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报上看到一篇小文，很有意思。

1928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100年后，欧美生活水平将会很高，人们也将会很休闲，至少不必再疲于奔命地去挣钱了。凯恩斯这个预测只得到部分证明。今天的欧洲人的确比较休闲，但美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仍比法国人多300小时。（2018.9.26《报刊文摘》）事实上，很多现代人不仅不比前人轻松，还更忙了。

要说当今世界，以前日本人最忙最辛苦，现在恐怕要让位给中国人了。在中国，钱少的人辛苦，钱多的人也辛苦；蓝领辛苦，白领也辛苦；企业辛苦，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同样也辛苦；甚至连小学生和幼稚园的孩子们都辛苦，都在超前、过度地学习，以至于中小学生近视率急剧上升，成为世界第一。

我原以为，现代科技那么发达，办公都电子化了，一定会大大提高效率，节省很多时间，人们理应更放松些，其实不然。就说我所在的高校，仅每年职称、项目的申报提交就不知要来回折腾多少次，图、文稍有点差错，或形式审查有点什么问题，都必须推倒重来，原有的纸件统统作废，给人们精力、时间和资源上造成很大的浪费。其原因是如今的一些部门、一些人太注重外表的光鲜了，内涵如何，反而不怎么管。

这就常常造成很可怕的“无事忙”。在高校，这种“无事忙”常常使得教研人员的时间碎片化，使之五心不定，六神不安，难以沉下心坐下来好好做点事情。一些行政管理者，自己本身就在毫无疑义地瞎忙，还要“绑架”裹挟着一线的教研人员陪着他们一起瞎忙。一年到头，各种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表格让教师们填得没完没了。前些年，某校的教务处几乎每年都要下一道通知，让各学院的教师填表说明哪些本科毕业选题有创新性。实验还未做，毕业论文还没开始写，导师指导得咋样，毕业生做得如何，都还未知，这个时候就填写什么选题有无创新性，不是瞎掰吗？即便个别选题能提前预知，按常理，这种情况也不会太多，有就填，没有不填就是了。但不行，都必须填。结果许多学院只好闭着眼睛胡乱填写报上。某些管理者，从不下来好好调研一下师生们在教学科研中真正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闭着眼睛拍拍脑袋发出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神通知”“神文件”。结果不仅什么问题都没有得到改善和解决，反而给师生们添堵添乱，造成极大的困扰。这还是“湿湿碎”（广东方言，意思是小意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了。更严重的是，各式各样迫人造假的现象也随之而来，败坏了高校本应求真务实的教风和学风。甚至个别高校之间还彼此交流造假的经验，如何能假得更逼真，其不良影响十分深远。

自然，上述现象并不限于高校。否则，又何来报载的基层干部那“五怕”？一怕不接地气的政策，二怕心血来潮的活动，三怕走马观花的调研，四怕无穷无尽的材料，五怕不讲道理的问责。（2018.8.31《报刊文摘》）个别地方、部门一些政策出台时就没有认真调研，根本不切实际，却要基层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组织落实，这是不是折腾基层？一些地方部门各类评比活动过多，正常的工作基层哪还有时间精力抓落实？文山会海的卷土重来，清扫一次卫生都要留下九份档案（2018.8.3《报刊文摘》），难道不是对基层人力、物力巨大的浪费？如此大量的“无事忙”都压在基层干部那里，难怪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工作苦，还少有成就感。

现代人为什么比以前更忙？再回到文首那个议题，答案就十分清楚了，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大卫的话说，就是因为一大批没有意义的“工作”被管理层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其标志就是真正干事的人少了，而“日常事务管理人员急剧上升”，人浮于事，事浮于人。就高校而言，有些大学，各类非教研人员和教研人员占比几乎各为一半，就很能说明问题。

最近，争创“双一流”大学已然成为热词。人们都在思考，怎样才能创好这个双一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虽然说复杂也够复杂的了，但也并非不能“简而言之”。那就是，什么時候能使高校的师生们有了免于干“无意义的工作”的自由，有了免于“无事忙”的自由，有了免于搞各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自由，给他们一个安安静静的办公桌和课桌，这“双一流”也就“行百里半五十”了。（注意，不是“行百里半九十”的意思）

同理，如果基层工作也免除了那无事忙的“五怕”，有点抵制“痕迹主义”的自由，少点瞎折腾，我们的中国梦是不是也能早点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