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村再也不能这样乱下去、穷下去了！”

党旗红，人心凝聚；强班子，筑牢堡垒；带队伍，解放思想——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让心中的这面旗帜高高飘扬，以更昂扬的姿态，飘进乡亲们心中。然后，团结带领大家找回并放大这座村庄昔日的荣光。

以19年前为原点，寻望兰陵乡土大地上的乡土亮色，最好先要回望这一片乡土的底色和它承载的地域人文根脉。这样，或许就能更清晰解读王传喜作为乡村基层党组织谋事在前的带头人，缘何能19年如一日扑下身子为乡土立命、为乡村加冕的心路历程。

“逶迤磅礴的陵上遍生兰草，一条大河奔流而下……”这是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中华兰花馆九大主题景观之一的“兰生兰陵”场馆解说词，生动再现了古兰陵兰草密生的景象。

史料有载：兰陵县始建于春秋时期，初为先秦时期缯国属地，名为“次室邑”；春秋时期为鲁国属地，名为“次室亭”；此后又先后为吴越两国所属。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左右，楚越争霸发生后被楚国占领，并初置兰陵县邑。因楚国是最早实行县邑制的国家之一，又因山东境内的齐鲁两国不以“县”为行政单位，所以兰陵县是今山东境内最早设立的县治单位。

关于这段兰陵县早期的历史沿革，在当地雅致文人口中还有着浪漫的口述史。据称，屈原在楚国任职期间，受楚怀王所遣出使齐国时，看到楚国东北处鲁楚交界之地的边城次室邑近郊高地丘陵上兰草繁茂、郁浸芳香，遂更名为“兰陵”。

在这样的口述史里，或许屈原那一代文人的内心深处及其笔下纸墨上，“兰”为郁金香草，系王者之香，“陵”为高地。于是，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的古兰陵，是否就会有了“兰生陵香”的美誉呢？

此后的兰陵历史沿革，史书纸墨上多有详载。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兰陵县地名又几经变更，直到2014年1月8日，民政部同意并批复拥有60多年建制史的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至此，建县已有2270年的“山东第一县”走上新的历史征程。

有人说，兰陵人费了很大功夫更改地名，源于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往情深。

从字面和词韵上看，变“苍山”为“兰陵”，虽然少了些粗犷和莽野，多了文雅和温润，但这里注定还是仍要以“农”出名。翻检完两千多年建县史中那些闪耀着人文历史光华的诸多标签，若再往前追溯，古黄河改道之前曾流经此地，当时的兰陵先民在河道浅滩上植五谷、饲六畜，农桑并举、男耕女织，使得脚下的这片土地，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所以，就这一地域文化风情而言，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题打造的一张地方新名片，冠以“国家”名号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其存在的可能意义之一，该是首先传递了代村尊重并发扬兰陵传统乡土历史文明的情怀。

带着这个值得尊崇的话题，当我走进代村，与王传喜面对面交谈时，他没有直接先谈如何引领代村自力更生，“偿清巨额欠款、破解人地不均问题、拆旧立新，建起高标准社区、实现万亩土地集体经营”等诸多媒体关注的话题，而是出乎意料地首先谈起了代村的人文历史沿革，尤其是这里的红色记忆。

是巧合，还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内心深处向传统致敬，向赓续传承的农耕文明热情回望，向这片温暖的家园深情回眸后，乐于转身为代村守望最贴近兰陵乡土文化底蕴的“乡愁记忆”。

王传喜告诉我，代村是一个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村庄，原村名虽为“戴家村”，却是个众姓聚居的地方，后因戴氏绝世而易名代村。早年间，原籍村民有50多个姓氏，目前发展为85个姓氏，村民1200多户3600多人，社区常居人口超过1.1万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村落。1946年，这里是解放区，一度还作为临时的县政府驻地。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時，代村曾是临时指挥部，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短暂停留。新中国成立后，代村和全国各地的乡村一样经历了相同的发展沿革。值得一提的是，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代村，不但是“先进村”，还成为华东地区农业战线的“红旗村”；农田稻改时期，代村连续三年上缴的“爱国粮”，每年都不少于100万斤。

“1945年，代村成立了村党支部，成为红色堡垒村，自那时起村民心中就飘起了党旗。”在王传喜看来，代村能拥有昔日的荣光，正是缘结于有这面旗帜引领，有老一辈擎旗手领路。

谈到这里，他憨厚的脸庞上露出了不加掩饰的笑容。那一刻，午后斜阳透窗映照，时光默然，沉静如他，像极了不远处农业公园里安静绽放的兰草，一任漂远的思绪幽放。

旧时的古兰陵所在区域——千年古邑兰陵镇，位于距离今日的兰陵县城驻地西南二十多公里处。这里地处沂沭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势平缓，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其北文峰山巍立，其南平川碧田纵横，东西皆为河道环绕，是历史上理想的筑城立郡和生息养育之地。

而代村恰好就是处在这二十多公里间的必经之地。这三点连线、水土丰美的所在，润一方物，必定先长满了幽香清远的兰花吧。这兰陵飘逸俊芳、风姿素雅的远古生灵，立于温润的乡土季风中，苍老却又年轻，很像此时浸润了蕙心兰质风华的代村。

如同每一个地方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一样，每一座村落也都有着自己的性格和气质。有着内敛气质的代村，大概就是源于以王传喜为首的村“两委”班子，都几乎有着不事张扬的性格吧。

“嗨，人家王传喜他们做得多说的少，认准的事，扑下身子埋头干！”这是我在兰陵县采访期间，该县金陵镇政府的一位干部对我说的一句简洁评语。

由此，我又想到了在此之前我与兰陵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晓东对谈的一席话。

“周部长您怎么评价王传喜？”

面对我这个没有预先设定的随机性采访话题，性格爽朗的周部长脸上只有短暂的一愣神，随即脱口而出。

“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乡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做事有想法更有解决落实的办法；第二，他更愿意学习，有一定的文化涵养；第三，他政策把握能力很强，面对土地‘三权分置问题，处理好了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的过程，释放生产力活力，实现了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带着这样的人设标签，当我对王传喜进行面对面访谈前，查阅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部分资料。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是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证党在农村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法规。”

1999年2月13日，这一面向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制订的条例，由党中央发布并于当日实施。次月底，新华社受权对外全文播发。

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当时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被当地誉为致富发家“小能人”的王传喜，毅然辞掉建筑公司项目部经理的职务，转而回村任职，身份由此转换，角色也开始转变。

“身份转换的背景很不堪，角色转变的背后很心酸”。

包括兰陵县委宣传部在内的很多熟知代村发展历程的兰陵人，以及当前诸多来代村采访的媒体记者，几乎都谈到了、记录了当年王传喜“自我改变”后所经历的困境和磨难。

王传喜既没回避也不拒谈，当面向我谈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代村往事。

当时的代村，经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过程，分田到户后，出现了诸多可喜变化。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段时间，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代村却陷入从徘徊、彷徨到落伍的窘境，各种矛盾叠加、积重难返。延至90年代末，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代村，人心散、治安乱、环境差，村民酗酒闹事、家庭邻里不和、村风民风日下。

最让村民痛心的是，因一二十年来的各种公共消耗或历史遗留的问题，村集体负债380多万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在村集体身上。当时的代村，不光“三提五统”收不上来，又因欠缴水电费过多，经历过“三伏”天断电的窘境。

还有更不堪的事，当时代村所属的河西、前圩子、后圩子三个自然村吵着闹着要分家底另立门户，但都不愿意背这个集体债务……各种“惨状”并存的代村，除了被人讥讽“脏、乱、穷、差”，还被上级视为“问题村”和“上访村”，早年的“老先进”沦落为“老大难”。

今天，追忆起这一切，王传喜仍很痛心，一度羞于回忆，直说“当时真是乱的跟蛾样”。

这是鲁南地区的乡土俗语。我知道他这话的意思，“蛾”属完全变态昆虫，“蛾样”，大意是形容“乱到不堪”。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3月12日，时年31岁的王传喜放弃自己稳定发展的事业，在村“两委”班子调整时，进入党支部并当选支部委员、副书记。4月13日，村民委员会改选，他被选为村委会主任，此后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主持村里全面工作。就任后他原想首先大刀阔斧地“治乱、治穷”，不料想上任后的第三天，就接到法院传票。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王传喜代表代村以“被告”身份先后出庭应诉一百多次，但其间并没影响他思考代村解不开的“问题死结”有哪些，哪些又是最棘手、最难啃的“硬骨头”？

他知道，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代村历史遗留的“老大难”标签，就会长期贴下去，对乡亲们而言注定仍是悲剧的延续存在，对他而言更会是耻辱加身。

智者谋定而后动。

“代村再也不能这样乱下去、穷下去了！”

这是19年前王传喜上任之初说过的一句话，这是痛定思痛后的代村谋变和谋兴的宣言，大家不会忘记，王传喜更是时刻铭记在心。

这其实也是全村人早前众口一心的呐喊，而声音的背后隐现的恰恰是——“谁来为我们做主！怎样做主？！”

担当者谋事于前，更谋事于心、谋事在实。此所谓“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党旗红，人心凝聚；强班子，筑牢堡垒；带队伍，解放思想——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让心中的这面旗帜高高飘扬，以更昂扬的姿态，飘进乡亲们心中。然后，团结带领大家找回并放大这座村庄昔日的荣光。

王传喜挑起代村的这副重担后，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言以蔽之，村要发展，村班子至关重要。在当时有这样的认知，在今天已无需再一一举证对过程进行详述。因为，19年来，代村正一以贯之地实践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愿意透过这个兴村精魂的引领作用，去诠释一座村庄“由乱到治”和“由治变富”的真谛。那就是，“能人治村”虽为一剂良方，但须首先念好“治村当治吏，兴村先兴人”这个真经。

“这确实是当时代村首先要做的最大的事！”

说出这句话时，我看到王传喜眼眸中精光闪烁。他接着告诉我：“在当时那种局面下，既然有心接下担子，被村里老少爺们视为主心骨并委以重任，就绝无退路可言。相反，作为走在前面扛旗的领路人，必须立志带领大家干出个样子。只要找对路，不怕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