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昆

[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的迁入安置模式对于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四川省新津县与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的羌族移民都是从汶川迁入安置的。尽管迁入的原因不同，但其迁入前的生产生活模式和迁入的时间基本相同，其民歌文化的状态也基本一致。迁入安置后，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些转变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传统民歌文化保留的差异性。为此，探讨迁入模式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移民；少数民族；民歌文化；四川

“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移民与社会进步和发展紧密相连。”①移民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文化样式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时代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移民文化的建设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川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省份之一，尤其以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为代表。历史上，四川也曾因战争、自然灾害、地方建设等原因形成多批次的、数量与规模都较大的人口遷徙。建国后，四川省因为建设需要以及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原因，进行了有计划的人口迁移，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该地区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动。就异地迁徙的迁入方式来看，主要分为集中安置模式与分散安置模式。在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变迁的过程中，由于迁入方式的差异，对迁徙民族文化的传承形成重大影响。其中，传统民歌文化受其影响尤为深刻。

考虑到民族、时间与地域性的原因，本文选取了四川省新津县与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的羌族移民文化进行相关对比。其原因为：第一，全国其他省份除贵州有少量羌族外，四川是当前我国羌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为中心，分布于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其余则散布在甘孜州的丹巴县以及绵阳市的平武县等地。因此，该族群在当地具有典型的民族代表性。第二，羌族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文字的发展，因此，其传统文化，尤其是语言方面的文化沉淀多依赖于传统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尽管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其文字进行了相应的统一与推广，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第三，新津县的羌族安置地与邛崃市南宝山的安置地的建设时间相差不远，都是在21世纪初叶，而且到现在也都还有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第四，该两处迁出地都是在汶川地区，其迁出前的生活环境与生产生活模式也相近。这样，对于这些羌族人民在迁徙后的生活状态的研究，尤其是传统民歌音乐的现状考察就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分析出迁入模式对其民歌文化乃至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一、新津县羌族移民安置情况简介

进入21世纪以来，四川省因为各项工程开发以及生态保护等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移民。其中，2001年动工的紫坪铺水库建设就使得当地一些羌族民众不得不向外迁移。紫坪铺水利枢纽为西部大开发十大工程之一，被列入四川省一号工程。工程于1950年代开始筹建，因其坝基在紫坪铺镇紫坪村而得名。该工程于2001年3月29日动工，2002年11月截流，2004年则计划开始蓄水。其中，汶川县漩口镇百花乡音寺村的246人在2004年迁出至新津县文井乡与花源镇，2008年汶川地震前又迁出77人。其中，前后两次迁出人口中羌族有164人，这164人分别安置在新津县文井乡（118人）与花源镇（46人）。在这些羌族的具体安置中，文井乡的118人分别安置在大明村、玉龙村、李柏村与张长社区；花源镇的46人则分别安置在窜头村、洪川村与花园社区。

不难看出，从汶川县漩口镇迁移出来的羌族群众在之前都同属于一个村，但在迁移过程中则进行了分批次（两次）的迁出。关键的是，迁入的方式是分散式安置。这种情况最终对这些羌族人迁徙后的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

二、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族移民安置情况简介

邛崃市南宝山的移民安置地主要是为了解决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部分汶川县与青川县受灾人员的安置问题。由于地震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成片的村落被摧毁，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各个村落自身的民族特性与心理需求，国家采取的政策是整体迁移，集体安置。而灾前汶川当地羌族人民的生活环境与习惯主要都依赖于其自然环境，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此，四川政府特将邛崃市南宝山作为灾后羌族的主要安置地。据邛崃市宣传办2010年印发的《四川因灾失地农民跨市州异地安置（邛崃）纪念册》记载，汶川县与青川县灾后迁移到邛崃市南宝山农场共285户1202人，其中汶川县145户681人，青川县140户521人。其中汶川县灾后迁移的羌族人口占有98.9%的比例。但是，南宝山异地永久性安置点是在邛崃市监狱旧址的基础上改建而来，原址分为A、B、C、D四个区（其中B区不具备现有居住条件）。但考虑到安置移民的容纳数量、耕种土地分配等相关因素，特将安置地划为三个区，即：A区（金花村）171户644人，其中汶川县31户123人（垮坡村昔格组28户118人，羌族；漩口镇3户7人，汉族），青川县140户521人，汉族。C区（木梯村）安置为汶川县龙溪乡垮坡村昔格组29户125人，羌族。D区（直台村）安置为汶川县龙溪乡直台村85户433人，羌族。

可以看出，邛崃市南宝山的安置地是典型的异地整体性迁移，集中安置的模式。这种迁移与安置模式与新津县的阶段式异地迁移、分散安置的情况会带来什么不同的发展结果呢？我们就羌族移民传统民歌的当前状况来进行相关的分析，从而进一步阐述异地移民与安置模式对其民歌文化的影响。

三、新津县与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传统民歌文化对比研究

“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实践和传承的思维、行为和组织的方式及其产品。”①因此，也可以说，“文化是人对自然的一种适应系统以及为了适应而创造的一种技巧，它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不断协调着来自于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以适应新的变化”②。

但是，“移民搬迁导致的空间环境的变化，意味着移民的民族传统文化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基础的丧失，移民的民族传统文化将因此而面临断代和失传的危险”③。对于羌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来说，传统民歌不仅仅是其民族习惯与喜好的表现，更是其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映与浓缩。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民歌绝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歌曲，它本身蕴含着自身产生、发展的原因、条件、途径、动力、社会功能、意义等涵义。从现代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特定文化的研究不仅包括对政治、艺术、宗教、亲属关系、经济的逐项研究，而且要把特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更大的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系统来研究”①。因此，对于新津县与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传统民歌文化研究，不仅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民歌文化在其民族特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认识到如何能够在新环境中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使民族文化得到真正地传承与发展。下面，我们主要从羌族民歌文化的语言生存环境条件变化进行相关的论述。

（一）新津县羌族移民传统民歌现状简介

从走访的对象来看，迁徙到新津县的这164位羌族移民基本上都已经丧失了传统民歌的歌唱能力。从调研的四十多人中，仅有一位54岁的大娘（黄仁香，文井乡大明村村民，老家是茂县南兴镇安乡村，后嫁到汶川漩口镇百花乡），在被采访的最后，她才回想起来两句歌谣，而且还记不住后面是如何唱的了。但是，在说到迁徙以前时，他们基本上都回应说以前经常唱，而且说自己的父母辈们更是擅长于此。这种情况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二）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传统民歌现状

从走访的住户与对象来看，木梯村的村民还多有保留传统民歌的歌唱习惯与能力。从被访者的述说中我们了解到，木梯村的羌族村民都还是以血缘关系聚拢在一起生活的，尽管原村落中有一部分羌民因为耕地与住房等原因被安置在另一个村落（金花村有28户118人），但两地相距不远，而且也都是集体安置在一起，在平日以及节假日中也多有走动，因此在木梯村的羌民安置中，其原有的一些社会关系還被较完整的保留。被访者之一杨香华（49岁，女）说道，每个周末村里的人们都会聚集在村里的广场跳锅庄、唱歌、聊天等等。在采访中，基本上每位被访者都能唱上一两首民歌，也为我们的调研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三）两地民歌现状的对比分析

从前面的陈述来看，新津县与南宝山木梯村的羌民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歌唱发展结果。新津县的羌民基本上丢失了传统民歌的表现能力，而木梯村还有着较清晰的民歌表现能力。从迁移前来看，两地羌民的生计方式主要都是依靠自然环境条件的“山民模式”②。迁移到安置地后，这些羌民的生计方式都大多由于受环境变化影响，而更多地导向一种“非农模式”③。（尽管两地羌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譬如木梯村的整个羌族村落都基本上是按照农家乐的方式进行了房屋改造，而新津县的羌民则基本上外出打工居多。但是，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津县的一些羌民有依靠务农与养殖生活的，而木梯村也有很多村民利用非旅游旺季时间外出打工的等等）因此，从这方面来看，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是形成两地羌民能否保留自身传统民歌能力的根本原因。进一步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羌民在迁移后的母语环境是决定其歌唱能力的根本因素。

1. 新津县羌族移民语言保留状况

在新津县调研期间，我们发现，这些散落在各个村落的原羌族人基本上都不再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其原因也很简单——现实生活环境失去了使用母语的条件，基本上都使用当地的口音川话。究其缘由，一方面，生产劳动环境已经改变。迁徙前这些村民多有集体劳作的习惯，村民之间更是常常相互帮助劳动，而劳动中歌唱不仅仅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而且也是羌民们相互沟通、娱乐的一种方式，这对减少劳动的枯燥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迁徙后的这些羌民由于安置分散，一些农活基本靠自己自家完成。更多的生产劳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务农，而是与安置地的本地人合作完成的工作。其结果就是工作劳动中的民族语言交流环境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安置在新津县各地的羌民也因为单独处在本地的文化环境中，自己原有的一些文化习惯难以表达，如羌族传统的婚、葬仪式等，都因为亲戚朋友的远居而渐渐被周边的环境同化，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已经没有了母语的对象。这是分散式安置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即“由于分散插组、插村安置，其原有的文化组合被彻底打乱”①。再加上外迁异地的情况，“迁入者文化与安置地文化必然在长期交融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使自身不断得到改变、甚至发生同化或变异”② 。

事实上，对于文字发展不成熟的民族而言，歌唱本身就是其语言发展的一种衍变。从新津县调研的情况来看，不仅仅是羌族，甚至是当时从汶川迁移出来的藏族移民也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2. 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语言保留状况

与新津县的情况不同，南宝山木梯村的羌民由政府统一安排，集中安置。如前所言，这种整体迁移与集中安置在异地迁徙中，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原羌民的村落结构。尽管生产生活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但原有的社会关系可在不同程度上不受或少受影响，甚至可以保持原有的文化特色和生活习惯等，因而这类移民文化的发展比较稳定”③。从调研中我们发现，木梯村的羌民并不是单独成立组织的一个村落，他们这29户羌民与青川的几十户汉族移民也共同安置在一起。两地的村民建筑各自聚拢，毗邻而居。而且，在长期的生活中，木梯村的羌民受到周围环境语言的影响，这是羌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交流中逐渐适应当地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异地安置的必然效应。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羌民们在族内、村落中交流的语言方式。而且，异地集体安置所形成的群居生活使得这些羌族移民的共同心理素质能够进一步地强化，“它一方面成为团结民族成员的重要精神纽带，有力地维系着本民族的存在；另一方面使别的民族心理、精神思想难以渗入，有效地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护卫作用”④。这样，在木梯村集体安置的羌民则不仅在语言方面还能保留其小范围的自然交流环境，其基本风俗习惯也因为聚居的关系而得以继续留存。这些羌民们除了既定的节假日聚会之外，每逢周末还会在村里祭坛前的一个小型广场上唱歌、跳舞。婚丧、生子、祭祖等习俗还都沿袭着以前的风俗习惯，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环境中一些山歌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面临逐渐消失的趋势。譬如迁徙前山中集体劳作中的歌唱在当下则慢慢因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消逝。但是，只要民族语言能够延续继承下去，我们更加期待一种新的民歌内容与形式能够在其语言的传承与发展中发芽、开花。

3. 从民族语言保留情况分析得出的结论

（1） 民族语言是其民歌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母语的丢失也必然到时民歌文化的消逝。

（2） 民歌文化的传承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民族语言的某种衍生发展方向，其对民族语言乃至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民族语言在移民文化中具有根本的涵义，因为“语言不仅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而且是构成文化大系统的其他诸要素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文化的凝聚体”⑤。

（4） 民族语言的传承需要建立一个适合的文化生态环境。语言的使用环境恶劣则必然导致语言以及其文化的消亡。

四、结语

从新津县与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的汶川移民的传统民歌调研来看，其迁移前的民歌文化状态比较相近，但迁移后则有较大的差异。尽管都是由政府引导，统筹安排，但前者基本上失去了传统民歌的表现力，而后者却还保留着较为清晰的传统民歌的演唱能力。从这个现象我们进一步发现，前者的语言环境基本上不复存在，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其语言生态环境。就这方面来说，新津县羌族移民的民族个性基本上已经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某个民族的语言与风俗习惯的基本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存在”①。究其缘由，这与当时的迁入方式有着巨大的关系。集中安置相对分散安置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对迁入民族的原生态环境有着相对完整地保留，这就是木梯村羌族移民能够在十年后依然保留有其传统的民歌文化，而新津县的羌族移民则基本上丢失了其民歌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