子天伦之乐。顾随致友函中曾述及小说创作背景：“阴历七月廿间大雨一场，平地水深数尺，村市往来须用船只渡筏……村东一大坑，水深丈余，广亩许，泛舟其中，绿树披拂，夕阳返照，人家住屋俱浮水上，绾舟于柳树上绿荫中，清风徐来，似置身济城明湖中也。……日前家严驾船，随与舍弟宝谦乘其上，容与中流，此为今年回家第一赏心乐事。”[1]63顾随此时尚在青年，虽逢豪雨水灾，但麦收已过，全年收成不致大亏，故小说截取父子兄妹灯下谈心的温馨场面，展示亲情温暖；摘取荡船“湖”中之乐事，一现难得的天伦之乐。

此时，顾随于社会并无深入接触，而于家庭生活、夫妻情爱却有深刻体会，故其小说表达片段之感想、一己之情思集中于夫妻情感与父子亲情，或体悟得之时的感动，或表达失却后之苦痛，当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个体人性之剖析

顾随大学就读英文专业，深受克鲁泡特金、尼采、易卜生等人思想及波德莱尔、安特列夫等人创作影响，这在其20世纪的小说创作中有所体现——最突出一点，即长于对人性之描写与开掘，笔调冷峻。

创作于1921年年底的《爱——疯人的慰藉》，一方面延续了对夫妻情爱的关注，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个体人性之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深入思考。一个“毕过高等学校的业”的年轻人，工作轻省、待遇优渥，但面对人们“拼命在金钱眼里和势力队里跑来跑去”的社会现实，“终久疯了”。究其原因，则源于他对堕落的排斥。然而，回归家庭的他，第二天就被治愈——老母亲的泪水和怀抱，妻子“神圣的、爱的眼光”，小女儿和她手中的鲜花，让他感觉像“全身笼罩在神圣的、爱的光里”“仿佛鱼游泳在清泉里面一样”。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似可约略找到一點作者的影子：

（大都市）是中国人的试验场。有多少人到了那里都融化在浊流里。（大学里）也有好些青年在校里挂着号，却去干那些堕落的生活。……也曾卜日卜夜的打牌；“谭派”“杨狂”的闹戏厅。幸而没有到“底”，我就爬上来。[1]379

社会黑暗污秽，人一旦浸淫其中，大多会被污染，就像戴上“极可怕”“极难看”的“面具”一样，人性中之真善美必受压抑，假恶丑必会张扬。人性未泯者，必定痛苦不堪，唯有逃离社会、回归家庭，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平静。在顾随看来，此皆因女性固守家庭，还保有人性之真善美。至于小说中对污浊社会的描述、认识与憎恶，正反映出一个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迪下，对现实社会的认识。《爱》明显带有旧俄安特列夫作品之味道，此盖与顾随大学所学专业为外国文学，并特爱旧俄小说颇有关联。

与《爱》一篇不同，创作于1923年的《反目》则全然是本土气息。小说叙述一位“幽娴贞静”的女子，因洞房花烛夜偷看丈夫而被人议论，丈夫从此再不进她的房门，这女子将那一晚与丈夫对视的“深刻印象”当作慰藉，“很平和地”过着那苦痛的“反目”生活，一直到老。对此部小说，顾随谓之“足中不美”：小说情节已足，对于人性之呈现已足，对于主人公命运之演绎已足，唯故事本身之结局并不美满。鲁迅先生有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2]203此作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女子一生情爱——毁灭了，虽情节不美，但因其悲剧意蕴，确是带给了读者美的感受。顾随讲诗谈及恋爱曾有言：“恋爱是牺牲自己为了保全别人。故恋爱是给予而非取得，是义务不是权利。”[3]3《反目》中的这位女子正是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承担了恋爱中的义务，给予了丈夫彻底的解脱。

顾随创作《反目》，其意亦在表现受社会压榨之人性。女主人公深闭幽闺，一旦议亲，“全身的血液仿佛万马奔腾；那颗心突突地乱跳”，实是人性之自然；新婚之夜，偷眼观看丈夫，亦属人性之正常。如此正常之事，却被听房的人讥讽以至丈夫“从此永不进伊的房”。但文中的女主人公却未曾想过反抗，甚至没有委屈，而是怀着可怜的慰藉，平和到老。现代文学史上，多有小说倡导革命，呼吁奋斗，顾随于此篇作品中呈现出的与社会有所冲突的人性，只有隐忍一途，而这恰是数千年来中国妇女最普遍、最真实的人生命运。男主人公只因颜面受损，即弃妻子一生幸福于不顾，自然是人性扭曲的施害者；然其施害，却是为封建社会腐朽伦理规则所胁迫，于此层面，则男人亦为受害者。

对人性之刻写，更值得关注的是创作于1923年的《失踪》和1926年的《废墟》。《失踪》其“主人公是个美的狂热追求者，几近变态的地步”[4]，他不能容忍原本美艳的妻子因生产得病而变得容颜憔悴，竟毒杀之，而其灵魂亦因此受到深深谴责，人也变得愈加畸形。正因其“变态”，他始终未能回归正常人生，以致最后失踪。《失踪》首刊于1925年之《浅草》一卷四期，1935年鲁迅先生编订《中国新文学大系》，将此作编入《小说二集》。此作虽未明陈社会现实对人性之压榨，但对畸形人性之记写真实而颇有可观，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史上或可视为难能之作，此亦或为当年得鲁迅先生青眼之重要原因。较《失踪》更进一步，《废墟》突出了老实巴交的普通农人房五因看了一次砍头而最终发疯杀人——那被砍掉的头颅上的两只眼睛时时出现，那头颅上嘴巴啃咬土地的“咯吱”声随处可闻，那耳畔总是响起“ㄕ—ㄚ” “ㄕ—ㄚ”为国音字母，今读为“sh-a”（杀）。的声音，房五精神彻底崩溃，提着铡刀在一夜之间将全村人尽数屠尽。《废墟》刊于同年之《沉钟》第十期。《沉钟》杂志自创办之日起，即译介与创作并重，不仅大量介绍了俄、德、法、美等国的作家作品，还发表大量原创作品，表达对旧社会黑暗现实之不满。《废墟》得以刊发于《沉钟》，自然遵循抨击黑暗现实之创作思路。顾随更是将如刀之笔探入人性层面，着意表达黑暗现实对普通民众人性所造成的创伤。小说行文冷峻，氛围阴郁，将黑暗社会压榨下人性之扭曲描写得细致入微——官府肆意而为，普通民众难承其压，精神崩溃，人性之恶喷薄而出，然最终遭受灭顶之灾的，依然是无辜百姓。

以上四部小说，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其一生孤苦寂寞，然尚能平和终老；其余三部以男性为主人公，最终皆以精神失常而收场。细究其意，或可推断，顾随于此四作中虽深入剖析人性，但仍以为，女性因未受社会侵染，尚可保有心境稳定、人性善良；男性深入社会，故而受到更为明显的压制胁迫，无从排遣疏解，只有毁灭一途。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又可于其中见出顾随对人性之思考的层层加深：《爱》中，受社会毒害而人性扭曲之主人公尚有家庭可以逃避，家庭中的女性之爱尚可为对堕落现实唯一疗愈之法；《失踪》里，主人公受社会毒害益深，以致将家庭一并毁灭，逃无可逃，造成了个体的必然毁灭；《废墟》里，黑暗社会为了震慑、恐吓民众，致使人性之恶借无辜之人之手，对真善美无情屠戮，造成更大范围的伤害。这些看似荒诞的众生悲剧，正是因为黑暗社会现实促发人性之恶喷薄而出的必然结果。

三、济世情怀之表述

创作于1925年底的《孔子的自白》，其主题取向与前述诸篇颇有不同，一则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再则阐述自己的济世情怀。

此篇小说创作之缘起，在于旧日学生的一封来信。顾随早年执教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时的学生陈瑛 陈瑛，即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沉樱。一度与老师保持书信往还。顾随有次寄信写错地址，陈瑛回信戏问老师“真的老了吗”，顾随得书，“有感；因作《孔子的自白》一篇”[2]150。

《孔子的自白》以楚国叶公向子路问孔子之为人来展开情节，敷演成篇。小说中的叶公被作者指为古代寓言中“好龙而被龙吓坏了”的叶公，且借由孔子为叶公作翻案文章而讥弹虚假、丑陋之世态人情：“他好假的龙，岂不比那用了笼子里装着的鸟儿或手牵着的小狗儿的人们强得多吗？你们有谁不是发现了人世的真实而觉得恐怖呢？”此番陈述，正显示出顾随之创作对人性善恶之臧否、人情真假之鞭笞。

更须注意的是，《孔子的自白》虽不乏对人情、人性之剖析，但并不以此为中心，其主旨乃在于借先贤旧事抒自我襟抱，含蓄表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与济世情怀：虽面对堕落现实，虽面对冷嘲热讽，仍能积极入世，并為目标去奋斗。顾随自言，此作“系取《论语·述而》第七之一节而演义者” [2]150，但实际却与《论语》中诸多篇章相关联，此一点可从小说中孔子的“自白”可证：

老了哇！真是老了哇！有好些时候，不曾梦见那位老圣人周公了。

由呀！你是太执拗了！你宿在石门的那一夜，那晨门曾讥讽过我了，你也不曾同他辩驳；长沮桀溺在你问津的时候，也曾说过许多不满意于我的话头，你对于他们也不曾说过什么；那都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是深知道我的人们，都是了解我的主义和行为的人们呀！便是前几日，此处的接舆不是也在我的车前唱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歌儿跑着过去了吗？……然而我是不懊悔的啊！我不能使他变为我，犹之他不能使我变为他。而且……便是卫灵公的爱妾南子，我不也是见过的么？……我而今是第一次来到楚国，很愿多有几个人知道我的心迹。

联系《论语》，参合上述引文中孔子久不梦周公之喟叹、对长沮桀溺、楚狂接舆之婉讽以及拜见南子的行为，则不难窥知《孔子的自白》抒写的正是老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用世意志和担当精神。在顾随笔下，孔子虽有“老之将至”的感伤，但更有其政治理想必将实现的希冀与信心。正因如此，作者在文中借孔子之口说出这样的“自白”——“行我的道的如果不是我自己，一定是我的徒弟们，或是徒弟的徒弟们呢”；正因如此，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孔子的眼光，注视着对面的墙上，看到那弟子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孔子于墙面之上“看到那弟子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显然不是写实，而具有浓厚的隐喻意味，于此虽不能坐实其所指，但依然可以推知为夫子对济世目标必将实现的乐观心态和坚定信念。

顾随另有小说《浮海》，当是演绎《论语·公冶长》中之一节夫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事，惜小说今未得见，无法探知其确切立意。私意揣测，依据《论语》的内容和小说的题材，大抵应是发扬了顾随所尊崇的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为人立身之道。

顾随深受儒学熏陶，自有儒家之志，故而其眼光、心思必对社会、人生有所投注。《孔子的自白》中含蓄表达的济世情怀，即内含着对当时社会现状、人生道路的思考与探讨。究之于小说创作，其主題取向也渐渐有所衍进，由对家庭情爱、人性善恶的深掘，而拓展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宏览。

四、众生苦难之描摹

步入中年的顾随，对社会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具体到小说创作，则集中体现在反映农民苦难生活的四部作品中——《乡愁》《佟二》《刘全福——运粮的故事》《乡村传奇——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

顾随自少年时期即在外求学、工作，很少再回老家清河农村，1933年父亲过世奔丧之后，顾随更是再未回乡，但农村生活却是他最为熟悉的小说题材，农村题材的小说也表现出最引人注目之主题取向。

短篇小说《乡愁》叙写了农村少年长岭的人生悲剧。在短短一生中，他几乎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逢酒必醉的父亲心里从未惦念过他，瘫痪在床的母亲无法给他温暖的照顾，性情暴虐的继母对他的虐待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堪忍受的长岭出外打工，没两年却得了病，只好回家等死，并终于默默死去，身上只有一条“七穿八孔的紫花粗布短裤”。长岭是一个华北平原上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少年，他性格温顺，不懂抗争：别人骂他打他，他都是骂就听着，打就跑走；别人冤枉他刮了树皮，继母不给饭吃，将他的破小褂儿撕得一条一条的，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病到无法支撑，也只是用细细的声音低声向旁人求一贴膏药。在整部小说中，读者读不到长岭的表情，只看到没有神色的“两支大黑眼睛”。在《乡愁》里，再没有可以让人有所退避、赖以疗伤的安全之所，只有到处弥漫、无所不在的生活重压。

《乡愁》之前，顾随以为家庭是人生苦难的避风港，是逃避社会重压、人性丑恶的安全区；自《乡愁》始，顾随或许意识到这个观点并不具有普适性，故而他对于社会人生之思考已跳脱出以回归家庭为解决苦难的思维模式，而将悲悯的眼光投射于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将普通农民真实的社会生活、遭遇的人生困厄写实呈现，致力于刻画那令人窒息的压抑和这压抑背景下的众生相。

中篇小说《佟二》完全摆脱了早期作品青年才俊的笔触情怀，直面严肃惨烈的社会人生。主人公佟二最大的特点是“不会哭，也不曾哭”，他凭借自己的“勤恳力作”，娶妻生子，过着“窝头、辣椒、咸菜和红高粱面子的粥”的日子。然而，“天下却一天比一天不太平”——闹土匪、征钱粮、闹天灾、抓壮丁，因此“生活也日见其困难”。及至佟二田地被毁，被迫下关东，又路遇“鬼名军”，妻儿惨死。佟二流下了“生平第一次也就是末一次的泪”，他瞅准机会找那“鬼名军”的头目报了仇，奔回家中，死在自家的土炕头上。小说以佟二一生为缩影，将底层农民面临之一切艰难困苦一一梳理、整合起来，着意展现出农民连以辛劳换取平安的基本需求也不可得的悲惨命运。《佟二》创作于1933年，当时日寇已侵占中国东北，作品出现的“打着旗”的“鬼名军”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印证。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作者不敢明指造成这一惨剧的责任者是日伪统治者，但是读者会清楚地知道作者究竟指的是谁”[5]152。因此，佟二的遭遇、佟二的反抗，正是抗战期间苦难的中国人民在铁蹄下的控诉与抗争。

同样是希望以辛劳换取平安而不可得，短篇小说《刘全福》则着重于揭示徭役带给农民的重压，这恰是对《佟二》所展示的农民苦难的补充。小说描述的是运粮前夜直至运粮队伍上路这二三十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因为雹灾，麦田颗粒无收，而运粮任务照常摊派下来。公家的路费根本不够用；官家的亏空要运粮农民自己补上；有牲口的赶着牲口运粮，没有牲口的只能自己一路身背肩扛；运粮路上，疾病时疫随时发生……顾随再一次将人生百态进行了细致深刻的描绘：地主的无情、家计的艰难、保长的摊派、邻人的逃荒、运粮队伍的艰苦……苦难的农民永远无法走出苦难。小说结尾，刘全福一句“（运粮的路）还远呢”，这寓意多重的话道出了农民无从逃遁、无从解脱的苦难。

同样是反映农村众生苦难，较之于以上三部作品，《乡村传奇》视角更为宏阔、内容更为丰赡、涵蕴更为深远，有着与诸篇不同的丰采，大抵可看作顾随小说的“压卷之作”。

《乡村传奇》最初拟名“无奇的传奇”，后更名“大麻子与二牛鼻”，待发表时，方定名为“乡村传奇——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题名的更改一次比一次贴近于描摹农民苦难生活的主题取向。就创作内容而言，《乡村传奇》并未延续《乡愁》《佟二》以一人一生为主线写农民生活之艰辛，而是截取晚清时北方村落牛店子从深冬至初春的一段生活全景；也不同于《刘全福》依托“运粮”事件铺展情节，而是结撰出一幅旧时代“北方一个农村里的众生相”（冯至《怀念羡季》）[6]5。

小说开篇铺陈出“北地大平原中僻小县份的乡村”里“寒冷而且寂寞”的景象，衬着“寒冷而寂寞”的底色，各个阶层、不同人物的一言一行让北方农村生活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最惹人注目的是大麻子和二牛鼻：大麻子家徒四壁，强悍粗鲁，愚昧无知，不把官府放在眼里，却对四先生和二牛鼻心存几分说不清楚的忌惮；二牛鼻衣食丰足，上下圆通，阴诈毒狠，又颇有些身手，跟四先生沆瀣一气，对大麻子表面不屑一顾，心里却也感到有几分威胁。其次，还有识文断字、貌似宽厚却心地凶险、暗通官府的乡绅四先生，老于世故、精于计算、时而像鼠、时而似猫的“地方”。这四个人的明争暗斗，持续不断，时起时伏；而官府大老爷依然延续着昏聩慵懒的圣明，比亚比扬还在表演着没有观众的口技，买糕的、杀猪的、攫街的、要饭的也还在每个年集上做着周而复始的营生……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皴染着层次鲜明的北方农村生活画面。作者在平实的叙述中，引导读者了解了旧时代农村生活中的种种人性。与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描写融合在一起，是热闹喧哗的场景描摹：四先生不显山不露水地对大麻子的多次戏弄，大麻子以绝技“踢飞脚”的示威表演，大麻子与二牛鼻的两次逗狠，二牛鼻与如意儿的冰上高跷竞技，加以年节临近热闹的杀猪场面，集上的粮食市、年糕摊、花炮场，拥挤喧闹，再衬以元宵节的鳌山燈与龙灯舞的新奇鲜亮，村外白杨树下瘆人的口技表演……让人目不暇接、耳不暇听，宛如置身于晚清时代的牛店子。

《乡村传奇》的创作，可以说是倾注了顾随前半生对乡村的生活见闻、社会思考。小说场面最为宏阔丰繁，内蕴最为丰实厚重，意味最为深广悠长，其揭示旧式农村众生苦难之主题取向十分明显。对现代文学研究颇有建树的学者姜德明曾撰文以为《乡村传奇》“描绘了北方农村小镇的不平静生活”，又特意以副标题注明“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大约故意模糊时代背景，藉此逃避当局的审查”[7]108？姜先生所言当有所本，然特意注明时代背景，或亦有更深一层寓意：数十年过去，“牛店子”应该未有大改，依然延续着表面平静内里诡谲的生活，裹挟于其中人们被无法阻挡的力量驱赶，不可停驻片刻。在貌似冷冽的笔触中，饱含着作者对受难人民的同情，和对他们悲苦命运的无奈。

综观顾随的小说创作，其主题取向之衍进与生活阅历有所关联：青年时代着眼于家庭生活，抒发得之幸与失之痛；年龄渐长则从社会人生角度入手，揭露现实生活对于人性之沉重压抑，并指示家庭为抵抗之武器。虽对现实黑暗、残酷人性有清晰认识，但顾随积极入世、关注现实的精神并未稍减，进而将视角逐渐转向广袤的农村，或截取片段，或展示人生历程，或刻画众生百态，剖开生活表层，揭露出的是北方农村农民无尽的苦难，以及存在于各个阶层人物的忧喜人生。伴随着主题取向的不断丰实与衍进，顾随小说创作的情感基调也由温情流畅，一变而为沉重压抑，一变而为冷冽理性。

[参 考 文 献]

[1]顾随.顾随全集：卷八[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

[2]鲁迅.鲁迅全集：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顾随.驼庵诗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4]余时.写过小说的顾随[N].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12-07（7）.

[5]余时.辅仁文苑[N].今晚报，1992-11-16（6）.

[6]张恩芑.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

[7]姜德明.沈从文与《现代文录》[J].寻根，2001（3）：107-108.

Theme Succession of Gu Suis Novel Creation

SHI Peng-bo，GU Zhi-jing

（College of Journa lism and Communication，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Abstract：There are 12 novels written by Gu Sui preserved so far. The theme orientation of these novel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love of the family life； the analyses on individual human natu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goals of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the description of peoples suffering life.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me orientation is related to Gu Suis life experience，and reflects the authors continuous thinking about socialife.

Key words： Gu Sui； novel； theme orientation； the succession of the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