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远

《闫肃老人讲唐诗》一书，披露这样一则轶事：当年，毛泽东主席曾先后三次接见闫肃，而最后一次接见时，年事已高，说有个愿望，希望京剧《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要活下来，请闫肃能否把戏改一下。为此，闫肃闭关数十天，最后向毛主席汇报说：李玉和还是得牺牲，您要是让他不走，就让我走吧。

应当说，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他的希望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红灯记》是按事物内在发展逻辑、系统而完整的文艺创作，如果改变其中的重要人物命运，会使作品伤了元气，失去悲剧的应有力量。所以，闫肃没有改，坚持了自己的尺度，之后多年的演出效果，也证明他是对的。

北大教授吴组缃，同样尊重和坚持自己的尺度。上世纪40年代，他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个学期的课，但可支付他一学期的薪水。没想到，吴组湘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这在庸人眼里，无疑是书呆子的迂腐表现，但在正人君子看来，他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尺度”，着实令人敬佩。

吴组缃按照自己的尺度，不仅不为利，而且不为名。1985年的一天，有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那学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看后，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这个书名。无奈，那位被拒绝的学者，只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王蒙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到个人尺度问题。他说：“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消极评价，究竟有多少是靠得住的？有多少是以己度人度量出来的？反过来说，下一代不是也以自身当标尺吗？”意思是说，世事与时俱进，一切都在变化，评判是非的尺度不能停步不前，当然，对前人的有些好东西，还要珍惜和继承。因此，无论上代人，还是下代人，只要自己评判是非的尺度错了，就要自觉改正才好。

三联书店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3期载文说，台湾学者李敖，在乎的是信仰而不是金钱。他一贯按自己的这一尺度行事。有段时间，他在香港卫视开办《李敖有话说》节目，收入颇丰。但后来，人们反映他有些话触犯底线，劝他不要讲这些话。他想了想，便去找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我不要做节目了”。触犯底线，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在没认识到底线的重要性之前，宁可不做节目、放弃不菲的经济收入，也不盲目顺应———有待调整他的是非尺度。

评判是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而自己的尺度從何而来？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大体形成评判是非的共同尺度。而这共同尺度，植入不同阅历、不同学识、不同信仰的个人头脑，便成为每个人自己的尺度。尽管自己的尺度带有鲜明个人色彩，彼此有差异，但每个人都免不了要以自己的尺度来评判是非。这就需要正确对待和把握自己的尺度：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一时拿不准的，则要等待认识的清晰明朗。

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探索前进，追求本真，对于自己的尺度，每个人都应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自以为是，也敢于自以为非，并及时予以调整，而不能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随声附和或者固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