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

新的美学特征初现端倪

近些年来，诗歌借助于网络泥沙俱下。大浪淘沙中，一些优秀诗歌浮出水面，闪耀着金子般的光泽，让人眼睛一亮。它们呈现出一种共同的新的美学特征，借马尔库塞的概念以名之，即“新感性”。它们提供了新的感性经验、新的表现形式，刷新了我们看待诗歌和世界的眼光。或许，这才是诗歌复苏的真正迹象和标志。

在《审美之维》里，“新感性”是什么，马尔库塞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中可以概括出如下特征，首先，“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 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 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勾织‘生活的标准向更高水平进化 ”；其次， 新感性感受的是“自然中的感性的美的质”， 是“自由的新的质”；第三， 新感性是“新人”和“新社会”诞生的前提；第四， 人作为对象化的存在物是“感性存在物”，新感性是对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易感、善感、敏感型的感性主体的描述。

诗人正是这种感性主体，新感性诗歌就是对“新感性”理论的遥远的回应。这里，没有“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的姿态，没有对一切“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从不沉缅于自我抚摸和无病呻吟，也完全革除了“口水化”和互相摹仿、千人一面的弊端，而是着力于对苦难的揭示、对现实的批判、對真善美的探求，让诗歌重新回归到诗歌艺术、难度写作和思想启蒙，从而确立了新的艺术尺度和标杆。

女诗人是最敏感的社会器官

女性天生富于感性，世界有病，女性往往最先觉知，女诗人尤其如此。对于社会的异化、人性的扭曲、生命的压抑，她们往往最敏感，感受最深，反抗也最迫切。马尔库塞认为，正因为妇女是受压迫的，因此她们远离了男权的统治理性，保留了更多的人性，更接近新感性，而新感性也是她们反抗的武器。

多年前，最初让我把“新感性”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一些优秀女诗人的作品。今年三月的一天，忽然读到戴潍娜的诗集，更是意外的发现和惊喜。“唇，/是她身上最鲜美的小动物，/它天生戴着手铐。” “跟你家官人肉香最近，都酸甜口儿”，“一截吻将他们捆绑”，“一斤吻悬在我们头顶”，“一只大吻将我覆盖”……这些诗句，刺激并灼烧着视、听及各种感觉，奇特的比喻、神妙的通感、诡谲的想象纷至沓来，把人恍恍惚惚地带入奇幻世界。

她迷宫般的耳朵是用来爱的

倔强的小口是用来决斗的

不会眨的眼睛是用来预言的——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今天的造反者是想要以崭新的感受方式去看到、听见和感觉到新事物，他们把解放与废除习惯的和规范化的感知方式联系起来。”“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这使得个体在社会性中摆脱他的功能性生存和施行活动。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 戴潍娜就是这样一个造反者和解放者，她有一种“创造性的、美的特使天赋”，她把那些被深深压抑的潜意识和潜能释放了出来，并赋予它们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她的语言新颖诡异，意象灵动鲜活，常常借助于戏剧性的场景、对话、情节，写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她善于将古典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反思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抒写对千百年来“吃人”的礼教和“现代性”的双重反抗，探索个体人性的解放之路。在她的诗里，娇憨女儿态、灵动的音乐性、明澈的智性美交融为一体，如水柔情中隐含着批判的锋芒，充分展现了“新感性”的颠覆能力和“新感性”之美的魅力。

虽然已经进入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社会，但在中国，男权的压抑仍然如影随形。正如戴潍娜的诗句，“权力，像一枚小图章，把每一个角落/无微不至地糟蹋——”如今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时代，乳房也成了商品和消费品，美容术大行其道，“隆胸”不成反带来伤害的投诉时见报端。乳房遭受“男权”、“技术理性”、“消费社会”多重的压迫和摧残。不仅被男人所玩弄和伤害，也被同性所嫉恨。乳房的遭际就是女人的命运。颜梅玖的《乳房之诗》通过被毁坏、被玩弄、被侮辱的乳房揭示爱情婚姻的不幸、女性生存的困境和人性的复杂阴暗。无独有偶，扶桑的《七号诊诗》仿佛是对《乳房之诗》的注解：

她们身上失去的部分

在心里踩下深深的蹄印。那蹄印是雄性的

跟“我悲伤是因为我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人/尽管我有美好的乳房”比照，不难看出，这是非常悖缪的。真爱难寻、爱欲压抑与被侮辱被践踏，都是女性的不幸。

在余秀华的诗《我养的小狗，名叫小巫》中，“我”是一个农村妇女，“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在外打工的男人，见识过“跳舞”、“会叫床”的女人，就更加对“一声不吭”、“还总是蒙着脸”的我看不顺眼，“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一个因遭受家庭暴力而几乎精神失常的农村妇女形象跃然纸上。现代化进程既没有改善妇女的处境，也没有消除对她们的压迫。扶桑、余秀华还写了大量反映正常人性和爱欲受到压抑的诗，戴潍娜也有这类格言式的诗句：“瞧瞧这身无处投奔的爱娇”、“这个时代，只能在自己身上寻找异性”。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类的爱欲所受的压抑不仅没有消失和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 。

女诗人的新感性诗歌之所以为我看重，是因为我从我母亲苦难的一生看到广大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命运的缩影。从古到今，在广大农村地区，妇女一直被当作传宗接代和劳动生产的工具，根本就不是人，几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权利，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母亲一生遭受的侮辱和摧残，我感同身受，我完全能理解其他女性遭遇社会不公的沉重痛苦。因而我十分认同马尔库塞的看法，“妇女的解放将比男人的解放意义更深远：因为对妇女的压抑，由于社会使用她们的生物机体一直不断加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翟永明、伊蕾之后，女性主义诗歌近乎无人问津、无迹可寻了。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假“国学”之名到处兜售歧视和禁锢妇女的“礼教”，特别是最近九江学院丁璇女士关于“女德”的演讲，她的“女人衣着暴露易失身”、“女孩最好的嫁妆就是贞操”等种种言论，充分证明，女性的觉醒和启蒙任重道远，女诗人为此发声理所当然。

对现代性的绝望与反抗

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深圳都是中国“现代性”的典型样本。《北京人在纽约》里有一段经典台词：“如果你爱他，请带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带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地狱。”用天堂和地狱来形容深圳，也非常贴切。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三十多年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但在这外表光鲜的繁荣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特别是农民工付出的汗水、血泪甚至生命。诗人、雕塑家潘谟子，在深圳漂泊多年后又无奈地离去，他在《诗人的深圳生活》中，下笔伊始，就不无沉痛：“写出深圳这个地址/很艰难 说出来 更不容易/在外面的时候 我把她/读作深川 有时 说成深渊”，回家，也只能“讲讲在外面 可能崩溃的一切”；留下来的诗人谢湘南，1998年在《忧郁》写道，“我从农村流落到城市，多像一只丧家之犬”。

对于谢湘南，“新感性”就是他的“过敏”和“过敏反应”。在长诗《过敏史》里，谢湘南把这一病理学概念引入诗歌，把个人的成长史纳入时代的变迁——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病史”的回顾与考察，小时候“我对斗殴过敏/我对他人的鲜血过敏”，长大后“我成为一个过敏综合症患者/对汽车、对文明的猛兽过敏/对大大小小的车站及无法散去的人群过敏/对女人、对肉体的媚笑过敏/对广场及纵横交错的目光过敏”。

“他不再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已非我，失去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存在”——现代社会是一部“人把存在极度遗忘”或者说“人被存在远远抛弃”的“沉沦”史，人失去了人自身作为人的本质；“现代性”的真正根源在于技术，是现代技术对大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奴役，导致人的本质异化。在老年，“我将是一个绝望的死者”。身居底层、作为打工者的诗人们对于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异化和压迫感受最深切，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出绝望的悲鸣——反抗“现代性”的先声。

2014年 9月30日下午，在富士康打工的青年诗人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跳楼自杀。正如他自己的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跟螺丝不同的是，他陨落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诗人，是他自己选择的死！据媒体公开报道，在许立志跳楼四年之前的2010年，一年之内富士康就发生了工人坠楼的“13跳”；到2016年8月，见诸报端的有“30跳”，多次引起社會各界的聚焦，让人一再想起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中许立志的“一跳”，在诗歌界溅起深远的回响，也许是“物伤其类”，“同病相怜”，让诗人们久久不能平静，他的死也让他的诗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马尔库塞说：“在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的感性变得愚钝了：人们仅以事物在现存社会中所给予、造就和使用的形式及功用，去感知事物；并且他们只感知到由现存社会规定和限定在现存社会内的变化了的可能性。” 但生性敏感的许立志，尽管“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不会控诉，不会埋怨/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我就那样站着入睡》）却没有被磨掉感性的触角，没有变得“愚钝”，他在与机器痛苦的“磨合”中，发出呻吟和叹息，“我的青春在此搁浅/我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成型/最终获得几张饥饿的，所谓薪水”。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许立志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悲惨世界”，从自己真实的而且是全新的感觉出发，自觉地与传统经验及歪曲的感觉决裂，短短数年间写下大量诗歌，其中不乏具有诗学价值的作品。他的诗既不同于以往沦为“时代的传声筒”的“工人诗歌”，也迥异于时下一般抒情叙事的“打工诗歌”和“民间写作”。

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

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

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

………

谈到我们

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

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

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碎的血

沿途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

诗中难掩悲愤之情，令人产生撕心裂肺之感。对于荒谬的现实世界，加缪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他从自己个体的生命疼痛出发，自觉地担当“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代言人。但没有仅仅停留在苦难的书写上，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有更高的视角。拿前面提到的那首小诗来说，其核心意象“螺丝”，就颠覆了日常话语中的“螺丝钉”概念，揭示出在异化劳动中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生命被漠视，人已蜕变成物，成了大机器生产里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在另一首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中，直指现代资本与两千多年前的宗法世袭专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奴役人的极权，使人丧失了人的本质，变成奴隶。尤其是《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一诗，把一份产品说明书“点石成金”，变成了一首绝妙的现代诗，如王家新老师所言，“它指向了整个现代工业文明、现代集权制度下人的命运。”他的诗，跟他的死一样，以决绝的力量，“把个体的这种麻木的、僵化的感性‘消溶开，展示出—个崭新的历史层面”，集中体现了对现代性的绝望与反抗。

新感性与新理性的融合指向未来

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在《单向度的人》提出新理性的概念——它和新感性一样，体现着自由的解放的力量，它能够将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两者统一起来，破除意识形态的虚假、欺骗的本性，从而超越现实社会的观念体系。他期望通过建立新感性和新理性构成新意识，从而解除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集权主义控制。这种新意识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在异化社会中重新实现感性和理性的和谐，而艺术是激活新感性和新理性并使二者交融的必由之路。

在社会转型期，“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不仅如此，现代化进程使人们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沦丧，造成大众的苦难，甚至把无数血肉之躯碾成齑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性的焦虑”导致许立志的悲剧，他痛感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在城市漂泊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自己像一位古人”，最终走投无路而步入绝境。

从戴潍娜的诗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这种焦虑，她渴望回到古代，“古代迟迟不来，那就在你的时代 /挨着 ”，或者，“哄骗”自己，“闭上眼睛，我就不在这个时代了”；而另一位深圳诗人从容，她解决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和人际关系困扰的办法是做“减法”，其实减掉的也是自己形形色色的欲望。归根结底，死去的亲人不能复活，失去的一切不能召回，我们的“此在”也不能开“倒车”退回到童年或“前世”。诗人们的心情复杂而沉重。

漂在深圳、而常在笔名前冠以故乡“寿州”的樊子，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写下《真实》。此诗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了一幅常见的乡村生活图景：

老墙斑驳的语录边，

常有狗翘起后腿倚墙撒尿；

这种场景我看不舒服，

偶尔会扔几块砖，通常情况下

砖是砸在老墙上，

砸在白石灰写的汉字上。

这是一个时代的寓言，不动声色里有无奈与纠结、幽默和反讽，一个群体在社会转型期的心态跃然纸上。短短六行包含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容量，也折射出诗人清晰而强烈的历史意识。

诗人胡弦直面现实，他的《卖瓜人》写了一个被驱赶的小贩，“断头台一直在他心中”，“称瓜时，他会算一算盈利，顺便清点出/那些可以上断头台的人，心里/便咔嚓一声……”以同样的冷峻客观表达了“底层的愤怒”、对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渴望。这两位诗人，或许会认同西方新批评派的“非个人化”、“写作的零度”的表达方式。

谷禾写了《宋红丽》等大量“在场”的诗，对父老乡亲、这些“活生生的人”在当下的遭遇、处境和命运，充满不无揪心的、带着疼痛感的关切。而他的“《胡风传》第284页”以沉痛的语调、浓重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遭受非人的折磨、坚强不屈的殉难者形象，“他用流血的笔/揭开尘封的真”，“这个大地的/思想者，一次次被谩骂、殴打、凌辱/放逐、万劫不复的诅咒”，尽管成了“衰老的、委琐的、丧失记忆的哑吧”，成了“肉体的残废”，“他想到死”，“但他要咬牙切齿的活着，沉默的，顽固的，/满面含羞的活下去”；这首诗不仅仅是是对罪恶年代的清算，而且诗人的笔也指向自身，“这个终生不跪的人，应当被我铭记”，“他生命的诗篇被大地吟哦，/他血肉养育的光芒照耀我读书写字”，思想者将成为灯塔，照亮我们走向未来的航程。

王家新秉承他一以贯之的承担意识和批判精神，近作明显变得更加感性化，更多地融入了日常经验，而思想的锋芒趋于内敛。如他的《田园诗》，描写了京郊公路上常见的遇到羊群的场景，标题与内容、羊群的“温良安静”与它们即将被屠戮的命运构成巨大的张力。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读这首诗，你会反躬自问，居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是否过于贪婪和残忍，你会联想到千百万人被屠杀的奥斯维辛，以及整个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这是一首名为“田园诗”的反田园诗，或者说是对传统田园诗的解构，没有对田园牧歌的赞美，没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而是揭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深刻矛盾，揭开一直笼罩在现实表象的虚假面纱。正如马尔库塞所强调的那样，以“艺术的审美形式，通过赞美普遍的人性，反映着孤独的资产阶级个体的苦难；通过高扬灵魂的美，反映着肉体上的被剥夺；通过抬高内在自由的价值，反映着外在的奴役。”诗人的深沉思索和悲悯之情含而不露，感性表达与理性思考在诗中交融，达到和谐的境界。

李少君将王阳明的“心学”引入诗歌写作，在阐述诗观时，他说：“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心学是指个人化的对世界的体验、感受、深入理解和领悟的过程，是以心为起点，重新认识世界，重建新的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他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把心安放在山水之间”，“身体”，“安置在一间有女人的房子里”，注重在人间烟火、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请看他的《抒怀》一诗：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空灵飘逸的意境，以自然之美与古典境界为依归，趋近于禅宗的了悟和道家的淡泊。这是另一种“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向度”。或许，这也可以是中国诗人用来抵抗和消解“现代性”的一种方式。

当然，应该还有很多诗人呈献出“新感性”的佳作。由于笔者眼界和本文篇幅所限，只能挂一漏万了。总之，新感性诗歌已然从旧感性中破茧而出、化蛹为蝶，它翩跹起舞、传花授粉，它带来新的美感，将会构成新的诗歌格局，促进诗歌美学的变革。诗人同样应该致力于揭示人的压抑，探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诗歌也应该像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每一真正的艺术作品，遂都是革命的，即它倾覆着知觉和知性方式，控诉着既存的社会现实，展现着自由解放的图景。” 新感性诗歌也将印证马尔库塞的预言，塑造具有新感性、能够建设“新社会”的“新人”，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解放”。

【注 释】

[1]《审美之维》第106页（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8月第一版）。

[2]《新感性》，马尔库塞著，余启旋、刘小枫译（载《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第630页，刘小枫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11月出版）。

[3]《审美之维》第212页（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8月第一版）。

[4]《爱欲与文明》第11页（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

[5]《审美之维》第147页（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8月第一版）。

[6]《审美之维》第143页（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8月第一版）。

[7]《审美之维》第164页（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8月第一版）。

[8]《审美之维》第205页（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