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志军

斯大林取消了职业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肯定是看到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列宁时代的职业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列宁时代的教育思想与当时主流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合流。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正是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苏联教育家们看到了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中的实践倾向，认为“美国的思想，美国的学校实践（斯坦利·霍尔和约翰·杜威），好像最接近我们为我国学校改革拟定的那种形式”。杜威实际上是反对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的，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指出：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使一切早期的职业预备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要员、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应该很赞同这种“间接职业教育”思想，因为她反对“培养狭隘的专家”，她甚至把这种想法迁移到综合技术教育中，她说：“综合技术教育不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教学科目，它应该贯穿到各门课程中去，体现在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科学概念课的材料选择上。”

在具体教学组织上，苏联早期也采用了进步主义的许多想法，比如强调实践与劳动，不按学科而按“单元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学生不分班上课而按项目分组、分小队等。但实际上，1928 年苏联刚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方面，是各種教育资源十分匮乏，师资、设备、资金都不足;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而教育界忽视学科教学、过分注重实践既不能达到综合技术教育的目的，也降低了知识教学水平，苏联时期康斯坦丁诺夫编著的《苏联教育史》就坦承：“学校的根本缺点是，没有提供足够份量的普通教育系统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大幅度削减乃至完全取消劳动课和综合技术训练、反对在普通学校实施职业教育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实际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开始了对杜威的批判，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派和赫钦斯为代表的永恒主义派指责实用主义为非理性主义，改革中小学教育的呼声也日益强烈。

但这种与列宁时代相比180 度的大转折显然有矫枉过正之嫌，受到批评甚至被推翻也是可以预期的。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劳动课就已经恢复了，职业教育的理念逐渐重新回到教育实践中。1958 年，赫鲁晓夫主持了全面教育改革，改革主要针对重普教轻劳动教育和职业培训、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而进行，具体举措包括：中学毕业强制分流，80%的中学毕业生不得升学而要直接就业或进入职业教育;高校招生数有80%以上来自有两年以上工龄的青年;扩大中专学校数量，增设高等技术学校等。这样，苏联就形成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中等教育结构，其中普通教育为1～8 年级，包含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大多数学生在普通教育毕业后要接受3 年的职业教育，然后才能就业或升入高一级学校。

这个结构代表了职业教育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与列宁时代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弱化上。首先，后斯大林时代更强调职业定向，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苏共中央反复出台文件，要求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熟练工人。其次，后斯大林时代加强了中等专业教育，技术指向性强。最后，普通教育阶段的综合技术教育基本演变成了劳动训练。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史的回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综合技术教育这一教育理念高开低走，逐渐式微。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教育就是综合技术教育，是唯一正确的教授技术的方式。在列宁等人看来，综合技术教育是普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苏联的普通学校都办成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这些想法被斯大林摧毁后，综合技术教育最终成为普通教育里的一些教学科目，当初的风光不再。

马克思看到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思路，列宁也看到了问题，并且付诸实施，但在苏联七十年的历史中，这个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综合技术教育成为了苏联未竟的教育事业。

今天我们中国人再来讨论综合技术教育，还有现实意义吗？其实，我们应该问以下这些问题：当初提出综合技术教育时想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吗？工业生产是否还需要人们转换职业？人们自身是否还有转换职业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还存在，人们是否想到了替代综合技术教育的方法？

回答可能并不乐观。在新技术革命的催动下，马克思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的急迫性更甚，但人们还没找到合适的办法。马克思所谓的工人在“不同生产部门、不同企业、不同岗位间转换”，用社会学术语来讲就是职业流动，而且主要是水平流动。在今天的教育培训体系中，劳动者的职业垂直流动问题相对解决得较好，大多数学历教育、在岗培训项目都是以此为目标而设计的，而劳动者想要在保持原有收入、职位的前提下转岗、甚至转业往往很难，正所谓“隔行如隔山”。

所以，综合技术教育不仅仅是苏联未竟的教育事业，也应该是我们要去完成的教育使命。好在这个话题对中国人并不完全陌生，劳动教育、综合技术教育、进步主义教育等已经是我们的教育历史的组成部分，苏联未竟的事业在中国人手上完成并非没有可能。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