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与市场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课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浙江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科学作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凸性组合的发展模式，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探索了一种良好的实践机制。

关键词：市场；政府；良性互动；浙江经验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6-0035-007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政府主导的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正确发挥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浙江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中，通过大胆尝试、及时纠偏和不断总结，逐渐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即活跃的市场机制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凸性组合的模式。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科学作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凸性组合的模式，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了一种良好的实践机制。这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大特色。

一、发挥市场作用：浙江40年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其基本线索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争论不休的“温州模式”，后来异军突起的“义乌模式”，还是当前引起全国普遍关注的“浙江现象”、“杭州样本”，其特点首先都是活跃的市场经济。人们一讲起浙江，首先想到的是浙江活跃的市场表现。作为全国最先步入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人不仅市场意识强，而且在构建市场体制方面有很多独创之处，已经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坚持不懈地走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之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是40年来浙江经济迅速崛起的奥秘所在，也是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1.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这是浙江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温台地区就提出了“不论成份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的口号，对个体私营企业发展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灵活的市场机制、竞争性的市场力量对浙江的微观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浙江老百姓的创业激情得到了充分的激发，个体民营经济迅猛发展，使浙江经济充满活力。千千万万个走南闯北的浙江老板以“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难万险”的“四千精神”，创业致富；浙江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不叫下岗叫转岗”，自谋出路、各显神通，形成了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闯市场的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大潮。据浙江省工商局市场主体数据分析显示，截至2018年3月底，全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607.6万户，在册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600万户，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为1074户，位居全国榜首。大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为浙江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持续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2.积极培育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具有实现经济繁荣的能力。市场作为一个交换系统，是“交换的场所和机遇所在。买卖双方相聚于市场之上，并在那里定出价格。市场能够借助价格形成对行为的刺激来控制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乔治.恩德勒等主编：《经济伦理学大辞典》，李兆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将资源引导到其最有价值的用途，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或经济效率。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互为依托、共同发展，或者是产业催发市场，或者是市场带动产业，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从而推动了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富有商业传统、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浙江人，从恢复和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和家庭工业起步，从流通领域改革入手，放开城乡农副产品市场和工业小商品市场，形成几十万购销大军，建设专业批发市场，生产要素开始通过市场来配置。大量交易规模庞大的专业市场使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可以共同分享由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所形成的營销规模经济，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商品市场的发展还带动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交易和重组，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壮大，促进了功能比较齐全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从而为浙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机制。据相关研究表明，浙江的市场化水平已居于全国第一。市场体系的率先发育，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不仅使浙江人的市场观念、创新意识、经营机制、用工和分配制度等方面发生了变革，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浙江从一个经济发展处于全国中游水平的农业省份一跃而成为主要经济指标居于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

3.发挥市场秩序扩展作用，促进社会自由、公正和信用秩序。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人类分工合作的“扩展秩序”[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依靠市场机制来扩展自由秩序，促进社会公正，建设市场信用秩序。作为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大省，浙江在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特别是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为市场体系的自主发育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浙江较早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提出了“不论成份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的口号，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个体私营企业发展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为创业者提供平等的机会，努力使“前程为人才开放”[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选择》，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5页。，使“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浙江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市场机制促进自由、公正秩序的过程，而且是市场信用秩序扩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浙江厂家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尤其是一些温州商人制假售假甚至坑蒙拐骗，在当时造成恶劣的影响。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们不再购买他们的产品，不再与他们交易，导致这些厂家、商人的利益亏损，损人即自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厂家和商人痛定思痛，自觉重塑产品形象，从损人利己转向利他利己。这种市场信用的进步体现了市场制度的规范作用。随着浙江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得到了维护，市场竞争机制在市场信用建设中的自我净化作用得到了显现：一方面，大批缺乏诚信意识的市场主体，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逐步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不断提高了信用、信誉的价值，市场的“无形之手”不断引导着市场主体注重长远利益，讲求信用，致力于打造企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浙江迅速崛起了一大批注重质量、注重品牌、注重信用的企业，形成了一大批信誉好、市场占有率高的品牌产品。何建华、马国海：《繁荣 公正 和谐——基于浙江发展实践的思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206页。

二、政府科学作为：浙江40年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浙江各级党政部门正确引导、科学管理，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浙江各级政府始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主动调整政府管理方式，积极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途径，政府管理相应地进行了多次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如果说群众和基层的创业创新是浙江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那么政府科学作为、积极转变职能和改进管理方式则是浙江市场化改革取得成效的基本保障。

1.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精简机构，规范程序，强化服务，提高效率，努力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为转变政府职能和运行机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政府改革进程。围绕不断理顺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促使政府从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方针，同时积极改革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坚持实行经济民主，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逐渐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区域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转变，让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替代传统的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职能和运行机制。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转变。从2000年开始，浙江的行政机构改革自上而下全面展开。通过全面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方式创新，不仅理顺了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厘清了政府与企业、市场的边界，明晰了政府的基本职能，精简了行政机构和人员，而且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为了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防范有为政府的权力任性，从2013年开始，浙江各级政府积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围绕人权、财权、事权，“晒”出详细的权力清单，进一步明确不同层级政府和部门的职能、责任和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公众督促各级政府和部门依法行政，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从而大大激发了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浙江经济的提质增效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近年开展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大大提高了各级政府的办事效率，而且明显改善了政府的形象，适应了新时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级党政部门提出的要求和挑战，为各级党政部门的积极作为、科学作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政府科学作为，有效治理，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以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注重从本地实际出发，根据浙江发展的阶段和实际需要，自觉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起到了统筹发展的良好作用。从“八八战略”到“六个浙江”（“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建设，从“两创”浙江到“两富”浙江，再到“两美”浙江建设，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制定，都体现了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清晰思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浙江各级政府不断改革管理方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顺势而为到现在的科学有为，积极为市场体制的完善提供各种法规和政策支持，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健康发展。针对当前经济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企业负担过重的现象，2016年，浙江省政府制定实施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30条意见，2017年再次出台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的20条意见，2017年6月，又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企业减负担降成本改革的若干意见》，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用能成本、用工成本、物流成本、中介服务收费等十个方面35条，进一步提出了创新企业减负担降成本的体制机制，明确责任单位，统筹安排，着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据统计，2016年浙江省累计办理税费减免1758.62億元，让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有力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为市场增添了活力。

3.坚持共享发展，积极发挥公共财政的调节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公共财政对民生问题的投入力度，把更多的财力投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各级党委政府长期坚持“就业优先”的基本政策，实施积极就业政策，重视发展能多吸纳劳动力的各种就业形式，极大改善了浙江创业和就业环境，通过扩大就业保障提高了全省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有效降低了贫困面。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让日趋庞大的公共财政完全“用之于民”；在全国率先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救助制度。参见何建华：《共享发展的浙江经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差距；通过“山海协作”等方式，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较好地解决了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统筹规划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适时采取措施，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等一系列方式，为各个社会群体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面开展“五水共治”专项工程，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加速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形成了城乡互动互促的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据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底至2017年底，浙江农村留守儿童总数从11.68万减少到8.3万人，减少了3.38万，同比下降28.9%，其中以丽水、衢州、温州等偏远山区留守儿童数量的下降最为明显。与其他省份和地区相比，浙江之所以较早出现留守儿童数量下降趋势，正是因为浙江近年来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几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以就业和再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十大领域为重点，不断拓展为民办实事领域，不仅使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高，而且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三、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浙江40年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

浙江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中，通过大胆尝试、及时纠偏和不断总结，逐渐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良性互动、凸性组合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在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看来，“一个有效率并且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同时存在。现代经济的运作，如果没有市场或政府，就都会孤掌难鸣。”[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6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应当看到，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不是天然自成的，而是长期博弈和磨合的结果。马力宏：《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浙江模式——浙江30年变化的一个分析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2期。正是在与市场的不断较量中，浙江各级政府逐步了解和认识了市场的规律，学会了如何在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使市场机制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从相互抵触到彼此依存，逐步形成各司其职、合作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的浙江发展实践表明：市场和政府都不能单独地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把社会的自发力量与自觉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科学规划、有效调控结合起来，这是浙江40年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奥秘所在。

1.充分认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和政府都具有组织和协调人类活动、配置资源、控制冲突、分配负担和利益、提高人类需要的满足程度的功能。何建华：《经济正义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虽然市场和政府是相互关联的，但各有其目标和功能。市场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它强调经济主体的活动是独立的自主的个人活动，其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繁荣；而政府活动则是一种政治活动，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集体的共同追求，其基本目标是追求社会公正秩序。[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王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的互补，是当代市场经济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尊重民意，注重实践，十分重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在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早期，浙江各级政府注重的是培育自发的市场秩序，让市场主体在经济交易活动中自然形成商品交易、利益分配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有一句广为流行的顺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浙江各级政府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正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府形象，使浙江经济得到蓬勃的发展，激发了浙江人创业的巨大热情。也正是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形象，使浙江各级政府在履行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职能时，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企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许多地方政府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明确政府与企业各自的经济职能和责任，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使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管理方式，大大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同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又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跟进政府管理。浙江省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因此，发展中的各种不协调问题，如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相对滞后的问题、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问题、快速城市化中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问题等，都较早地显现出来。面对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浙江各级党政部门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注重发挥自身作用，更加积极、科学地作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战略和举措，并切实加以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2.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积极作用，就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浙江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根据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从1979年开始，浙江省委、省政府积极调整经济工作方针，改革计划、流通、物价等体制，政府管理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与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得到了重大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政府职能和运行机制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更是积极鼓励群众的创业活动，通过发展产权明晰、机制灵活的个体私营企业，改革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流通方式，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市场，逐渐分离政府与企业、市场的紧密联系，培育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替代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促使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浙江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推进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脱钩，探索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政府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的社会中介组织管理模式。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形成，逐渐替代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多数职能，使浙江各级地方政府逐渐从微观经济活动中淡出，不再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职能，更多地以协调和处理区域性、社会性事务为主，更多地以关注和研究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为主，加快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人民群众比较彻底地摒弃了依赖政府的传统观念，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自强不息、创业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就业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政府不再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不再具体干预社会资源配置，不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活动，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逐渐分离明晰。

3.抓住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点对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政府与市场如何进行合理的分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过程中，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基本任务，根据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注重实践成效，明确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边界，努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积极提升浙江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市场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定分工。在经济发展领域，浙江以市场机制为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及时调节社会各种供给与需求，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浙江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的需要，及时予以有效的配合和补充，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无为而治，到积极营造经济发展环境，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浙江各级政府对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启动和推动市场、规划和引导市场、监管和保护市场等方面，一切围绕着服务市场来展开。在社会发展领域，浙江以政府为主，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积极提供公共物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努力让全省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充分运用浙江市场机制的先发优势，在公共物品供应领域较早地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公共物品供应的浙江特色。在浙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等领域，市场机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各显其能，使市场与政府這两种制度安排的功能和作用实现了凸性组合。

4.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良性互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在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关系方面取得的成功，都与及时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相关联。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活跃的市场机制；但能够使浙江市场活跃的关键，则在于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科学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以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作为出发点，以为民造福为落脚点，在坚持市场化、民营化改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在营造经济外部环境和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政府积极作为，负责任有担当；而在一些场合和领域，政府则通过有所不为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无为而治为当地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还是随后政府逐渐从微观竞争性经济领域及时退出，不干预市场的正常竞争，这种有所不为的方式，正是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科学作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同时，在推进政府管理改革过程中，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履行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在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调控有度，努力减少和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浙江各级政府还积极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正是因为浙江各级党委、政府能够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适时转变政府职能，主动适应和服务市场机制的要求，“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要到位”，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促进了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质量高效益好，而且均衡性和协调性好，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来，浙江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和各类示范区建设，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力图进一步发挥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这无疑是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其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浙江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在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中，政府是主导和关键。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首先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把握政府有为的度，政府有为应以不损害自由市场的效率为边界。政府唯有在适时转变职能的同时力求科学作为，在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明确并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才能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实现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责任编輯：徐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