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智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诗歌领域之研究，“流派”是重要的范畴之一。其重要性在于，流派介于文学总体与作家个体之间，所处理的对象是文学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诗可以群”，若文学仅仅是关乎个体的一种“存在”，自生自灭，与外界绝缘，则其在文学史之价值可约等于零；只有个体之创作与他者、外界、群体发生关系——同时代或异时代之接受、传播、影响、渊源、传承等关系，其文学史价值方有所附丽。而这种同时代或异时代创作的承与变，及各种互动关系，正是“流派”研究的主要对象。流派的多少、特征、构成（或命名）方式、波及范围及其兴替影响，是衡量一个时代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宏观研究與微观研究中介的“流派”范畴，可谓诗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传统文化；诗歌流派；范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2-0018-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2.003

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一向是主流之一，而中国文学的长河，一向以诗歌为正脉。不学诗，无以言。同诗歌的悠久传统相比，小说、戏剧是迟开的花朵，很晚才汇入中国文学的长河。广义上的诗歌包括诗、词、曲，诗（狭义上的）是指以齐言为主要句式的韵文，包括《诗经》、楚辞、乐府、五七言（还有六言、九言、杂言）古体及近体（包括律诗和绝句）等；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是一种配合音乐用以歌唱的诗体，以长短句为主要体式，依词牌或曲调填写文，又称“长短句”或“诗馀”，始于唐，盛于宋；曲则指元明清散曲和剧曲，主要指可清唱的部分，包括小令、套数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因为词曲早已独立且成熟，有关研究亦别为科目，因此，今人撰写中国诗歌史，为了区分于韵文史，一般只叙述用汉语书写的狭义上的诗。叙述狭义上的诗史，可以选择多种角度，如题材、体裁、时段或地域等。本文侧重由流派角度入手，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流派的理论性建构。

一

作为诗歌批评与研究的重要一环，流派是语言、修辞、意象、意境、风格之上更高的层次和范畴。一般而言，流派常被混而言之，视为诗歌、艺术或学术等方面的派别。其实，流与派应该分而论之。“流”偏重历时性，研究对象是诗人对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后世诗歌风气的影响，借以定位其独创性和艺术成就，为解释和批评提供合适的尺度；“派”偏重共时性，研究对象是同一时段形成的诗歌群体、集团、潮流、派别

或范式，有助于理解种种诗歌现象，加深对诗歌历史演进的认知。横看成“派”侧成“流”，纵横交错的“流”与“派”，是建构而成的中国诗歌史大厦的基本栋梁。

作为文学研究重要视角，流派在个体研究领域一度成果丰硕。重要标志之一即20世纪程千帆（1913—2000年）先生提出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课题，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及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此后，流派视角的运用不断成熟和扩大，曾有两套名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丛书先后面世钟林斌、李文禄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陈文新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004年出版。。学界对山水田园诗派、韩孟诗派、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边塞诗派”“吴中诗派”“姚贾诗派”“睦州诗派”“李贺诗派”“皮陆诗派”也相继进入研究视野。但是，在个体基础之上的整体研究和理论建构，尚有很大空间。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勾勒自先秦以迄当代诗歌千流万派，系统梳理其发生、发展和衍变脉络的中国诗歌流派史。

史须溯源，不妨先溯源其词义之始。“流派”一词，据《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最早的用例是初唐张文琮《咏水》诗：“标名资上善，流派表灵长”张文琮《咏水》，见《全唐诗》卷三十九，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1992年版，第2册，第504页。张文琮（？—653年），贝州武城（今属山东）人。贞观中（627—650年）为持书侍御史。三迁毫州刺史，为政清简，百姓安之。唐高宗永徽（650—656年）初，表献《太宗文皇帝颂》，优制褒美，赐绢百匹，征拜户部侍郎。好自写书，笔不释手。坐房遗爱从母弟，出为建州刺史。永徽四年（653年）卒于官。。诗意是：若论题名，老子《道德经》曾云“上善若水”；水行之派生，广远而绵长，“流派”为动宾结构。在此前后，玄奘（600—664年）述，辩机撰文，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的《大唐西域记》亦用到“流派”：“鹤萨罗城中踊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1]这里的“流派”亦为动宾结构，词义核心亦在“派”。延此上溯，考“派”之源，许慎《说文解字》谓：“派，别水也。从水从GFEA9，GFEA9亦声。”“GFEA9，水之衺（邪）流，别也。从反永。”可见，“派”实际上是从“GFEA9”这个象形字孳乳分化而来的累增字或异体字，二者等义中华书局影印大徐本《说文解字》十一篇上、十一篇下，1963年版，第232页上、第240页上。王筠《说文释例》卷八累增字举例有“GFEA9”与“派”，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第十一亦谓派“即GFEA9之或体”。。《文选》左思《吴都赋》“百川派别，归海而会”之刘逵注引《字说》注云：“水别流为派。”四部丛刊景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又，《六臣注文选》卷十二郭璞《江赋》“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亦云：“水别流为派。”《古今韵会举要·卦韵》释“派”：“本作GFEA9，从反永。徐（锴）曰：‘永，长流，反则分派也。今文又增水作‘派。”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二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锴语见其《说文解字系传》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27页下。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流别者，一水歧分之谓。《禹贡》曰：‘漾，东流为汉；‘沇，东流为济；‘江东别为沱《尚书·禹贡》原文是：“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导沇水，东流为济。”，此言流别之始……流别，则其势必衺行，故曰‘衺流别……衺流别，则正流之长者较短，而巠理同也，故其字‘从反永。”[2]可见从字源上推究，“派”之本义乃水之歧分、别脉、支流，与正流、主脉、本干相对而言；与后者相比，尽管巠理相同，但长度较短。这一本义，耐人寻思。在中国，流派意识的萌发，与这里水系发达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3]。水流万派的诗性哲思，看来不仅包括智慧、开放、包容、上善，也有别流和支脉。在感情色彩上，“夫衺（邪）流别赴，异于正源，本非雅词”[4]。但由此引申而及事物的流别，再及政治、宗教、学术与文艺之派别，如宗派、嫡派、政派、党派、左派、右派、教派、学派、书派、画派等，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均带有这种雅俗之别或褒贬色彩。

二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看，流派视角在学术和文艺评论上的具体运用，渊源久远。上引《说文段注》断定《尚书·禹贡》中对河流关系的记载是“言流别之始”，可见“流别”概念出现之早。而较早将其用于学术史领域者，当推《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百家之学的总结，它所确认的“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等九流，实际上具有学派的性质，只是未用“派”或“流派”来表达而已。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较早将“派”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书中多次出现“派”，如《诠赋第八》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唐写本作“异流分派。”纪昀评：“此分歧异派，非指赋与诗分，乃指京殿一段、草区一段言之，而其说仍侧注小赋一边。”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台北：国立编译馆1982年版）谓“异流分派”，“言赋为六义之附庸，其体裁导源于诗，而屈偏写志，宋宗铺采，同源而异流，荀则兼综咏物说理，陆贾则主博辨骋辞，一致而分派；后之词人，顺流而作，或为京殿苑猎之长篇钜制，或为草区禽族之小型短品，采姿翻新，未可一概论也。”《杂文第十四》：“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派，《太平御览》作“流”。《诸子第十七》：“《七略》派流，诸子鳞萃。”见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页三下所引。通行本作：“《七略》芬菲，（流鱗萃止）【九流鱗萃】。”《隐秀第四十》：“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序志第五十》：“若乃论文叙笔，则派别区分。” 但“派”字在先唐诗文中，更多的还是使用其本义：水之支流。直至中唐，始略有变化。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扶几导之言，曲节初摐摐。半途喜开凿，派别失大江。”其《荐士》又云：“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瀰漫，派别百川导。” 这两个用例，均为比喻，前者用来形容韩愈、张籍二人在论辩中的纵横开合之势，后者用来描述周汉诗歌史的发展源流。

而“流派”一词，从本义引申至立场、见解、作风、风格等相近的团体，《辞源》所援引的用例，最早的是南宋胡仲弓（生卒年不详）《送丁炼师归福堂》：“易东流派远，千载见斯人。”《辞源》（修订本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67页。所引《送丁炼师归福堂》文字，见《苇航漫游稿》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5页。其实，早于胡仲弓的程大昌（1123—1195年）《演繁露》卷六“摴蒱”条已云：“摴蒱之名，至晋始著，不知起于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创作实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关于“流派”这一范畴的具体涵义，中国诗歌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之间，难以等同而论。中国诗歌流派现象纷繁而复杂，如果严格按照现有西方文学理论的定义来考察，难免削足适履在这一问题上，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吴怀东《唐詩流派通论》曾做出具体论述，读者不妨参阅。。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社群意识较强，文学创作实践的成熟和发达程度也举世无双，但由于文学观念上审美与功利的离合纠缠，文学批评的重直觉轻理性，多片段少体系，多判断少推论，加之交通不便造成的地域隔碍，文人交往途径和渠道的有限，大众文化传播的相对落后与局限，因而，中国诗歌流派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程，决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同外国文学不同的、别样的发展轨迹，这轨迹正如那“流”那“派”，往往曲曲弯弯。另外，中国古典诗歌与现当代诗歌，在流派形成的背景、平台和样态等方面，也有显著的不同，需要区别对待。

中国诗歌流派的发展，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萌芽 → （2）自发 → （3）自觉 → （4）成熟 → （5）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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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 → 魏晋南北朝 → 唐宋 → 元明清 → 现当代

前两个阶段，诗歌流派更多源自家族血缘，或师承关系，偏重于“流”；此后两个阶段，逐渐扩展至友朋同事、同学同年，或共同的风格好尚，逐渐成型为“派”，期间成员之间的交往唱和，往往成为聚合诗歌派别的重要纽带。而在最后一个阶段，文学社团和期刊等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诗歌派别的面貌。如果说，决定中国诗歌内部（诸如体式、体裁）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节奏音乐的话，那么，决定中国诗歌外部（诸如风格、流派）发展的主要因素则是人——于风格，是个人（家学、师承和个人成长经历）；于流派，更要考量人际交往、结社会集等因素。当然，还有时代潮流和地域传统等。

三

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术语中，“流派”一词出现以前，与之相近、相应的名词，称“体”、 称“派” 。“体”“派”是一对相互联系、有所交叉的范畴。厉鹗（1692—1752年）《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论体派之衍变云：“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就洁，远流俗而就（一作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即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自吕紫微作《西江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齗齗然以派自居也。迨铁崖（一作雅）滥觞，已开陋习。有明中叶，李、何扬波于前，王、李承流于后，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啖名者靡然从之，七子五子，叠床架屋。”[6]其扬“体”而抑“派”，不无意气之见，但对由“体”到“派”之衍变的论述，要亦脗合。

详而论之，“体”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中，大抵有四重涵义：（一）可以指文章的体裁、体式、体制、体例，相当于“genre”；（二）可以指文章的内容、要旨、思想；（三）可以指文章的文辞、采藻、辞气、语意；（四）可以指文体、作品、时代、地域的风格、体貌，相当于“style”。前三种涵义姑且不论，仅就本书所及之第四种涵义而言，在六朝时期它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文学批评范畴，其标志即《文心雕龙》和《诗品》中对这一概念的论述和运用参见陈兆秀《文心雕龙术语探析》第三章关于“体”字之析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尽管在中国古典诗歌批评的某些场合中，“体”“派”二词的界限仍未十分明确，但一般而言，“体”大致相当于“风格”，“派”大致相当于“流派”。“体”成于个体，“派”成于群体。“体”可“以时而论”“以人而论”[7]，“派”也可由产生的时代或代表作家来命名，但更多的是以风格而论、以地域而论、以体裁而论、以题材而论、以审美趣味而论、以创作主张而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由“体”到“派”的发展、嬗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重要的环节点：

（1）（2）（3）（4）

《文心雕龙》→《诗品》→《主客图》→《江西诗社宗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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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体”→“溯流别”→ “主客法度一则”→“宗派”

作为“体派”说滥觞期之代表，刘勰（约465—约532年）《文心雕龙·体性篇》的奠基作用毋庸置疑：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8]

“八体”也就是八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可以视为最早的风格分类。此后，初唐佚名《文笔式》“论体”所云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等六体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55页；《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78页。引自日僧遍照金刚（774-835年）《文镜秘府论》，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第331页。王利器谓“其为刘善经《四声指归》之文”。小西甚一（1915-）《文镜秘府论考》（讲谈社1951年版）谓其出于初唐佚名所撰《文笔式》（见《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55页；《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79页）。后说可从。；唐·崔融（635—706年）《唐朝新定诗格》“十体”论形似体、质气体、情理体、直置体、雕藻体、映带体、飞动体、婉转体、清切体、菁华体《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109页；《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29页。参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第146页“十体”所引。旧题李峤撰《评诗格》所云“十体”，实即剪取自崔说。；皎然（720—798？年）《诗式》“辩体有一十九字”：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219-220页；《全唐五代詩格汇考》，第242页。参见李壮鹰《诗式校注》，第53-54页；《历代诗话》上册，第35-36页。；齐己（864—943？年）《风骚旨格》论“诗有十体”：高古、清奇、远近、双分、背非、无虚、是非、清洁、覆妆、阖门《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379页；《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401页。；元·杨载（1271—1323年）《诗法家数》所云：“诗之为体有六：曰雄浑，曰悲壮，曰平淡，曰苍古，曰沉著痛快，曰优游不迫。”[9]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文心雕龙·体性篇》“八体”之说，与之一脉相承。

锺嵘（约468—518年）《诗品》，亦多以“体”字指陈诗人作品的体貌、风格参见廖蔚卿《六朝文论》，第290-292页；吕德申《锺嵘〈诗品〉校释》，第268页；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547页。。而尤可注意的是，它在推源溯流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诗人序列和渊源系统。对此，钱谦益（1582—1664年）《与遵王书》曾云：“古人论诗，研究体源。锺记室谓李陵出于《楚辞》，陈王出于《国风》，刘桢出于《古诗》，王粲出于李陵，莫不应若宫商，辩如苍素。”[10]章学诚（1738—1802年）《文史通义·诗话篇》更表彰道：“《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于刘向父子。）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锺氏所推流别，亦有不甚可晓处。盖古书多亡，难以取证。但已能窥见大意，实非论诗家所及。）”引文据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第559页，楷体小字为章学诚原注。《四库提要·诗文评类》总论部分比较《文心雕龙》与《诗品》体例之别云：“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11]陈延杰《诗品注·跋》开篇即云：“锺嵘著《诗品》三卷，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颇有鉴裁。”《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58页。钱基博《锺嵘〈诗品〉校读记·最指第五》首句与之雷同（见《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518页）。其《读〈诗品〉》又云：“《诗品》既为三十六人溯厥师承，使后世得以探其源而寻其流者，锺氏之功也。已大劳经营矣！”原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3号，1926年12月，引文据《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页。

按，《四库提要》所论言简意赅，恰得其实。而章实斋所谓“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未免言过《庄子·天下》：“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八，沈啸寰点校本，第288页）。 首先，其“溯流别”“溯厥师承”乃“法出于刘向父子”（章学诚）锺嵘《诗品序》提及“《七略》裁士”（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第3页；曹旭《诗品集注》，第66页），陈延杰《读〈诗品〉》云：“昔刘歆造《七略》，其叙诸子，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所以讨源也。《诗品》著例，每评一人之诗，必云其原出于某家，殆本《刘略》欤？”（《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1页）此外，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亦对九流十家加以溯源。，而运用于文学批评亦非其首创或独创，此前之沈约（441—513年）《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约465—约532年）《文心雕龙·才略篇》，同时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均有类似之举详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推源溯流”法的成立及其类型》（《中国诗学》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后收入其《锺嵘〈诗品〉研究》，见1999年新版，第347～356页）。，挚虞还有《文章流别集》（附《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挚虞，西晋人。锺嵘《诗品序》：“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陈延杰《诗品注》第4页；曹旭《诗品集注》第186页）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自秦汉迄隋）》：“志者，以人为纲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国故》第三期，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05页）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他所谓‘流别，是对于每种文体必推求他的发源，然后下溯他的变迁。根据原来创立那种文体的初意，和立言措辞的派头，来鉴定后人所作的是否合体。”（三联书店本，第59页）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以‘流别命名，因为他特别注意各体文学的流别；以今语释之，就是历史的演变。”（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56页）⑩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本）下册，第2738页。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云：“嵘之根本错误，全在以某人源出某人，故品第遂多违失。《提要》既知其附会，而仍欲有所回护，殆以其古书而尊之耳。”（上海书店本下册，第1659页）○11 参见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五（赵伯陶点校本，第102页）、《带经堂诗话》卷二（戴鸿森校点本上册，第58页）及张伯伟《锺嵘〈诗品〉研究》第167页所引叶梦得、王世贞、许学夷、宋大樽之评。。《晋书·挚虞传》云：“﹝挚虞﹞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其次，“惟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⑩在“溯流别”的运用上，亦不乏致人诟病处○11。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忽视《诗品》“溯流别”所展现出的系统性、全面性、代表性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在诗歌批评史上，是《诗品》使后来的批评者开始有意识地兼顾第甲乙与溯师承，由单纯品评个体风格转到对彼此相承相传之“流别”关系的注意。而且，《诗品》在“溯流别”中，结合着“论品第”，包含着“辨流派”。明·何良俊（1506—1573年）《四友斋丛说》有云：“诗家相沿，各有流派。盖潘、陆规模于子建，左思步骤于刘祯，而靖节质直，出于应璩之《百一》，盖显然明著者也。则锺参军《诗品》，亦自具眼。”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诗·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页。按，“刘祯”当作“刘桢”。潘（岳）与子建并非一系，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248页，廖蔚卿《六朝文论》第293～294页，张伯伟《锺嵘〈诗品〉研究》第117、129、418页及曹旭《诗品研究》第154页所列《诗品》之源流系统。 清·纪昀（1724—1805年）更明确断言：“锺嵘《诗品》阴分三等，各溯其源，是为诗派之滥觞。”[11]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亦谓：“记室品第之说，第以其卷次求之，殊多未尽。彼之心目中固尚有明划之三派焉。一派为正派诗，以曹子建为首……一派为古体诗，以应璩为首……一派为新体诗，以张华为首。”[12]

具体而言，《诗品》之纵向“溯流别”，一为“远溯”，即“其源出于《国风》”“其源出于《小雅》”“其源出于《楚辞》”之类；一为“近溯”，即以同一朝代之前人为源流者，如“汉婕妤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除去纵向“溯流别”外，其更值得重视的是，对同时代人诗歌风格横向的辨同异，即置同一时期风格相近的诗人于同条或同品，并列而论；而风格之相近相似正是流派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此外，在论及品评范围时，《诗品·序》谓：“网罗今古，词人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曹旭《诗品集注》第192页。“预此宗流者”一作“预此宗派”。韩国李徽教《〈诗品〉汇注》谓：“宗流者，宗上流下者也。《诗品》常论诗家源流，故云。”（引自曹旭《诗品集注》，第195页）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宗流”一词，此为首见，其义已很接近流派、宗派（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一释“宗”云：“流派所出为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由此可以确认，锺嵘《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范畴由“体”到“派”这一嬗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点，正如清李光廷（1812—1880年）所云：“诗派之说起自锺嵘《诗品》。”（清）张丙炎辑、张允顗重辑《榕园丛书》丙集《主客图》跋。

四

但无论是刘勰，还是锺嵘，都生活在“泛流派”的时代。至晚唐张为《主客图》，始有“准流派”。《主客图》将中晚唐八十四位诗人分为广大教化、高古奥逸、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博解宏拔、瑰奇美丽六派，每派都有主有客，客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四格，于诗人之下大都摘列其诗句，亦有引录其全诗者。“排比联贯，事同谱牒，故以《图》名”《四库提要》总集类存目一《文选句图》，《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本）下册，第2667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主客图》借鉴锺嵘《诗品》划分三品、追溯流别之举，创造了以风格类型辨析和区分诗派的先河，可谓是由“体”到“派”这一嬗变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

而真正名副其实的诗派之说，确立于宋代吕本中（1084—1145年）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宗派图》序说：“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交和，尽发千古之秘，无馀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并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25人“以为法嗣”。诚如陈振孙（1179—1262年）所云：“诗派之说本出于吕居仁。”[13]而“诗派”一词首见于宋·狄遵度《杜甫赞》：“其祖审言，当景龙际，以诗自名，高视一世。殆（逮）子美生，其作愈伟。少而不羁，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纯乎首尾。诗派之别，源远乎哉！波流沄沄，乃自我回。”[14]然其义与“江西诗派”取“诗派”的共时性角度有别，盖指诗学渊源，是一种历时性的认识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二“诗论·六”：“汉人赘目《国风》，以参《雅》、《颂》，其源流正自（荀）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汉之诗师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诗派亦无能与鲁诗为匹者。申公之师则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况门人也。”（《丛书集成初编》第292册，第7页）取义也是如此。。 此后，杨万里（1127—1206年）有《江西宗派诗序》、刘克庄（1187—1269年）有《江西诗派·总序》。尤袤（1127—1194年）《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总集类皆著录有《江西诗派》一书。楼钥（1137—1213年）《江西李君千能能和墨及画梅艮斋许以三奇而诗非所长也》：“江西有诗派，皎皎俱成编。”岳珂（1183—？年）《桯史》卷六《快目楼题诗》：“江西诗派所在，士多渐其馀波。”其《黄鲁直书简帖》赞云：“诗至江西，始别宗派。”[15]清·厉鹗（1692—1752年）《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断云：“自吕紫微作《西江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16]李审言（1858—1931年）《论桐城派》亦谓：“古有师法，无所谓派者。有之，自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始。”[17]

詩派之说，在诗坛上有了“江西诗派”之后，渐成评诗论艺之常谈。宗廷辅（1825—？年）辑《诗家标目》更开辟全面梳理诗派名称的先河，著者汇集历代诗人、诗派、诗人集团之并称、专称，卷一为地域类，卷二为家族类，卷三为源流类，卷四为会集、耆老会之类宗廷辅：《诗家标目》光绪20年自刊本，参见蒋寅《清诗话考》，第611-612页。。还有专门从流派角度对唐代诗歌做出总结和研究的，如明·杨慎（1488—1559年）《升庵诗话》卷十一论“晚唐两诗派”，明·李拭《唐诗会选》论唐人五古“二派”，明·叶羲昂《唐诗直解》论唐诗分“正派”“别派”，清·李怀民（1738—1793年）《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论贞元以后近体诗分“两派”。其他如明·胡应麟（1551—1602年）《诗薮》续编卷一论明代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续编卷二“国朝·下”论献吉派、仲默派[18]。 又如清·宋荦（1634—1713年）《漫堂说诗》第12则论“唐以后诗派”[19]。又如王国维（1877—1927年）《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20]又如黄宗羲（1610—1695年）《姜山启彭山诗稿序》[21]、全祖望（1705—1755年）《宋诗纪事序》（《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论宋诗诸派；王士禛（1634—1711年）《花草蒙拾》、汪森（1653—1726年）《词综序》、郭麐（1767—1831年）《灵芬馆词话》、谢章铤（1820—1903年）《赌棋山庄词话》、谭献（1832—1901年）《复堂词话》、陈廷焯（1853—1892年）《白雨斋词话》论宋词、清词流派。又如《明史·文苑传》论明诗流变，钱谦益（1582—1664年）《列朝诗集小传》指出有明一代“诗派”的流弊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出版说明，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以及朱彝尊（1629—1709年）针对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作《静志居诗话》对明诗流变的见解。 清代更是诞育诗歌流派最多的时代。从倾向上，有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等。从地域上，清初仅江苏地区就有以陈子龙为首脑的云间派，钱谦益为领袖的虞山派，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派[22]，此外还有北方的河朔派，南方的岭南派、桐城派。浙江地区有贯穿清初至清中叶的浙派，清后期诗坛更有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等六大诗派林立[23]。有些评论，即使未出现“派”或“流派”一词，更带有对作家风格、时代思潮加以辨析的色彩，但对认识“派”或“流派”各种发展中的形态，也有参考价值。总之，流派范畴的形成，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经历了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其间曲曲弯弯的脉络，需要针对具体研究对象，仔细加以梳理。

“流派”这一视角的重要性在于，它介于文学总体与作家个体之间，所处理的对象是文学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因此，有学者称：“一部中國诗歌史，就是叙述中国诗歌的源、流、派别的发展史。”[24]确实，“诗可以群”，若文学仅仅是关乎个体的一种“存在”，自生自灭，与外界绝缘，则其在文学史之价值可约等于零；只有个体之创作与他者、外界、群体发生关系——同时代或异时代之接受、传播、影响、渊源、传承等关系，其文学史价值方“有从谈起”。而这种同时代或异时代创作的承与变，及各种互动关系，正是“流派”研究的主要对象。流派的多少、特征、构成（或命名）方式、波及范围及其兴替影响，是衡量一个时代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在此意义上，作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中介的“流派”范畴，确实是诗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重要一环。

[参 考 文 献]

[1]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954.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0：585.

[3]曹虹.阳湖文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6：10.

[4]李审言.学制斋文钞：卷一《论桐城派》[C]//李稚甫.李审言文集：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1988：887.

[5]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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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52-59.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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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七：下册[M].钱仲联标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61.

[11]纪文达公遗集：卷九《田侯松岩诗序》[C]//纪晓岚文集：第一册.孙致中，等，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449.

[12]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3：9.

[1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江西诗派》解题[M].徐小蛮，顾美华，校点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49.

[14]吕祖谦.宋文鉴：卷七十五[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74.

[15]宝真斋法书赞：卷十四[M]//丛书集成初编：第162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209.

[16]樊榭山房文集：卷三[C]//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35.

[17]学制斋文钞：卷一[C]//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87.

[18]胡应麟.诗薮[M].王国安，校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42、363.

[19]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9.

[20]姚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

[21]南雷文定后集：卷一[M]//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影印中科院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荆刻本.

[22]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M]//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

[23]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C]//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93-324.

[24]廖仲安.简谈诗歌流派[J].文学遗产，1992（5）：14.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ategory of

Poetry Genr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EN Cai-zh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 “Schoo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in Chinese poetry， which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is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bjec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Poetry can make up a group”， if the literature is just a matter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outside the world， and emerging of itself and perishing of itself， so its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can b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zero； only the creation of individual had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groups， and outside—accept the same period， or different times of transmission， influence， origin and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and the literary value of him can depend on. It is the main object of the study of “Schools” that this kind of creation is at the same times or different times. How many “Schools” constitute characteristics （or name）， and its scope and influen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an era of poetry. In this sense， the category of “School” as intermediary between macro research and micro resear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ore issue in the study of poetry history， and also an important link to embody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School of poetry； categ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