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记者，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出生于印度的英国官员家庭，从名校伊顿公学毕业后曾在缅甸担任警察，后回到英国，一边打零工一边从事写作，终成一代名家。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等。

当你一路向北游历英国时，因为看惯了南部或东部的风景，所以直到路过伯明翰后，你才会注意到景色有所不同。路过考文垂时，你或许感觉自己还在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到了伯明翰的斗牛场，你也会发现它和东部著名的诺维奇市集并无两样，而且在英格兰中部的城镇之间，有着与南部毫无差别的别墅文明。只有你再往北前进，走到特伦特河畔的陶瓷镇或陶瓷镇以外的地方，你才会与工业文明的丑陋不期而遇，那种丑陋如此引人注目，让你似乎不得不接受。

矿渣堆杂乱无用，充其量只是种丑陋的东西。它们就是些被倾倒在地上的东西，就像从巨人的垃圾桶里倒出来的一样。采矿城镇的郊区有着可怕的景观，地平线被四周参差不齐的灰色山丘完全遮蔽，你的脚下踩着烂泥和废墟，头上是钢缆，载着矿渣的桶框在钢缆上缓缓穿过辽阔的乡间。矿渣堆通常都在燃烧，晚上你能看见红色的火焰蜿蜒摇曳，还能看见硫磺燃烧产生的蓝色火焰缓缓摇动，它们总是在似乎快要熄灭时又立刻冒起来。即使是最终难免塌陷了的矿渣堆，也保持着山丘的形状，上面也只会长一两株发黄的野草。维根镇的贫民区里有一处倾倒场，现在被人们用作休闲场地，它看上去就像是波浪翻滾的海洋被突然冻结，当地人称其为“大垫子”。即使过上几百年，等到那些昔日的煤矿场都已被翻耕时，从飞机上往下看，这些古老的矿渣堆仍会清晰可辨。

记得有个冬日的午后，我身处环境恶劣的维根镇郊区。四周是许多矿渣堆，如同月球表面。从北边矿渣堆中间那些可以称为道路的地方看过去，你或许能看见工厂的烟囱排出一缕缕浓烟。运河河道里混杂着煤渣和结冰的泥土，无数的木屐印在上面交错重叠；远处的矿渣堆周围是许多“水潭”；以前的矿坑塌陷形成洼地，死水渗入洼地就积成了“水潭”。天气寒冷异常，“水潭”表面结着棕土色的冰，驳船船员用麻袋裹住全身，运河的闸门上也结了冰霜。这里就像是一个没有植物的世界，只有烟雾、页岩、冰冻、泥土、灰烬和死水。

但是与谢菲尔德相比，维根镇还称得上漂亮。在我看来，将谢菲尔德称为旧大陆上的最丑城镇恰如其分。希望自己的家乡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谢菲尔德人，很有可能就要为谢菲尔德争取这个名号。谢菲尔德有五十万人口，可它拥有的体面建筑的数量，却低于东安格利亚地区人口仅有五百的普通村庄。谢菲尔德还臭气熏天！你好不容易摆脱了硫磺味，却又闻到了煤气味。即使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浅水河，也常常因为某种化学品而变成鲜黄色。有回我停在街上数了数我能看见的工厂烟囱。我数出了三十三个烟囱，而且若不是烟雾遮挡的话，我还能数出更多。

有一幕景象尤其难忘，那是一快触目惊心的荒地——谢菲尔德的荒地肮脏不堪，就连伦敦的荒地恐怕也没有那么脏——上面被踩踏得寸草不生，随处扔着报纸和旧锅。荒地右边是孤零零的一排四室房屋，它们寒碜不堪，深红色的外墙已然被烟熏黑。左边是无尽的工厂烟囱，一个接着一个，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雾霾中。我的身后是一条用炉渣筑成的铁路路堤，身前的荒地对面是一栋由红砖和黄砖砌成的建筑，上面刷着“托马斯·格罗科克：运输承包商”。

在晚上看不见房屋的丑陋外表和万物的污秽时，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有着一种邪恶的壮丽。有时，空中的烟雾混杂了硫磺，泛着红色；铸造厂烟囱的烟囱盖下喷着火焰，火焰边缘像圆锯般参差不齐。朝铸造厂敞开着的门里看去，你能看见身子被映得通红的男孩来回运送着火红的弯曲铁条。你还能听见蒸汽锤的呼呼声和重击声，以及重击下铁条发出的刺耳声。陶瓷镇也差不多同样丑陋，只是其丑陋不如谢菲尔德那般宏大。算得上是街道一部分的一排排污黑小房屋中间，有着许多陶瓷厂。陶瓷厂就是许多砖砌的锥形烟囱，像是被埋在地里的巨大酒瓶，喷出的烟雾几乎直冲人脸。你会遇到巨大而丑陋的黏土坑，宽度和深度都有好几百英尺。锈迹斑斑的小桶框在上面的链条索道上缓缓移动，下面的工人则像采集圣彼得草那样紧贴坑壁，用铁镐在坑壁上挖掘。我路过那里时正在下雪，而雪花甚至也是黑色的。陶瓷镇都很小，你不经意间便能走出其范围，这或许就是它们的最大优点。往外走上不足十英里，你就能站在干净的乡村里，站到光秃秃的山丘上，而那些陶瓷镇则仅仅是远方的一处污迹。

思索这种丑陋时，你会想到两个问题。这种丑陋是否无法避免？是否事关紧要？

我并不认为工业文明天生丑陋，也不认为这种丑陋无法避免。和宫殿、狗窝或教堂一样，工厂甚至煤气厂都并非天生丑陋。丑陋与否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建筑传统。北方的工业城镇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在它们被修建之时，人们还不了解现代钢结构建筑方法和除烟技术，而且所有人都在忙着挣钱，无暇思考其他事情。后来它们仍然丑陋，主要是因为北方人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它们的丑陋。如果让谢菲尔德人或曼彻斯特人到康沃尔悬崖边上去闻闻，他们大多可能会说什么也没有闻到。但一战以后英国工业倾向于南移，并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典型的战后工厂不是寒碜的临时工房，不污黑杂乱，也没有冒着浓烟的烟囱，而是亮白的混凝土钢结构，安装着玻璃，周围是绿色草坪和郁金香花坛。从伦敦出发，沿着大西部铁路行进，你可以看看沿线的工厂。它们也许说不上赏心悦目，但却不像谢菲尔德的煤气厂那样丑陋。

不过，虽然丑陋是工业文明最显眼的特征，也是来客惊呼反感的一个方面，但我觉得它并非最为重要。而且，工业文明或许并不应该把自己伪装起来。作家赫胥黎曾中肯地评价，黑暗的撒旦磨坊就应该像黑暗的撒旦磨坊，不能像供奉着神秘辉煌的神仙的庙宇。而且，即使是在最糟糕的工业城镇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从狭义的审美观念来讲并不丑陋的东西。冒着浓烟的烟囱或恶臭连天的贫民窟让人觉得反感，主要是因为它们暗示着扭曲的生活和体弱的孩子。单纯从审美上看，这或许有种可怕的魅力。我发现，那些无比奇怪的东西，即便我对它们心存厌恶，也往往会在最后令我着迷。我在缅甸时，缅甸的风景就像噩梦般骇人，但后来它们却萦绕在我脑海中，让我不得不写一部关于它们的小说来摆脱它们。在所有关于东方的小说中，风景才是真正的题材。要像大作家阿诺德·贝内特一样从工业城镇的肮脏中发现美或许十分容易；例如，我们可以轻松想象波德莱尔写关于矿渣堆的诗歌。但是工业文明的美丑并不重要。它真正的邪恶藏在更深层的地方，而且无法根除。记住这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容易认为，工业文明只要干净有序，就不会带来伤害。

但是，当你到达工业化的北方时，除了发现陌生的风景以外，你还会意识到自己踏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部分是因为南北间确有差异，但更多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耳濡目染的南北对立。英国有着对于北方的奇特膜拜，有点像是北方的自命不凡。一个北方的约克郡人，哪怕是在南方生活，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让你知道他看不起你；你若是问他为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只有北方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北方的产业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居住在北方的才是“真正的”人民，而南方人都是食利者和寄生虫。北方人“坚毅”，他们严肃、严厉、勇敢、热情、民主；南方人则势利、柔弱、懒惰。这就是北方人的观点。

所以，到访北方的南方人都会——至少第一次会——隐约感到自卑，就像文明人冒险走进野蛮人中问一样。而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一样，来到伦敦时就像外出劫掠的野蛮人。这种源于传统的情感，并不受可见事实的影响。北方人相对南方人的优越感，就好像一个高五英尺四英寸、胸围二十九英寸的英国人觉得自己在身体上比拉丁民族优越一样。我记得有个骨瘦如柴的约克郡小个子，如果他碰见猎狐狗对着他狂吠，肯定会转身逃跑，可是他却告诉我他在英国南方感觉自己“像是野蛮的入侵者”。然而，拥有这种崇拜的常常不是牛于北方的人。一两年前，我有一位在南方长大、现居北方的朋友开车载我穿过萨福克郡。我们路过一个挺漂亮的村庄时，他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乡间房屋说：

“约克郡的村庄大多丑陋不堪，不過约克郡人却都不错。可是到了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村庄虽然漂亮，人却不怎么样。这些村庄里的人全都是卑鄙小人，绝对的卑鄙小人。”

我忍不住问他是否刚好认识那个村庄里的某个人。他并不认识任何人.他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在南方，人们就是卑郧小人。我还有一位同样生于南方的朋友，他从不放过任何扬北抑南的机会。这是他在给我写的信中的原话：

“我在兰开夏郡的克利瑟罗……我觉得相比富饶慵懒的南方，沼泽地和山区的流水更加引人入胜。莎士比亚说的‘自鸣得意的银色特伦特河；要我说，特伦特河越往南越‘自鸣得意。”

这就是崇拜北方的有趣例子。不仅你、我以及南方的所有人都被贬低为“富饶而慵懒”，甚至水到了北方就不再是H2O，而成了一种不知为何就更高贵的东西。有趣的是，说这段话的这位朋友极其聪明而且思想“进步”，尤其蔑视普通意义上的沙文主义。如果在他面前提出“一个英国人顶过三个外国佬”之类的观点，就会遭到他痛斥。但如果谈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问题，他却十分乐意一概而论。由此可见，英国人看不起南方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连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这种观念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