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睿璿 曹小雪

【摘要】本文基于《红楼梦》中第十一回和第十二回以及《温莎的风流娘们》两个文本，以其中男性的调戏行为和女性做出的反调戏回应为例，从言语交际的视角解读男性和女性性别差异的体现以及不同命运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

【关键词】调戏与反调戏；性别差异；言语交际

一、引言

文学巨匠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们》，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上述两个文本分别进行过研究，其成果颇丰。但通过言语交际视角，将二者在相应章节的男女之间的调戏与反调戏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却几乎没有。两大经典著作中，男女之间调戏与反调戏中的言语交际里所呈现相似性和差异性与文中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个人地位和期许以及作者的愿景息息相关。通过跨文化对比研究，两部作品中男性调戏和女性反调戏在言语交际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皆一一展现。

二、《红楼梦》中的调戏与反调戏

在《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贾瑞调戏王熙凤，直白露骨，男性言语的侵略性以及霸权特征一览无余；而王熙凤不正面回应，说话绵里藏针，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暧昧地变着法折磨贾瑞。贾瑞作为贾家的旁支子弟，从小生活在祖父贾代儒高压严苛的管教下，因此在外行事则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其人格具有典型的双重性。贾瑞“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反助纣为虐讨好儿”替薛蟠帮腔无理索要钱财，趁祖父不注意就“非饮即赌，嫖娼宿妓”，形成了一种欺软怕硬、趋炎附势的性格，做人做事心术不正。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会轻易中陷阱，遭受宰割精尽人亡。

而王熙凤从小接受得是男孩子一般的教育，“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王熙凤出身于外交家庭，其祖父是外交官，其叔父王子腾开始是节度使，后升至内阁大学士。从小的生活环境就让她与外界交流更多，有着不同一般女子的见识和风度。其名字具有男性化色彩，“熙”寓意着光明，“凤”本为雄性鸟，古代以凤喻男儿，王熙凤在贾府里被称作“凤哥儿”“辣子”“泼皮破落户”等，足以体现其男子行事风格和气度，具备了雌雄同体的双性气质特征，兼有强悍和温柔、果断与细致等性格，能灵活应对不同场合，印证了波伏娃的“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这一观点。

在贾瑞与王熙凤相遇之时，“这是瑞大爷不是”“不是不认得，猛然一见，不想到是大爷到这里来。”王熙凤说话字斟句酌、礼貌谦卑，给足了贾瑞的面子，采取了顺应性和以退为进的言语策略。但贾瑞蹬鼻子上脸“也该是合该与嫂子有缘”，明显在调戏凤姐，凸显了男性在言语中对女性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凤姐这个明眼人也知道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然后开始主动“调戏”贾瑞，引诱贾瑞上钩，“听你说这几句话儿，就知道你是聪明和气的人啦”。后来贾瑞见凤姐的时候，“我如今见嫂子，最是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我也愿意”。贾瑞露骨的言语体现其好色到痴迷于其中，凤姐为了整贾瑞则极力彰显自己的女性气质，说话更间接隐晦“放尊重着，别叫丫头们看见笑话。”由此可见，表面上看似是贾瑞在露骨地调戏凤姐，展示自己的男性主导地位，实质上却是性格强势的凤姐利用贾瑞的馋性，使用模糊暧昧的顺应式的言语反调戏贾瑞。在上述交际中，王熙凤把对话作为一种维护和谐关系的重要手段，言语婉转隐晦，过渡自然，展现出女性的隐忍以及对自我尊严的维护；而贾瑞则通过开门见山的提问方式获取实质性的信息，言语上具有优越感和霸权般的占有欲。

在两人分别时，凤姐心里暗忖道“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凤姐拥有其男性性格中的心狠手辣。她把贾瑞当成禽兽不如的人，其潜意识里的传统女性伦理观念可窥见一斑。她的行为是一种自卫性质，她守护自己的贞操，守护男权社会下封建礼教所赋予女性“三从四德”的规矩。“在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性别价值观是男性用来赋予女性的武器，是社会用来定义‘女性的手段，社会所定义的‘女性都是她们必须接受的生存方式”。因此男权社会中的王熙凤，一方面，有对男性权力的渴望和诉求，另一方面，也有对女性地位的不满和反抗。

三、《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调戏与反调戏

《温莎的风流娘们》主要是讲得是培琪大娘和福德大娘面对没落贵族福斯塔夫的调戏所做出的反调戏应答。福斯塔夫其貌不扬，作为落魄的骑士贵族，为了维持生活，调戏有夫之妇，但并未成功，遭到反调戏时痞气十足且自我感觉良好，“说得干脆些，我想去吊福德老婆的膀子。”莫尔根对福斯塔夫有一段评论“他既容易受骗，又富有机智；原则上软弱，而本性上果断”看似相互矛盾，其实和谐统一。“我要去接管她们两人的全部富源，她们两人便是我的两个国库；她们一个是东印度，一个是西印度，我就在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大道。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培琪大娘；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福德大娘。”他的两封情书内容相同只是收信人不同，爱的理由也是大家都风流，他只是把调情当作获取财富的手段。福斯塔夫具有典型的双重人格，其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不和谐，甚至矛盾。他的主体自我把自己看作尊贵的贵族、勇敢的骑士，而客体自我被认为是荒唐的小丑、懦弱的懒汉，两种认识相互冲突。乡村法官说道要去法院告发福斯塔夫，因为福斯塔夫打了他家的仆人，杀了他家的鹿，但福斯塔夫不要臉说：“可是没有吻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他的流氓无赖性格在此一览无余。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道“福斯塔夫这个人深知自己身上的一切卑鄙、无耻和下贱之处，但是他在其中是浸染得这样脏，他觉得他已经是对的。他嘲笑了这些放荡行为，通过嘲笑自己以及别人的放荡行为，就和这些放荡行为保持和解。”大娘们决定将计就计，“决定捉弄这个坏东西”。福斯塔夫和大娘相约家中，第一次被塞进脏衣篓里丢进泰晤士河里烂泥沟里，“像一车屠夫切下来的肉骨肉屑一样”“差不多死了三次”，第二次经过快嘴桂嫂的劝诱被打扮妖妇，被前来的福德打了出去。第三次在林子里被扮成精灵模样的培琪家女儿捉弄，然后承认错误。在惩恶扬善、激浊扬清方面，风流娘们极尽风流；在爱情婚姻方面，十分忠贞。

在收到福斯塔夫的信之后，培琪大娘不快说道，“这个酒鬼究竟从我的谈话里抓到了什么出言不检的地方，竟敢用这种话来试探我？”言语之间体现了她们性贞洁观念以及当时女人的地位，认为受到骚扰是女性自己的原因。福德大娘抱怨福德“那股醋劲儿才大呢”，不过“培琪是从来不吃醋的”。的确，福德也认为“他要是真想勾搭我的妻子，我可以假作痴聋，给他一个下手的机会”。福德不仅敌视福斯塔夫，而且也怀疑自己的老婆，有着强烈的妒忌心，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福德仅仅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一种维护社会地位和面子的“工具”。他先化装成白洛克去调查试探福斯塔夫，给他“诱饵”，鼓励福斯塔夫去追求自己的妻子，把自己诱导产生的结果当成大娘和福斯塔夫自然达成的结果。可见，一般当男性发现女性不忠于自己的时候会吃醋，而女性受到异性骚扰会反省自己。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提出观点“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行为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社会对女性“符号化”的认知让人潜移默化里的思维和行为趋向“符号化”，对女性的认知也是如此。虽然莎翁笔下的女性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但离自我解放还相差甚远。

四、两个文本中调戏与反调戏的异同

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西方男权社会中，男性毫无疑问占据言语中的主导性地位。男性因本能欲望开始明目张胆地调戏，而女性面对这种轻视和侮辱则进行着委婉机智的反调戏，甚至还会主动反省和检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引起男性的误解。从《红楼梦》以及《温莎的风流娘们》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对自我期许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整体要求，比如中式“贤良淑德”“三重四德”以及西式的贞洁观。在两性关系上，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貌似处于弱势，但通过隐晦的言语、手段以及双性气质的隐约展现，女性对男性进行了比较委婉的反调戏。女性对自我尊严、贞洁的维护，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女性主义。其反调戏虽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女性意识的初步萌芽，但也没跳出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约定俗成和女性在规约下的自觉尊崇。另外，曹雪芹和莎翁两位伟大的作家，通过在其各自的作品中对女性反调戏这一行为的描述，凸显了他们扬善制恶的共同期许。

但两部文本，结局大相径庭。贾瑞照风月宝鉴遗精死亡，福斯塔夫清醒了就当面认错。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另外，在言语风格方面，《红楼梦》中“毒设相思局”中的调戏与反调戏言语风格压抑阴沉，言外之意颇多。从被压抑到扭曲的贾瑞再到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凤姐，都有非常生动的言语和心理活动展现。而《温莎的风流娘们》里人物插科打诨，言语幽默轻松。二者之差异在于时代大背景的不同。曹雪芹所写得是从鼎盛清朝权贵，隐约显现着没落之相；而莎翁所写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异彩纷呈的万象，没落的权贵、市民阶层的女性言语以及行为的直白都展现出女性主义萌芽的良性势态。

从男性调戏的言语呈现来看，贾瑞弱冠之年，初出茅庐，从小到大受到祖父严格的管教，思想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心理负担重，见到自认为可以调戏的对象时言语张狂而挑衅；而福斯塔夫五六十岁，社会经验丰富，油嘴滑舌，很会为自己解嘲，富有喜剧精神。从调戏目的来看，贾瑞主要为了实现他内心幻想出来的情爱，而福斯塔夫则主要是谋取两位大娘的家产。在女性反调戏方面，王熙凤的雌雄同体以其男性般的狠毒为其内在特征，以女性的八面玲珑为其表象，以致人于死地为其目的，其整体的反调戏言语具有高语境的文化特征；而培琪大娘的反调戏则是以市民阶层性格中的直白以及轻快为特征，言语表现符合人物个性设定，内外一致，以作弄和教訓为目的，其整体的反调戏言语具有低语境的文化特征。因此，尽管两部作品中的男性都参与了调戏，女性都参与了反调戏，但由于两个故事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个性差异，在言语出现中表现了各自不同的特征。

五、结语

在16至17世纪的东西方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控话语权，调戏女性的言语更显赤裸，呈狩猎者态势；而女性言语委婉，明顺暗反，处于一种被窥视和被狩猎的警惕状态。在曹雪芹和莎翁的笔下，前者以小说描写的方式，后者以戏剧对白的方式把被压迫女性的抗争意识用反调戏的方式一一展现。两部作品，无宏大叙事，却在男女日常的言语交际中展现了作者对所设定的女性角色的同情和帮助，也展现了两位文学巨匠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与所处的时代则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2]陆鸣.沉睡的凤凰——王熙凤命运的女性学分析与悲剧意义[J].社科纵横，2007（02）.

[3]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4]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刘睿璿（1997—），女，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曹小雪（1976—），女，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