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馨月

〔摘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具体的实践根据，该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即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提升，而经济社会发展却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二者对立统一，相互作用，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而且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策靶向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8）03-0021-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科学运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反映。

一、新時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背景

（一）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理论基础

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哲学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且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系统论证了主要矛盾，他明确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这一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方法论。正是由于有这样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自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作出了科学判断，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历史遵循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制定了不同的革命斗争策略。当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成为时代主题；当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抗日救亡就成为党和人民奋斗的共同目标；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推翻“三座大山”就成为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 〕在经过曲折的实践探索之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3 〕可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紧密联系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又一次历史性研判。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实践根据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今中国正站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进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即将开启，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新的重大战略部署，而这必须以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为实践依据，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应运而生。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对新时代社会总需求的集中概括。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映了社会总需求“量”的特征，即“日益增长”。这表明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生态环境，从生理到心理再到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数量规模在不断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量级。二是反映了社会总需求“质”的特征，即“美好”。这表明人民群众已经开始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希望经济生活更富足、政治生活更生动、文化生活更丰富、社会生活更和谐、生态环境更美好，仅仅只是数量上的满足已经不是真正的满足，对“美好”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需求，并且在日益增长、愈发强烈。

（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是对新时代社会总供给的集中概括，明确概括了当前我国发展的两大特征：一是“不平衡”，二是“不充分”。所谓“不平衡”主要是指我国社会经济在区域和领域等各方面发展速度不协调、程度不一致、水平有差别，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等发展不均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各领域发展不协调。而所谓“不充分”主要是指我国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生产经营方式较落后，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虽然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同时，可以看出“不均衡”和“不充分”的两个特征是从结构上对我国发展状况所作的概括，但其前提则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已经显著增强。

（三）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供求矛盾，即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矛盾，二者相互作用。“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和基础，人民群众的更多更美更好需要只有发展能够供给和满足。但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却制约着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必须大力促进生产发展，解决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问题，加大社会总供给的数量，提升社会总供给的质量。社会总需求不仅要有“量”的增加，更要有“质”的提升，必须围绕人民的需求来组织社会生产，加大社会供给力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判断；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对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种前后变化和新旧转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一）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区别

首先，两对矛盾提出的实践基础不同。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受到重大创伤、生产供应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基础上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则是建立在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发展成就巨大基础上的。其次，两对矛盾的侧重点不同。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侧重于对当时人民的物质文化基本需求状况和社会生产力总体状况的概括，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则侧重于对人民需求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特征的概括。最后，两对矛盾所表达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社会“量”的特征，社会需求量日益增长，而社会供给量严重不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则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质”的特征，社会需求的质量在不断提升，而社会供给的质量还不高、结构还不优。

（二）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联系

一方面，旧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双方相互作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供给量迅速增加，人民物质文化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奠定了相应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新旧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都是我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都是我国在特定历史阶段对社会总体状况的科学判断，并在各自所在的历史阶段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两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前后接力，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质量互变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的是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经过渐进性的量变过程，达到了一个“度”就必然转化为质变，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就是这一量变到质变的集中体现和重大飞跃。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反映的是人民需求从基础层次向更高层次的转变，是从“量”的需求向“质”的需要的转变，这是人民需求的质的飞跃。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反映的是社会生产从供应不足向供应不优的转变，是从“量”的供给向“质”的供给的转变，这是生产发展的质的飞跃。社会主要矛盾的飞跃，反映的是我国社会总体状况的飞跃，标志着我国已经跨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高台阶。

四、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 〔4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不仅科学地概括了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一）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

堅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矛盾论、两点论和重点论，通过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来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在对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自觉并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36年之后，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对矛盾论的坚持和重申，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应该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策略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目标靶向

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研判，是因为需要以此为依据研究制定出未来的行为选择策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正是针对或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来制定的科学规划。既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等，逐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无论在宏观策略的选择上，还是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上，都要始终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此为目标靶向，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三）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不仅概括了当前实践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提供了未来实践的方向和重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对矛盾可以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因此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的重点就是采取有效行动集中力量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前进。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7（02）.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