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云

在世界范围内巡回展览的“飞行、航行、旅行”（VOLEZ，VOGUEZ，VOYAGEZ）即将落地上海。作为全球第五站，LOUIS VUITTON在重现品牌160余年辉煌之余，还增添了几分中国情怀。

1890年，俄罗斯兴建了一条直达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的中亚铁路，并预计之后持续向东方发展。1904年，一条沿着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直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初步完工。就这样，以前遥不可及的中国似乎离欧洲人（起码在想象中）近了一步。

从1854年创立之初直至今天，Louis Vuitton都与旅行分不开。“随着各种交通工具的发展，不论是汽车、火车、飞机或蒸汽船，都镌刻着品牌的印记。”策展人Olivier Saillard说。从品牌1867年的早期硬箱到为这次展览特地定制首次亮相的设计，横跨时空的“飞行、航行、旅行”展览就这样按照Robert Carson置景的九个不同篇章展开。

在来自不同年代的形形色色的展品中，Sailla rd最希望凸显的是过去与当下的交织，以及在不断革新中，品牌之所以享誉全球的不变的真谛。“Louis Vuitton的成功就建立在法式优雅的基础之上，以物之用鉴物之美。”

而此次在上海的展览，展品中更是会“贯穿着对中国的不同参照物，从古代至今”。入门处悬挂的是一幅来自中国艺术家严培明的肖像作品，画中是年轻时的品牌创始人Louis Vuitton。1835年，14岁的他离开了位于瑞士边境的家乡，徒步两年抵达巴黎——在历史中，亦是在展览中，传奇就此开始。

遥远的中国

在百余年的历史中，Louis Vuitton的设计一直紧跟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所引发的需求，在普罗大众还没有开汽车，坐火车、游轮和飞机之时，品牌就已走在时代的前沿，针对探险家等人群，运用先进技术推出适合他们特殊需求的设计，因此深得他们的厚爱。

1897年，痴迷于汽车的家族第二代接班人，创始人之子GeorgesVuitton推出了第一批车箱样品，随后叉发布了车顶箱和司机包。两年后，著名的法国探险家Pierre Bonvalot得到政府财政支持，途径伊犁河谷、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西藏羌塘无人区的欧洲人。回到法国后Bonvalot写了自传《横跨西藏》来记录这段旅程。这位Louis Vuitton的客户之后于1916年定制的汽车司机专用包将出现在展览中。

1907年1月，巴黎的报纸Le Matin上登出一则消息：“今日要验证的是只要人有一辆车，他什么都可以做，哪里都可以去。今年夏天有人要从北京开车去巴黎吗？”此时，汽车还是新颖之物（1900年，法国汽车产量仅4000辆），从北京到俄罗斯的这段路程也只在马背上完成过，而参加北京一巴黎汽车赛的赛车手们要驾驶简陋的汽车穿越无尽的荒野，很多人的车行驶到险峻路段时中途遇难。这个汽车史上的首次跨越洲际的拉力赛，靠的全是参赛者们的一腔热血（奖金只有一箱香槟而已），而当中也少不了Louis Vuitton的参与。

早在19世纪末，品牌就已经开始为探险家和旅行家设计保护性很强的锌质密封旅行箱，这次他们用同样的技术设计出特殊的旅行箱，让途中易受损的必备物品免受灰尘、沙土、碰撞和潮湿的侵袭。最终名列第二的参赛者CHarles Godard便向Georges Vuitton定制了一款皮箱。

法国银行家、慈善家Albert Kahn也是Louis Vuitton的忠诚客户。他从日本发迹，热爱环球旅行，并于1909年开启了一个名为“Archivesof the Planet”（星球的全录档案）的大项目。他渴望记载那些他认为即将消失的人类生活方式和习俗，并坚信“定格某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唯一的方法是实景拍摄，既不能设定造型，也不能进行修饰处理。”

Kahn购置了大量摄影器材并资助摄影团队前往各个国家，用当时新兴的彩色摄影技术记录当地的生活状态。1909年，Kahn与他的摄影师兼司机Albert Dutertre抵达了中国。在之后的几年中，摄影团队拍摄的近800张照片记载了清末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其72000张照片档案中的一部分。

“这次发掘的跟中国有关的有趣事物中有Kahn先生的摄影系列，拍摄于20世纪初期，展现了当时的景观与传统建筑。”Saillard解释说。在Kahn当年于品牌定制的多款硬箱中，有一些是专门用来收纳攝影器材的。品牌第三代接班人Gaston-Louis Vuitton就曾回顾道：“这些红色帆布箱用黑色铁片镶边，把手带有绳子，便于当地人搬运，当然每个箱子末端有三个白色的‘XXX纹样，这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辨认出是Albert Kahn的箱子。”2014年，现任品牌女装创意总监NicolasGHesquiere推出的第一款“Petite Malle”手包，就是以当年这款硬箱为蓝本，上面饰有Kahn那个“XXX”的标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汽车大亨André Citroen决定举办穿越法属殖民地的远征。他来找品牌谈合作，希望由LouisVuitton提供旅途中所需的行李箱。跨越非洲的“黑色远征”（Croisière Noire）就此于1923年启程。随着这次旅途的成功，五年之后Citroen决定追随15世纪第一位到达中国的西方人马可·波罗的足迹，开启一个新的旅程。这次“黄色远征”（CroisiereJaune）于1931年4月启程，分成两队，一队从贝鲁特向东，一队从北京向西，在喜马拉雅山区会合。

40位旅行家的数百公斤器材、科学研究资料和拍摄设备再一次被放入了LouisVuitton行李箱中，位于Asnières的工坊还制作出了工具盒、折叠桌、行军床、旅行箱等。为了在汽车后备箱中更好地安放这些箱子，旅途中所用的硬箱被设计成了梯子的形状。至此，品牌与中国的渊源随着那些远道而来的西方探险家们开始了。

中国的客户们

1837年，年轻的Louis Vuitton抵达巴黎已经有两年，他开始拜在行李箱工匠Romain Marécal的门下，欧仁妮皇后就此成了他的客户。到了在Capucines大街自创品牌时，他已是皇家御用的行李箱专家。所以从_开始，Louis Vuitton的行李箱就陪伴着明星名流一同出行，“专为时装打包”随之成为当年品牌第一个广告上的标语。其明星客户群更是囊括了19世纪末著名女演员Sarah Bernhardt、20世纪初歌星JosephineBaker，以及SopHia Loren、Audrey Hepburn、Catherine Deneuve等好莱坞影星。

本次展览中的一个来自1926年专为收纳鞋履而设计的硬箱，应为Greta Garbo所有。在她的收藏中有很多Louis Vuitton行李箱，甚至在她晚期隐退后拍摄的极少的照片中依然还能看到她手拎品牌Monogram帆布包的样子。而一件1935年的衣柜硬箱（一边有衣架，一边有抽屉），一旁标签上饰有Katharine Hepburn的名字，另一个帆布包上的英文缩写“L.B”则代表它曾是好莱坞影星Lauren Bacall之物。

事实上，男明星也对Louis Vuitton情有独钟。一个来自1924年、可收纳四十余件不同洗漱物件的硬箱为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巨星DouglasFairbanks所有。因出演The Thief of Boghdad（1924年）等默片而闻名的他，在1929年，与妻子、影星Mary Pickford来到上海宣传美国电影。这对明星夫妻的朋友，自20年代起便长居上海的百万富翁VictorSassoon（他兴建了和平饭店以及外滩多个大型饭店、办公楼及住宅）也在Louis Vuitton档案中留有购买记录。

在品牌档案中存下来的顾客卡里，也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的明星名流的名字。因与Fairbanks一同合演The Thief of Baghdad而走上好莱坞影星之路的第一位华裔演员黄柳霜（ Anna May Wong）也是品牌的客户。这位不折不扣的“flapper”女郎，曾在1930年定制了一款刻有她英文名字缩写“AMW”的红色硬箱。

在1975年出版，顾维钧前夫人黄慧兰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讲述了她小时候，即20世纪初“全家带着佣人、秘书兼翻译和成百件行李第—次来到欧洲时”的场景。在这次旅途中，她的母亲和姐姐被带去购物并“很快就放弃了她们来时穿的中式厚旗袍，突然换上了欧式衣服并烫了头发。妈妈还发现了Louis Vuitton牌皮箱，成批地乱买大衣箱和手提箱”。

黄慧兰一直在东南亚爪哇家中接受西方教育，后与母亲定居在伦敦，成为当时西方上流社会中少数出入自如的中国女性。她时尚品位非凡，《泰晤士报》曾称她为“著名的美女”，而在1920年嫁给顾维钧后出席白金汉宫的派对时，她身穿的是高定鼻祖CHarles Frederick Worth的裙装，佩戴来自Cartier的头冠。同年，她从Louis Vuitton定制了一款登船舱箱。

1983年，邓丽君推出了一张专辑，其封面拍摄于火车站台，她一袭白衣坐在两个Louis Vuitton行李箱之上。同样，张国荣的一张照片中，头戴棒球帽的他怀里抱着品牌经典的帆布男士手包。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知名建筑师贝聿铭在80年代曾飞抵巴黎来向法国总统密特朗展示罗浮宫金字塔设计图，然而落地后却发现其Louis Vuitton公文包的钥匙没有带（与行李箱匹配的专门的钥匙是Georges Vuitton于19世纪下半叶做的革新）。贝聿铭与总统的会议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给品牌店铺，他们查阅出钥匙的编码，赶制出了一把。

如今，品牌档案中确有记录他购买公文包的事，但丢钥匙这段已被证实为虚构，不过在品牌于2013年邀请作家围绕旅行箱书写的短篇故事集中，Fabienne Berthaud的作品The Amazing Story of theAttoché Case and the Architect的灵感就来自这个故事。这些声名显赫的中国客户的资料也都会在这次展览中展出。

在Saillard看来，“在延续中的转变”是他通过这个展览想体现的品牌精髓所在。距“飞行、航行、旅行”展览于巴黎大皇宫首次展出已经时隔两年，这期间，时装屋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上海展中会加入Louis Vuitton与街头时装品牌Supreme合作的滑板硬箱，以及新任男装创意总监Virgil Abloh于今年7月刚刚推出的全新包袋设计。还有令人期待的—点是品牌为吴亦凡特别定制的硬箱也会在展览中首次亮相。

与中国艺术家

当Louis Vuitton开设首家店铺时，其广告宣扬的是品牌“安全打包最易碎的物品”的专业性。1924年，著名画商Rene Gimpel因经常往来于巴黎、伦敦、纽约做生意，从品牌定制了一款大型硬箱，当中设有抽屉可以收纳画作。“定制設计与艺术订单一直有深厚的渊源。”Saillard解释说。20世纪艺术巨匠Henri Matisse、FrancisPicabia也都在Louis Vuitton下过硬箱的订单。 如今品牌依然在为运输贵重艺术品而特别定制硬箱。比如近期，荷兰画家Johannes Vermeer的代表作The Milkmaid（约1657年）就装在以画作颜色为灵感的定制箱中从阿姆斯特丹的Rijksmuseum运到东京参展。

中国文化以及装置艺术也给品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热衷于收藏世界各地文物的Gaston-Louis Vuitton有一个中国19世纪的茶具盒，里面装有瓷壶和藤编小篮。同样，一款来自20年代的包袋以及展览中一件出自Marc Jacobs时期的漆器手包都饰有明显的中国工艺的标签。

2001年，Marc Jacobs开启了与美国艺术家Stephen Sprouse的合作，革命性地开拓了奢侈品牌与当代艺术强强联手的趋势。自那以后，村上隆、草间弥生、Damien Hirst、RicHard Prince等一系列知名艺术家都在经典的Louis Vuitton帆布包袋上画上了一笔。

在上海站的展览中，Saillard还加入了两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硬箱作品，即徐冰于2016年创作的为收纳中国传统文房四宝的箱子，以及特地受邀为此次展览创作的上海艺术家丁乙的新作。

“不知道为什么Louis Vuitton总给我一种浪漫的印象，也许是收纳、旅行、距离感带来的。”徐冰说道。他当年设计的硬箱能装文房四宝，还可放下刻刀、刻台、印泥、笔架等他所挑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书工具。“在箱子上进行创作的考验，是如何用我的艺术与品牌经典较量，不输给它，要有51%的那个1。”因此徐冰选择了他视觉语言中的重要元素，将他的“英文方块字书法”绘制在品牌具代表性的Monogram帆布上。

“英文方块字书法”是徐冰设计的一种看起来像中文，但实则为英文的书写方式，箱子上的诗词是翟永明的《在古代》的英文翻译版。在艺术家眼中，选择这首诗与这个项目可谓再恰当不过—一这不仅是翟永明诗中流传最广的，更是她在14年前为徐冰所作。“我当时在旅途中，由于距离才有了这首诗，当然是这首诗，别无选择。”他的艺术生涯一直探索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因此这个硬箱完美体现了徐冰创作的核心价值。“以西方风格设计，收纳东方文房四宝的旅行箱，有一种对固有事物认知的扩展作用。”他解释说。

“在创作的准备阶段，我惊奇地发现Louis Vuitton的logo图案都暗藏着格子底纹，和我创作的逻辑非常吻合，因为我也是在暗藏格子底纹的画布上创作。”抽象艺术家丁乙解释说。三十年前，他便开始画《十示》的图案，而“十示”在印刷业术语代表着精确度的象征，他将十字引入画中，形成了纯抽象的视觉效果。在上海展览中首次展出的全新硬箱，他在品牌的帆布上运用黑白灰色来呈现他标志性的“十”字和“米”字形图纹。

与此同时，艺术家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在箱子里收纳雪茄与威士忌酒。“我希望在这个酒柜设计里面嵌入我的爱好，”他说，“我相信这个爱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在不断增长的，尤其中国。”这并非丁乙首次与奢侈品牌合作，但在他眼中这次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品再无第二件。“我考虑的是一件独立、完整的作品的概念。”他解释说，“我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我觉得这样一个以旅行为主题的展览来到上海，可能会带给很多人新的旅行理念，促使人们从更宽广的角度去理解旅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