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音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艺术。它的发生、发展、衍生进化总是和人类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衍生进化过程是同步的。因此音乐学理论的胚胎早在人类社会中孕育着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都比较短暂。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处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语境之中，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以及音乐人类学等，都和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紧密相联。

关键词：音乐学；意识；关系；民族

“民族音乐学”作为现代的、新型的一门独立学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比较音乐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又冲破了“西方音乐中心论”无论音乐观和方法论等诸方面在继承和批判中有了更加科学的内涵。“民族音乐学”是一种有别与历史上一切类似理论的新型音乐学科。它大胆而科学地诠释了自己的观点并且逐渐被当代的理论家所接受的事实绝不是偶然的。正如人类起源论一样，最初一切“夜郎”主义者都认为本民族是人类唯一的祖先，其它的民族则是低等人种或者其它的民族都是本民族淘汰后移居本土的弱智民族。这种人类起源的“一元论”被近代无数地下发现和科学实验的论证否定了。也如单边主义必然被多边主义代替，单极主义必然被多极化冲击一样。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一元论，必被“民族音乐学”的多元论所代替。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名称于1950年由荷兰音乐学家、现代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吉卜·金斯特首先提出。在中国，“民族音乐学”，大概在70年代末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廖乃雄、罗传开等人首先在该院内部油印资料“上音译报”上发表介绍性译文引入中国。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此学科。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定义、范畴、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持久的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事实证明，“民族音乐学”的概念理论已经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也呈现出两个层面的特征：一是注重对“规律”的探究，即音乐本体或内部的研究，二是注重对“意义”的探求，即文化意义或外部结构的研究。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第二个阶段被称作“民间音乐研究”。主要的历史活动有1939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重庆方面以当时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同学于1946年發起成立的“山歌社”为代表我们往往很容易认为，无论是文学层面的“民歌运动”，或者是对“民间音乐”的研究，歌谣也好，民歌也罢，似乎早已是现实中存在着的东西，只不过是这些文学家、音乐家率先“发现”了他们。正如柄谷行人提醒我们的：“人们说卢梭最早发现了儿童，不过这决非因为他梦见了浪漫派式的童心，而是他尝试运用了所谓关于儿童的科学观察方法。从学术建构的角度看，“民族音乐理论”关于纵向意义的分类研究和与横向意义上综合性的专题研究，比如“腔词关系研究”、“句式研究”、“结构规律研究”、“宫调研究”、“唱腔与伴奏关系研究”和“润腔研究”等，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体系，最终建立“中国”自己音乐理论体系。因此，无论从“民族音乐理论”的建立的外部环境还是学术建构的目的上看，它都和民族意识、国家制度息息相关。综上所述，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两个时期，正好和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化进程同步，这两者之间存在同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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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转引自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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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3.

[6]高厚永.中国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J].音乐研究，1985（1）.

作者简介：

赵英民（1992-），女，山东临清人，聊城大学音乐学院17级研究生，专业为音乐学，研究方向为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