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翔

法律是冷冰冰的——这是大家早已形成的共识，没有异议！

法律工作者就是一板一眼地依照法律办事的铁面人，有人这么说；法律工作者在依法办事的同时，每每体现出个人的法律感情、司法温度，有人亦这么说。其实，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作为一名从事检察工作30年的老兵，我对此体会不少，感受颇多。

检察官在办案中的司法温度

深圳到珠海距离约150公里，若坐公共大巴一般需要60元以上车费。但是，一名出生于1982年的女士胡某为非法获利，在没有注册公司、沒有工商营业执照、没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正等相关汪件的情况下，非法雇人经营深圳到珠海两地往返的长途客运业务。乘客通过电话或者网络客服订票、定点凭客服短信上车的方式，每张票价40元左右。据侦查机关统计，从2011年5月初至2012年8月案发时为止，非法经营数额高达7599353元，因此定性该案为“数额巨大”。若胡某所犯罪行被审判机关认定确属“数额巨大”，将面临五年以上牢狱之灾。

案件移送到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理该案的主任检察官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查清胡某涉嫌非法营运的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从现有证据看，检察官认为，仅能从书证“财务账单、乘客人数表、收支记录情况一览表”来推算非法营运的数额，侦查机关也正是基于这些书汪在案件一退期间，向南山区检察院出具了一份《关于涉案金额的情况说明》。经审查，检察官发现，通过该《情况说明》来认定经营数额存在疑问，首先该数额不是经过专门的财务审计鉴定得出的，而是由办案民警自己推算出来的，缺乏公信力，且胡某对此数额也有异议；统计的过程和部分数值也不够客观；前述的经营数额中可能还包括胡某从事旅游业务的经营数额，需要剔除，但现有证据无法剥离。因此，检察官认为不能依据《关于涉案金额的情况说明》这份书证，就直接认定胡某涉嫌非法营运的经营数额。关于胡某违法所得问题，相关汪据也无法直接反映胡某从中分到多少费用。

该案第一次上检委会讨论时，案件承办人提出存疑不诉的处理意见，但大多数委员包括本人在内认为胡某的经营数额和非法所得应努力搞清楚，不能轻易就存疑不诉，因此决定再退查一次。经过两次退查，案件承办人仍认为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汪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再次提交该院检委会讨论。经认真而慎重的讨论，作出对胡某存疑不起诉的决定。本人作为检委会委员，也同意对该案存疑不诉。

这是一起典型的“疑罪从无”的案件，案件的处理结果说明了我国法治建没的进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治建没从无到有，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标志着我国进入法治建没的阶段。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砸烂“公检法”，使得冤错案层出不穷。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拨乱反正，重新走向法治建没的道路，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然而，那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没有安全感，中央当机立断决定实行“严打”。从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来看， “严打”成效显著，严重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群众有了安全感。但是，从法治建没的角度看，因为当时的法律规范不完善，有的案件按照“从重从快”的原则处理，虽然取得很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却经不起法律的检验，法律程序、证据采信、定罪量刑有瑕疵，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在案件的办理中执行的不到位。如果胡某涉嫌非法经营案放在1983年的“严打”期间，十有八九会被定罪量刑判实刑。十分幸运的是，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坚定地迈向法治建没的道路，尤其是1997年，我国修改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 “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法治建没，吹响了法治建没的号角：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在一线的基层检察官，对“法治”二字的感受很深，对法律相关条文的尺度如何把握体会更深。如何在法律规定的尺度下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没最为缺失的地方，也是现在和将来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应补之课。因此，当胡某涉嫌非法经营一案提交检委会讨论时，相关证据的薄弱，无法形成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条，“疑罪从无”便成为多数委员的选择。这是不是检察官在办案中体现出让人感到一股涓涓暖流的司法温度？

检察官在办案中的司法情怀

如果说，对胡某非法经营案存疑不诉的处理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话，那么对有些涉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存疑不诉，则是迫于法律相关规定滞后的一种无奈之举。众所周知，涉嫌知识产权的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往往是高智商的技术人才，有的当时还是受害企业的骨干，他们轻而易举地将老东家花费巨额投资的商业秘密带走或挖走，自己另外成立相关公司进行生产销售，这种不正当竞争损害了相关企业的利益，扰乱了企业的生产秩序，打击了企业家的创新、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往往以涉案金额作为入罪的一般标准，如侵犯商业秘密罪需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才算“重大损失”，而实践中直接经济损失只是权利人商业秘密被侵犯的后果之一，常难达到50万元的立案标准，有的案件为此难于立案侦查，难于取证和鉴定，犯罪嫌疑人逃过法律的惩罚，企业家失望难掩，而检察官只有眼睁睁地扼腕叹息，无可奈何！因此，立法层面的法律滞后、执法层面的打击不力，无法有效遏制我国愈演愈烈的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趋势。南山区作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不仅拥有140多家上市公司，更多的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迫切需要营造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氛围和环境。南山区检察院自成立以来便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依法办理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同时，出台为非公企业提供检察服务的有针对性创新举措，编印侵犯知识产权案例小册子，主持举办全国性的知识产权犯罪研讨会，专题调研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提供给立法机关参考。2017年，南山区检察院又专门成立知识产权检察部，抽调办案骨干办理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同时推动南山区相关部门一起成立“南山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2018年1月，南山区检察院派出检察官团队进驻该中心，秉持打击、保护、服务、预防“四位一体”理念，全面开展工作，为高新企业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这是不是检察官在办案中体现出眼光高远的司法情怀？

检察官在公正执法前提下的人性关怀

“我们愿意配合司法机关……希望能给自己孩子争取回学校继续接受教育、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2017年4月23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某县农民杜某在家中对远道而来的南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所说的话。杜某未成年的孩子与另一名孩子在深圳涉嫌贩毒被抓。据悉，南山区检察院近三年来受理的大理州户籍的涉罪未成年人4件6人。南山区检察院为挽救这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嫌疑人重新回归社会，参与开展广东省市区三级联动探索附条件不起诉委托异地考察工作模式，专门派检察官到大理检察院寻求同行鼎力支持。南山区检察院秉持的“挽救一个未成年人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就是挽救未成年人的未来，虽然涉罪未成年人多为非深圳户籍人口，给我们的未检工作带来诸多困难，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不轻言放弃”的工作理念，获得了云南检察机关同行的赞同和支持，也深深感动了犯罪嫌疑人的家长。这是不是检察官在坚持公正执法的前提下体现出的人性关怀、司法温情？

冷冰冰的法律在检察官的手上，有了外冷内热的效果，法律边沿是冰冷的铜墙铁壁——任何人不能逾越法律底线；法律规定的内涵是允许有温度的——检察官可以在法律具体规定范围内通融和寻求和谐。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当然，检察官的职业道德修养的高低，法律水平和能力的高低，都对履行检察职能、实现公平正义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检察官来说，要达到100%的案件定性准确、证据确实充分，难度很大；但对普通群众来说，他只关注他的案件是否实现公平正义，如果没有达到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那当事人便认为是100%的错案，对我们检察官在内的执法者便会不满意。作为一名检察官，我会与我的同事一道，提升法律素养，把好法律尺度，倾注法律情感，为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目标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