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官清廉”极受世人赞誉和推崇。记载先贤“为官清廉”嘉言懿行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而我颇为激赏北宋苏轼的“廉为官程”一说。

北宋熙宁年间，变法成为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主流，朝廷过于注重官员的能力、治绩，而轻忽了对官员清廉的要求，以致小人得势、腐败盛行，弄得朝野怨声四起，政局动荡不安。于是乎，苏轼写了《六事廉为本赋》，根据《周礼》所载官员亟须遵循的六条准则（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提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在他看来，为官的最高范式和起码底线，“悉本廉而作程”，“廉为官程”以考核官员的德、能、勤、绩。因为一个官员在“官程”中一旦淡化、矮化、弱化了“廉”，势必会丧失廉耻，进而陷入贪腐的泥淖不可自拔，“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虽说岁月荏苒，朝代更迭，但是，“廉为官程”则是古今揆一的，它于今依然是为官者的规箴。

近日，有媒体梳理了近两三年公开报道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8起“90后”贪腐案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参加工作时间极短、级别也较低，在其“官程”刚启程时，即为利所诱，成了“蚁贪”或“蝇贪”，仕途戛然终止。如贵州省铜仁市社保局会计张艺初入官场就堕落，其贪腐手法不是权力套现，更谈不上期权腐败，而是利用工作上跟钱财打交道之便挪用公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吃掉”30多万元社保资金来偿还赌债。报道称：张艺“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通过贵州省公务员考试”，“这个年轻人工作踏实，又是党员”，按理说，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然而，其“官程”起步不稳，罔顾“廉”字，误入歧途，断送了政治生命。悲哉也夫！

一个人当官，总有他与众不同的优点和特长，或根正苗红，或胆识过人，或实绩突出，或能力超强。但一旦利令智昏，丧失了“为官清廉”的准则，其“官程”便自然会中途变道，走向反面。这里，不妨列举清代颜伯焘案。道光四年（1824年），广东连平进士颜伯焘任山东泰州郡守，年轻有为，勤于政务，深得民心，后升迁为陕西延绥道台。由他倡议刻制的“官箴碑”（即“吏不畏吾严而畏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立于衙署，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随着官阶高升（官至闽浙总督），颜伯焘“官程”发生了转折，蜕化变质而沦为没有廉耻的狂妄贪婪之徒。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载有颜伯焘返乡时路经漳州城的情形：“随帅（即颜伯焘）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县中供应实不能支。”至于颜伯焘所收受的贿金及珍宝，张集馨以“难以计也”一词道尽其贪得无厌。其实，像颜伯焘这样先廉后贪、“官程”中途变道者，现今官场上也并不鲜见。

俗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一名官员倘要一生清廉，很关键的是在其“官程”中站好“最后一班岗”。有些官员在即将走完“官程”时，发生了“黑色蜕变”，晚节不保，玷污了先前的政治清誉，甚或抵达“官程”终点时锒铛入獄。官场上出现的“59岁现象”乃是其表征。这些官员常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作祟，笃信“退休前办事，退休后收钱；退休前我给你办事，退休后你给我办事；退休前培育公司，退休后自任老板”，最终在快退休的关口“翻船”，身败名裂。2017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岁-60岁年龄段人数居多，占53.7%。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大老虎”中，以公开通报被调查时间为准，刘铁男、倪发科、陈众安、祝作利均倒在了59岁的门槛上。

现如今，我党反腐“零容忍”，即便是退休了的官员，倘有贪腐劣迹照查不误，这使得“官程”有了延续。有些官员退休后“发挥余热”，利用在任时的关系和影响力牟取私利，大搞“期权腐败”，如江苏省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在卸任7年11个月后被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退休11年后被查，获刑13年，彻底粉碎了他们“退休=平安着落”梦。

“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看来，为官者必须将“廉”字统管整个“官程”，高高筑起清廉的铜墙铁壁。其理浅显：为官者一俟失去了清廉，一切都是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