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鸣

时间的答案

去年2月24日，我在一座海岛上的寺庙门前准备参观，正在系纱笼、脱鞋，编辑靳锦打来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选题。

选题的主人公叫陆勇，得了癌症。吃药很贵，他就从印度买便宜的仿制药，慢慢也给病友带，先后给几千人买了。因为“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他被警方抓捕，病友们替他写请愿书，舆论也一边倒地呼吁，于是，在看守所待了135天以后，被无罪开释。

是不是听着耳熟？这就是《我不是药神》的主角原型。我敲字的这会儿，电影票房过了30亿，超过5000万人看了。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我有些犹豫不决。我在庙宇的屋檐下听着电话转悠，身边是庄严的佛像。故事的逻辑，过于简单完满，甚至颇具“神性”。煽情点儿讲，可以形容为“以一己之力对抗现实”。但现实哪有这么简单？

不久，靳锦随陆勇去了趟印度，待了17天。她去了药店，见了药厂的老板，还去了趟瓦拉纳西。恒河岸边有火化仪式，“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

正是在这17天时间里，故事偏离了预想的轨道——陆勇介绍给病友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印度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已经过期……

电影里，有句台词很关键。“为了救人而违法，有什么错？”药能救人，这是个大前提，是整个故事的基石，是主人公哪怕违法也能够拥有正面人物形象的根本支撑。

随着现实里采访的推进，一个疑问浮出水面一如果这种药不一定能救人呢？此前，超过一百家媒体采访过陆勇。可是，有关药效真伪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讨论过。

检方的不予起诉书里，有句话很重要，“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接下来的一句，可谓声情并茂，“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从病患，到媒体，到公权力机构，可能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被别人验证过了。事实上，并没有人真正去做过。

直到我们委托NGO将药品送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进行检验。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Cyno仿制药与原研药，仿制药中有效成分比例分别约为原研药的55%～83%，而不是陆勇声称的“99%”。

药物的真伪、有效与否，是现实与电影的最大区别，而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令人、激动的发现。原因很简单：写一个好人好事是容易的、安全的，哪怕夸错了，我们也不是始作俑者；写医疗题材的调查报道则是困难的、危险的，一旦出错，要承担首当其冲的责任。

发稿前的时间里，靳锦反复确认了证据链和逻辑完整，但压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有时电活沟通到深夜，她喃喃自语，“我是不是漏了什么？”

我也曾忐忑，但大体是平静的。这并非缘于报道本身的万无一失，而是相信，提出真问题是重要的，哪怕很难，哪怕有可能出错。

具体到这篇稿件里，人命关天是一个真问题，提醒人们独立思考也算一个。不过有时候，问题不会马上得到答案。

报道发表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病友圈里讨论了一阵，一些专业的医学媒体进行了转载，传媒界也做了相关研讨，然后慢慢平息了，事实层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成千上万的患者仍然在服用由陆勇推荐的可疑药物。

直到一年后，电影上映，报道被读者挖出来，阅读量默默地上涨了数番。转载申请纷至沓来。其他媒体也开始将视角投向药品本身。一天下班，报道总监何瑶在地铁上，看到前面一个乘客正在阅读知乎的答案。

那是一篇得到5700个赞的匿名回答，其中有这么两段——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是真正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作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體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这些赞誉让人脸红（我省略了最强烈的那部分），不过，我还是想让编辑明白，面对一个_真问题时的勇气与担当，是值得骄傲的。时代潮水起伏，我们能做的，就是奋力划桨，保持耐心，抱着把光阴交付给时间的决心，在洪流的冲刷中等待时间给出最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