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甜

“陈四案”是康熙五十年（1711），以山西太原民陈四为主的杂技班子在走马卖解时被山东曹县民班汉杰告“聚众抢夺”罪，结果致使陈四被处斩、其他七十余人被流放以及涉案官员被降职查办。康熙帝对“陈四案”的处理超出“为政以宽”、“以德化民”的王道思想，因而被称为“超常规化”。

一、“陈四案”原委

康熙四十六年（1707），陈四带家人亲戚奔走他乡，以走马卖解、踩索算卦为生，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二十八日，被班汉杰告发其抢劫财物，康熙四十九年（1710），被裁定无罪得以继续奔走。但班汉杰不满意审判结果，于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两次告御状，御状内容增加了戴富耀被陈四杀害一事，十月，经刑部议定将陈四斩立决，其他人发配到东北边疆给批甲人为奴，涉案督抚官员降职查办。

关于“陈四案”的性质划分有三种：其一是清统治者对杂技艺人单纯地镇压；其二是农民起义；其三是政治性犯罪。康熙帝主张管理国家和治理人民要以“为政以宽”的王道思想为指导，力避霸道，但“陈四案”基于政治性犯罪的角度对其严重处理，笔者认为这种处理结果在这群走马卖解艺人身上略显夸张，背离了王道思想，倾向于“重刑罚”的霸道思想，从侧面反映了康熙帝政治思想由王道论向霸道论的转变，霸道思想已悄据上风，这亦是康熙帝严重处理陈四等人的主要原因。

二、康熙帝严重处理“陈四案”的原因

1.社会环境的影响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陈四案”也必然与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环境有关。清初推行的移民垦荒政策，到康熙朝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此外，匠籍的废除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流动性加大。中原地区相对稳定的环境促使人口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社会流动性增强造成了游民、盗贼等社会问题：康熙五十年（1711年）六月，“福建百姓，聚众数千，在泉州所属地方抢夺食物，奔入山中”；“泉州盗陈显五等结伙二千余人，抢掠永春……等县居民事”。清朝统治者将“流民”定义为“不农不商不工不佣者”，认为流民和盗贼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陈四等流民的社会流动性大，自然而然会引起统治者的特殊关注。

2.歧视艺人的传统偏见

在中国传统封建等級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人物的身份和所从事的职业向来被统治者所不耻，因此，康熙帝对陈四等人及所从事的杂技表演职业持有传统的歧视偏见，统治者认为“走解……为射利之场，奸污之技矣”，游走卖艺之人不值得同情怜悯。康熙十二年（1681），刑部有诉状称走马卖解女子姚氏遭人强暴，康熙帝认为此案有可疑，征求大学士勒德洪意见，他向康熙帝反映“走马卖解，讵必良善女子，康熙帝未对此事做详细调查就听信其进言，认为女杂技艺人不是什么良善之民，足以反映统治者对杂技艺人的歧视。清代山西流行的下九流谚语更直观地反映了统治者对社会底层职业的歧视：“一流玩马二玩猴，三流割脚四剃头，五流幻术六流丐，七优八娼九吹手（即乐户）”。在统治者的心中，歧视底层社会早已成为一种定势，且在长期积淀过程中发展成一种很难在中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转变的社会心理。故，陈四等人从一出场就被画上“不务耕种，游手好闲、寡廉鲜耻之顽民”的“脸谱”。

3.康熙帝猜疑性的恐惧

康熙帝对“陈四案”超常规化处理，一方面希望对罪犯起到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则将统治者的惯性恐惧暴露无遗。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防范贯穿于统治者社会控制的始终，这种持久的防范心理在统治者沉醉于自身丰功伟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过敏性猜疑，从而导致康熙帝政治思想由王道论向霸道论的转变，致使他采用霸道思想来维护“康熙盛世”的稳定繁荣。康熙帝指出这样处理的真实目的是防范各类奸恶之徒的结党成群，势盛劫掠，阻止流民对社会稳定的妨碍，“盖谓奸恶之徒有为僧道而行者，亦有市药卖卦而行者，若不防微杜渐，严行禁止，令其任意行走，结成党类，渐致人多势盛，即行劫掠，有害地方，或致难图。凡多费钱粮豢养兵丁者，特欲剪除恶乱之辈耳，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不豫为之计可乎？”]因此，康熙帝对“陈四案”的处理早已关注的不是案件本身，也不是督抚官员是否为民伸张正义，而是对流民暴力反抗的防范，这是其猜疑性恐惧和防微杜渐的具体表现。同时，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三太子案的发生使社会氛围异常紧张，在这种高压氛围下更加重了康熙帝的猜疑性恐惧，从而发展为一种长期困扰着他的政治性梦魇。

三、结语

康熙五十年（1711）的“陈四案”，是统治者基于案件是一次政治性犯罪而做出的审理结果，已知史料并没有陈四等人抢劫的确切记载，但并不影响对此案态度和动机的理解。笔者通过对“陈四案”原委进行分析，认为案件审理结果不符合康熙帝的王道论理念，且遵循的是注重刑法强制作用的霸道论理念。这种超常规化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康熙帝霸道论悄据上风，也道出了康熙帝王道论向霸道论的转变是其严重处理此案的主要原因，此外，因人口激增和流动性增大而造成的不稳定社会环境因素、清统治者对走马卖解艺人歧视的传统偏见以及愈加严重的猜疑性恐惧，都促成了康熙帝对“陈四案”超常规化处理的结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