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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御医”陈卉丽:一名大国工匠的别样风采

2018-05-11一润

妇女生活 2018年5期
关键词:国家文物局石刻文物保护

一润

石质文物修复,既专业又枯燥,一般人都不愿干。而半路出家的陈卉丽却一干就是几十年。如今,52岁的她仍坚守在文物修复第一线,带领团队承担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她潜心总结出石刻修复“望闻问切”四诊法,准确率达95%,被喻为“石头御医”、大国工匠。她受邀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科学院做演讲,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喝彩!那么,这个曾经的门外汉是如何成为一名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的呢?

“纺织女工”华丽转身成文物修复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当年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为啥转身去做文物保护呢?

陈卉丽(以下简称陈):我是地道的四川人,最初学的是纺织专业,一直在针织厂工作,不久成了业务尖子,后来因为爱情,我改行走上了保护文物的道路。我和爱人是同学,结婚后分居两地。1995年6月,组织上出于对我的关心,把我从老家四川的广汉针织总厂调到丈夫所在的单位——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成了一名文物监测员。从此,我便与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刚开始您要搞石刻文物修复时,您丈夫的态度如何?众人又怎样看待您呢?

陈:1996年3月的一天,我向丈夫透露自己想涉足馆内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文物修复的想法时,丈夫愣了一下,给我泼冷水说:“石刻文物修复技术性很强,而且得吃苦,你不是这个专业出身,不要被人看笑话,还是安分一点做文物监测员吧!”我很不服气,说:“我就是想学石刻文物修复,那可来劲,有成果!”但正如我丈夫所言,一开始我遭遇了诸多质疑。有人说我是图新鲜,肯定学不会。也有人说专业人员学石刻文物修复都头疼,我一个外行根本不可能学会。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说我学一阵子肯定要当“逃兵”,丈夫也觉得我中途会打退堂鼓。我没有理会这些,只管埋头去学习。

记:石质文物修复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您是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陈:不错,石质文物修复不仅要懂得历史学、考古学、鉴定学、金石学、化学等知识,还要熟悉石刻、色彩、髹漆、贴金等实用技术,这对于只有中专文凭且从事文保工作仅一年的我来说,确实有些异想天开。业内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先跟师傅看3年,基本功练好了,才有资格摆弄文物本体,最后才能独立修复。可我这人个性要强,我觉得事都是人干出来的,我就不信我不行!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坚持边干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啃书本恶补知识,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这上面。丈夫看我义无反顾,倒也支持我,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一天深夜已近1点,丈夫醒来看我还在看书,他知道我那些天感冒了,就催我赶快睡觉。见我纹丝不动,他一骨碌爬起来,夺下我手里的书,让我去睡觉。这时,他发现我脸色不好,连忙用手摸了下我的额头,发现我在发高烧,就赶紧带我去医院挂了急诊输液。事后,同事们都说我是“拼命三娘”!就这样,凭着不懈努力,我的业务水平突飞猛进,只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别人要用10年才能取得的石质文物修复师资质。

记:听说您琢磨出了一套“望闻问切”四诊法,这是怎么回事?

陈:在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文物也是有生命、有故事的。通过不断琢磨,我总结出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看文物的断裂、破碎、表面情况,对比存档的资料影像;“闻”则是嗅文物本体气味,看是否有污染霉变;“问”则是向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则是采用手轻摸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本体风化情况。同行们说我的“四诊法”在实践中可诊断出文物病害20多种,准确率达95%以上。我的方法让不少业内人士折服,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还自豪地给了我一个“一手准”的美称。到2001年,我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被任命为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完成国家文保“一号工程”抢救性修复

记:重庆的大足石刻是个什么文物,在国内外有着怎样的地位?

陈:建于唐宋时代的大足石刻共包含5万余尊石窟造像。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和重庆文化符号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艺术中保存最为完好的,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而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因规模大、手数量多、形态复杂,堪称“国宝之巅”,举世闻名。我和重庆文博研究院的13名石质文物修复师,要承担5万余尊造像的修复工作。

記:2008年,您受命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难度大吗?

陈:因经受了800多年风霜侵蚀,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出现了砂岩风化、手指断裂、金箔脱落等病害达34种,拯救工作刻不容缓。鉴于此文物价值之巨大、病害之复杂、保护修复难度之高,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其确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进行抢救性保护修复。面对如此棘手的修复工程,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亲自点我的将,要我组团出战。修复“千手观音”没什么案例可供参考,当时我丈夫忧心忡忡地说:“卉丽,你一旦接下这个任务,可要考虑后果呀,万一修复工程难达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虽然也担忧,但没有退缩,坚定说:“纵然有千难万险,我也要闯过去!”听我这样说,丈夫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一直替我捏着一把汗。

记:面对“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修复的诸多困难,你带领团队是如何克服的?

陈:调查一开始,我发现病害对“千手观音”侵蚀和破坏的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该石刻文物造像占崖立面面积98平方米,展开面积超过220平方米,34种病害涉及石质、金箔、彩绘等多种材质,病害面积近200平方米,850余只手“病症”各不相同,仅残缺的就达440处。可以说,当时的“千手观音”已千疮百孔。我非常吃惊,同时难过得想哭,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辱使命,让千手观音在游客面前金光再现!接下来,在石刻修复现场狭小的空间里,我和同事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开始工作。我戴着眼镜,紧紧盯着石刻,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和注射器修复着文物……就像手术台上拯救病患的医生,不敢有半点疏忽。而这一站,通常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我们一直在“面壁”,长期嗅着刺鼻的材料味,粘一身尘土,或站或蹲,有时还要躺着,七八个小时不说话,嘴巴都憋出苦味了。一天下来,眼睛和身体都吃不消。有一次,因劳累过度,我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幸好被一旁的同事扶住。又因文物保护环境的限制,再热不能吹电扇,再冷不能烤火炉。蚊虫叮咬、冻疮、化学试剂过敏等一个个折磨,我们都得忍受着。尽管累、苦,但大家都没有抱怨过一声,我也总是对大家说:“做我们这行,除了专业技能,还需要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

记:听说对造像文物“打针”注射的加固剂,是您自制试验成功的,这不简单啊!

陈:在技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就是“千手观音”石质本体的修复。在工作中,我们常常需要对文物“打针”注射加固剂,但药剂的选择却让我绞尽脑汁。原本使用的是北方常用的加固剂,浓度为5%,可由于石质风化程度和环境差异,千手观音使用这种加固剂效果不好。我决定自制加固剂,和同事调配材料在崖壁上反复试验,一干就是三年,前后用了10多种材料。2010年4月,我用专业仪器诊断自制加固剂成效显著时,众人一片雀跃。

记:修复成果验收通过的那一刻,您兴奋吗?

陈:千手观音许多残缺的手指都需要加固补型10次以上。比如修复一个弯曲180度的食指,要先在残缺的手指上钻小眼,再把处理成180度的竹签插入做支撑,然后把同质的石材粉与加固剂配制成砂浆,补型出原有模样的手指、指甲,再用手术刀修型,最后打磨光滑。每个手指头至少要花5天才能完成。为了对症下药,我们团队填写调查表1032张、约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图297张,病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状照片20000余张。我个人独立修复了造像86只手,完成了20件法器的修复方案编制以及本体修复和修复技术报告的编写。这项工程十分庞大,修复前后耗时长达8年。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成果顺利通过了专家组最苛刻的验收。多位专家惊叹,说我了不起。我百感交集,流着欣喜的泪水说:“这是团队集体的功劳。8年来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值得的!”而我的丈夫望着原本面容清秀的我变得一脸憔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忍不住哭了。

把保护文物当成毕生事业

记:您成名后,国家文物局想调您去北京,怎么没去呢?

陈: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的成功修复,让我确实有了点名气,业内人士称我为“石头御医”。2016年我被评为重庆“十大巴渝工匠”,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当时有人戏谑我丈夫,说我们家是阴盛阳衰。我丈夫双手一摊,爽朗地大笑:“她确实比我强!我服了。”那年,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想调我去北京。我作为正高级别的文物保护专家,又是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仍然拿着6000元的月薪,明显低于其他文博单位同行的报酬。而去北京,无论是工作平台,还是薪资待遇,都会大大改善。当时我虽有些心动,但经过深思我觉得自己的舞台在基层,在一线,于是婉拒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关心。为此,不少同事与朋友都替我惋惜。

记:有报道称,您曾应邀赴意大利演讲,赢得外国同行的喝彩,是真的吗?

陈:喝彩过奖了,得到外国同行肯定却是真的。那是2014年3月29日,我受邀赴意大利,前往全世界石质文物修复技术最成熟最闻名的国家,做学术交流,组织上为我配备了随行翻译。我站在佛罗伦萨国家科学院的演讲台上,介绍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及中国文物保护经验时,赢得现场一片掌声。翻译说,我的演讲一鸣惊人,意大利同行对我这位半路出家的女性石刻修复师充满了敬意。现场也有人提出一些疑难问题,试图难倒我,我都一一对答如流。回国后,业内专家赞叹,说作为中国工匠,我赢得了世界声誉,是全国石质文物修复界第一人。

记:工作之余,您还经常四处奔走宣传保护文物的意义,不累吗?

陈:在普通人眼里,石刻文物是冷冰冰的石头,但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有着鲜活生命的宝贝。国家对文物保护很重视,所以宣传就十分必要。我在工作之余,时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奔走于学校、社区、村落、街头,向人们宣讲保护文物的要求与意义。一次,我给大家讲了一個小故事:在那个破四旧的特殊年代,为了保护“千手观音”,避免颐和园万寿山造像的悲剧重演,当地信众自发组成人墙,昼夜值守,才使这座全人类的瑰宝得以幸存。众人听了很感动。还有一次,我到大足区宝顶镇慈航村,给村民宣讲老百姓在文物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人认出我是修复“千手观音”的领头工匠,“呼”地一下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忽然,人群里有人高喊:“陈老师,您不仅做得好,讲得也好,我们听您的,争当一名义务文物保护员!”我听了无比欣慰。

记:这些年您不仅战斗在文物修复第一线,还著书立说,很有成就感吧?

陈:当国家文物局需要我,要我参与一些石刻文物修复时,我随叫随到。四川乐山大佛、甘肃敦煌石窟壁画、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蔚县博物馆彩绘贴金石质文物、四川安岳茗山寺文殊像、潼南大佛等多处著名文物保护修复现场,我都去过。我用“四诊法”诊断解决石刻文物的疑难病症,与先进仪器的诊断基本吻合。很多权威专家对我啧啧称赞,说我“技能独到惊艳业内,在全国文物修复界一枝独秀”,说得我脸都红了……我从事文保工作已23年,坚守在文物保护一线,也能静下心思考虑一些问题,相继在《华夏考古》《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4篇。让自己颇为满意的是,我撰写出版的45万字专著《大足石刻保护探索与实践》,引起了轰动,被业内人士称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典范性论著。其间,我还受邀参与《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古代壁画地仗可溶盐分析取样与测定》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专家评审事宜。

记:听说国家文物局又给您下达了新的任务,工作如此繁忙,这么多年来您休过假吗?

陈:2017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又给我们院下达了两项重任,要我负责牵头实施国家文物局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摩崖上万余尊造像修复工程。尽管任务繁重,但我充满信心。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神奇的东方艺术瑰宝!我们有责任把它修复好、维护好。至于说休假,这二十多年来我还真没休过一次。干我们这行的人手少,事情多,哪顾得上休息啊!平常的双休日、节假日我要么泡在单位和现场,要么下乡搞宣传。丈夫感慨万千,说我半路出家,没想到对文物爱得如此深沉!事业上得到了认可,可我生活中却亏欠了家人。从业以来,我没和孩子一起外出旅游一次,儿子参加高考我都没时间过问,有时甚至春节过年都没法和父母团聚。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我都挤不出时间去看望。还好丈夫也是从事文物保护的,知道个中艰辛,经常在家人面前替我圆场,减少了家人对我的怨言和误解。

记:听说您现在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培养出一批文物修复师新人,是真的吗?

陈:是啊,眼下我的又一个工作重心就是培养新人,几乎每天我都会带着“徒弟”们跋山涉水,到各个文物保护点,手把手地指导他们。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文物修复师队伍仅2000多人,面对的则是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半数“染病”和数量众多亟待保护的石窟的现状。照此计算,一个文物修复师承担的就是成千上万件文物的修复工作,任务量大得惊人。文物修复人才十分匮乏。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守得住寂寞、练得好功夫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为世界文化遗产续命养身,让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发出勃勃生机!

〔编辑:潘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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