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型政党制思想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意义

2018-05-14孙林

中共石家庄市党委党校学报 2018年5期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制度自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续厚植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合法性基础，不断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8）05-0008-04

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世界各国制度竞争的焦点领域。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潮头，在参加十三届政协联组会时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彰显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制度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历史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多制竞合的产物

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其历史基础，都是本国政治历史发展的延续。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28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百年以来制度学习过程中，在本国政治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制度样式。

一千五百年以来，伴随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开放。在全球逐渐开放环境中，各国之间的制度接触、交流、碰撞乃至竞争十分频繁，特别是制度竞争作为全球开放环境中制度优胜劣汰的甄别机制，能够有效地鉴别制度的优劣，有学者指出：“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常常不是因为地理位置偏僻，而是由于其制度体系缺乏竞争力。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差不多相同的客观自然条件下，却因为制度导致巨大的发展差异。”[2]在各国制度的效能、适应力、竞争力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表现为国家间日益扩大的发展和治理差距时，制度学习当然地成为落后国家进行近现代化的必修课。

制度学习突破了制度是“做成的”还是“长成的”二元格局，成为全球化进程中落后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制度构建的重要方式。作为最大的非西方国家，中国积淀千年包括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自信，在全球化、近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逐渐陷入百年制度自疑、自卑的陷阱。近代百年以降，在全球数波制度学习的浪潮中，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主体之一，期间，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是中国进行多次制度学习的核心制度。

众所周知，政党制度源自西方，在近代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政党制度替代了封建等级和宗教特权制度，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制度，在政治权力更迭、国家和社会治理、利益代表和表达、政治社会化、政策制定以及精英录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西方政黨制度始终无法摆脱利益代表片面化、政党恶性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痼疾。西学东渐，近代中国在以西方为对象进行制度学习时，列入课程表的就是这些优缺点同样鲜明的政党制度。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党制度学习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民初的两党制、一党制、多党制再到国民党时期的党国体制，制度学习试错的结果就是一错再错，换言之，都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错误和失败的检验标准很简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指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质言之，这些政党制度都没能助推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文明、和谐，人民安康、幸福，更遑论民族复兴。以西方为对象的制度学习逐渐走入了死胡同，中国不断被留级，彷徨找不到出路。

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为中国的政党制度学习提供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的新选项。然而，从苏俄到苏联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从多党合作到一党制，在理论准备上并不充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任何无产阶级政党制度方案，列宁对如何构建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论述同样不多，列宁虽然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党与其革命政党、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曾设想同其他革命政党“分掌政权”，“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4]，但随后在内政外交等诸多事务上多党之间存在一系列分歧，最终导致合作破裂，使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不得已转向“一党专政”，不断坚持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鉴于十月革命后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试组成民主政府的“两次经验”[5]123，列宁明确表示：“共产党执政后，不与任何人分掌”[6]政权。1919年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像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5]123然而，苏联后来形成的政党制度在实践效果上并不理想，党政不分、监督乏力以及官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苏联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以及通过制度学习移植苏联的东欧国家政党制度相继瓦解就说明这一点。

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是在本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成功的政党制度学习也必须是在本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内化而成。毛泽东说过：“我们愿意把西方当老师，向西方学习，但是老师老是欺负学生，学生只能反抗，最后演变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对着干，一切都要自力更生。”[7]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奏响了民主建国、协商建政的华美乐章，预示着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也区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制度的一种全新政党制度诞生了。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学习由多党制到一党专制再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通过不断试错走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最终在多制竞合中从本国土壤里生长出来了适合自己的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地把这一政党制度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深刻地揭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继承性和创新性，也为坚持和发展这一制度提供了科学指导。

二、制度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政协联组会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显然，这一伟大的政治创造在民主实现形式、制度样式以及政党关系模式等方面都区别于以往旧式政党制度。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型民主实现形式

以往政党制度往往把民主的实现形式仅仅限于竞争性票决选举，结果导致政党会选举，不会执政，会应民意，不会顺民心，甚至选举赢了，民主却输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1]29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民主即选举的刻板认知，采用协商、商量这种实现民主的新形式，不仅代表广泛的直接利益，更代表深刻的根本利益，不仅代表短期利益，更代表长期利益，不仅代表界别局部利益，更代表全国各族各界全局利益，不仅代表流动的民意，更代表稳固的民心，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法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多梅纳克指出：“中国很可能为世界民主带来一种新的形式和新的机制，中国是建设世界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正面力量。”[8]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样式

以往政党制度在制度样式设计上往往困于二元对立观念，缺乏唯物辩证法思维，政党相互关系模式要么是竞争性的，要么是非竞争的，政党地位要么是执政，要么在野，政党在政策制度中的态度要么支持、要么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样式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结构上是领导—合作、执政—参政结合的复合样式。在领导—合作结构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制度结构的最大优势，也是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保证了政党制度在国是、人事、政策方面超越利益集团决策，多党派合作则保障了决策民主，而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领导党，多党合作也是短期、非制度化的，苏东国家政党制度中则没有多党合作；在执政—参政结构中，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保证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多党派参政则保证大政方针的科学性，而西方政党制度中只有作为反对党的“影子内阁”，苏东国家政党制度中没有参政党，巴西等少数国家有参政党但制度化水平不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断裂的弊端。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型政党关系模式

政党关系对政党体制或制度甚至国家和民主制度都有很强的塑造作用，在以往政党制度中，主要有六种类型的政党关系，即零和竞争型、竞争主导型、有限竞争型、合作主导型、有限合作型和离散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一种新型政党关系模式：即紧密合作型。这一种新型政党关系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政党定位稳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二是政党建设联动，在以往政党制度中，不同类型政党建设的模式分途被视为政党发展的当然逻辑，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民主党派之间，在政党建设方面进行联动，即各党派在党建方面，围绕共同的主题、任务，在建设理念、方式、路径、技术等方面进行互动，做到协调一致，相互促进；三是监督向心，在以往政党制度中，政党是监督政党的最好武器，政党监督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两种：1.一党制下的政党自我监督；2.两党或多党制下的离心竞争监督。[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下的向心合作监督这一政党监督的新形式。这一新型政党关系模式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三、时代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范式

从千年的制度自信跌落到百年的制度自卑，再通过一系列制度学习的不断试错，中国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找回了制度自信，并不断坚定这种自信。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再到新型政党制度，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智慧、中国自信、中国话语不断彰显。

当前，中国发展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不断突破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新常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再次诠释了这一新常态。理论话语权也是一种软权力，它以概念和理论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34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断，在理论上突破了西方传统政党制度理论窠臼。长期以来，西方把控着政党制度分类的理论话语权，在西方关于政党制度的传统话语系统和分类标准中，有两种分类影响较大：一是迪韦尔热按照政党数量把政党制度分类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二是萨托利根据政党得票率、统治潜力以及意识形态等标准把政党制度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这两种分类成为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和舆论上攻击中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中国新型政党制的出现，在政党制度理论上提出新的分类标准，这一分类标准在两个层面突显了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贫困。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畛域分明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以及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分类，在迪韦尔热标准下把“一”和“多”结合起来，形成第四种类型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在萨托利标准下把“竞争”和“非竞争”结合起来，形成第三种类型即执政——参政制度，由此可见，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解释力贫困实际上乃是想象力的贫困，是囿于时代、实践、地域和价值观的贫困。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突破传统以往所有政党的分类，而以“新”“旧”界分政党制度，彰显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

制度总在比较中确定新旧，在竞争中分清优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并在无数次纵向和横向竞争中脱颖而出，适合中国实际和发展方向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中国走出百年制度自卑接续千年制度自信，为世界贡献的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面向未来，必须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好和发展好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国乃至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