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阳

近几年，“痕迹管理”在基层工作中被广泛应用。但部分基层干部反映，为避免在上级检查时被问责，不得不过分在“留痕”上做文章，此举严重背离了痕迹管理的初衷。“痕迹主义”过多过滥，已成形式主义新变种。

搞一次“卫生清扫”需要九份档案

在中部某省一个乡镇，近日举办了一次“脱贫攻坚资料大比武”，活动要求各村第一书记协同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准备2014年以来的所有脱贫攻坚资料，到镇里进行比赛。

“幸好有百度帮助我。”一位参赛者透露了他的参赛秘笈。

为了不在大比武活动中落后，这名参赛者通过网络检索材料模板，再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套进模板，形成各种名目的系统性材料。他坦言：“评比结果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就行，两年驻村，如果最后因为材料被扣分，或者挨了处分，两年时间白费不说，以后想被提拔都难。”

在比武现场，镇政府会议室里一排排蓝色、黄色、红色等各种颜色的文件盒整齐码放，摞满了十几张桌子。

一位驻村干部的材料被要求改进，书面不能有勾划涂改，凡是有涂抹的地方，全部要用消字灵清洁，“这样就好看了”。

一位基层干部说，因为要经常打印资料，他们把乡镇政府附近的几家打印店“扶富”了。为节省费用，后来工作队专门购置了打印机，即使这样，所需费用仍然不少。

这位基层干部举了一个例子：某次，上级要求制作档案，一个贫困户一份档案24页，一式4份共96页，还要有照片，所有档案全部用塑料外皮包装。全村158户，用了1.5万张A4纸，照片打印异常费墨，硒鼓用了13个。

一位驻村干部说，村里搞一次“卫生清扫”就需要九份档案：一是乡镇党委政府关于环境大整治的红头文件；二是村两委的工作方案；三是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四是思想动员会议记录；五是贫困户环境卫生名单；六是实施分工细则；七是扫大街的几张照片；八是片区考评表；九是贫困户入户考评表。

“材料环环相扣、图文并茂、相互印证，怎么看怎么像法院的卷宗。”这位驻村干部笑称。

以“痕”论政绩，假痕、虚痕流行

由于一些地方出现以“痕”论政绩的情况，许多人就想出制造假痕、虚痕来应对。

一些基层干部抱怨，上级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往往很急，要求限时完成，这也逼得基层造假痕。

某地组织部要求乡镇街道上报“党员入党档案留存情况”，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委员说：“上午11点发通知，下午3点就要上报材料。”

时间紧、任务急、人手少，这位组织委员身心俱疲：“11个下辖村，党员有六七百人，而且除了普通村民，还有学生、转业退伍军人等，一些入党材料缺失的档案，还需要通过人事局、民政局等部门比对核实，如果正常排查的话，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为了在当天下午3点前上报材料，他赶紧给各村打电话询问情况，估算数据、东拼西凑、猜测推断，紧急“造”出一份材料，上报应付了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部分基层干部反映，上级不同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常常挤在一起，还硬性要求在相近日期完成，这更造成基层分身乏术、疲于奔命。有人不堪重负，干脆无中生有，连夜加班加点补材料、“造痕迹”。

盛行的“痕迹主义”亟待减负

多数基层干部认为，基层工作复杂多变，进行基本的工作留痕是必要的，尤其是能“避免领导来时因一瞬间的误解，而否定自己的全部工作”。

在基层某村采访时，一位贫困户说自己不认识驻村第一书记。村主任反问他：“去年冬天第一书记给你买了棉大衣、掛了厚门帘，今年上半年你生病时还垫钱买药，临别又给你300元，你怎么就不认识了？”贫困户说：“我就是不认识。”村主任气愤地说：“你这人没良心。”贫困户说：“就这点事还值得你们说，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

当时，这位带动村民发展了规模5000只以上的肉羊养殖产业、今年54岁的女驻村第一书记两眼含泪。村干部说：“如果是上级领导突查，恰巧又问到这位村民，那么等待这位第一书记的，很可能是一通批评甚至追责。”

但另一方面，受访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痕迹主义”过多过滥，也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一见面就问我种了几亩地。”采访中一位村民说，经常有不同的人拿着笔和本本入户，问题大同小异。简单问几句就急着拍照合影，然后心不在焉地一边问一边把照片发到微信群展示，一些村民对此特别反感。

基层干部坦言，盛行的“痕迹主义”亟待减负：一是严重浪费了工作精力，影响工作实效；二是劳民伤财，增加工作成本；三是败坏工作作风，误人、误事、误形象。

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表示，有些基层干部摸准了上级的脾性和作风，“材料准备得齐不齐、好不好、美不美”，直接决定考评分数。自然，一些基层干部就耗费专门精力用在保留工作痕迹上，而无法投入太多精力在帮群众解决难题上。

基层干部认为，过多过滥的“留痕主义”已成为形式主义新变种，应尽快整治。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上级要改变对基层的考核方式，除了必要的工作档案，不能要求事事留痕、处处留痕，要降低材料在考核分值中的比重，考核向实绩倾斜；上级领导在基层检查时，应率先垂范“留实痕”，少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些担当作为，多些实地调查研究，多倾听基层干群声音，多为基层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困难。

（《半月谈》2018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