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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何以成“运动”:以《时务报》报费的流向为个案

2018-05-10朱至刚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年1期

朱至刚

戊戌维新被称为“运动”,在中国学界由来已久,更是习惯称谓。暂且不论语义是否演化,单就其描叙力度而言,的确名实相副。若以各类新型建设的过程为观察点,不难看到以下三点特征。第一,往往由民间率先发起。第二,主动参与者之多,几近遍及整个士林。第三,遍及几乎所有省域和诸多中等城市,与此前此类事业,如非官方运营,大多局促沿海、沿江都会恰成对比。也正是具有动力、群体和空间的面相,“维新”才既不只是朝堂的内部更化,更非先驱者的书空咄咄,而是真正具有举国意义的社会运动。然而从甲午战败到明定国是不过三四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文化总体水平以及国内的交通、物流状况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场运动是依托怎样的运作机制,才能几乎仅凭民间之力,以新型建设为载体迅速牵动全国?①在目前公开的材料里,仅有湖南曾对非官方创立的学堂、学会、报刊等文化方面的维新建设有持续性的直接投入。例如1898年3月创刊的《湘报》,曾每月从藩库领取200两津贴。[1]进而言之,为何这一机制到甲午后才现出这般功用?此前的相关研究,已藉对《时务报》的分析,对其中机理略有管窥。具体而言,该报能够迅速筹措到相对充裕的资金,乃至搭建并在不短的时间内维持相当程度上超越商业物流网络制约的发行网络,与“士林”同道在举国范围内的既在与遍在存在密切的相关。就此而言,以“士道”而非“市道”作为往来的基本规则,实乃士林中人行动中的(in action)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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