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红

2017年底，被称为北京“奇迹”的蒲公英中学遇到了难题：根据北京市西红门镇的整体规划，团河路配合北京新机场兴建而即将拓宽，蒲公英中学所在区域和周边大片民房都面临拆除。蒲公英中学现有的由废弃厂房、平房改建的校舍也有部分已成危房，建设新校舍势在必行。

顽强地落地生根

蒲公英中学，于2005年春季在北京市大兴区成立，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经政府批准有着办学资质的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非营利性中学。12年过去，该中学实现了2000名孩子的求学梦，他们中大部分以优异成绩继续升读高中、大学，其中8名学生在美国攻读、或已完成本科学业，其中不乏杜克大学等名校。

学校负责人郑洪从小家境优越，1992年赴美前已经是古生物博士，北京地质大学的副教授。

她说：“刚到美国时，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面临着很多困难，那个时候，有很多原本可以不帮助我的人，却都对我伸出援手，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帮助太重要了，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公益慈善文化。”

2005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郑洪已年过五旬。当时北京有50万农民工子女，有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没有一所初中。由于户籍政策和经济原因，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公办中学是不可能的，很多农民工子弟在北京读完小学就失学走上社会，或者离开父母回到原籍念书。

郑洪带着“50后”的“理想主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决定办一所初中。没有起步资金，她想到了幼儿园和小学时代的朋友——几十年没见的“发小们”，在他们的帮助下筹到部分款项。郑洪另有一位在美国认识的好朋友、著名艺术家叶蕾蕾女士，她的弟弟在中国推动志愿者服务，听说郑洪要为农民工子女办一所公益性的初中，爽快地表示：“你能募到多少钱，我就再给你多少钱。”

靠着老朋友的支持、基金會的资助和自己出国留学多年来涉猎公益领域积累的资源，郑洪很快就筹集到了80万元注册资金。

郑洪回忆起这些，曾感慨地说：“有一批职业女性，到了事业有成的阶段，想回馈社会。她们都觉得办这个学校是个很好的机会，愿意参与，手里又有钱。这个女性群体变成了此后每年都会支持学校的组织。幸运的事情还有不少。北京市大兴区时任分管教育的副区长于鲁明曾与我同一时期在哈佛进修，我们曾经一起考察过美国的公益教育机构，对非盈利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公英中学创办，负责审批的正是他。2006年1月份，大兴区教委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

学校的校名确定为“蒲公英中学”。郑洪说：“蒲公英不被重视，却无处不在。蒲公英顽强，落地生根，就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孩子。”

学校成立第一年招生，有一道题是“请用汉语拼音写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100多个孩子里，只有两个人答对这道题。此后，平均每年700多名学生参加入学考试，语、数、外三门及格的只有个位数，平均分只有二三十分。

郑洪觉得这个数字很可怕。“按700多孩子只有十几个及格的比例，全国2000万农民工子弟，不及格的有多少！”她说。

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谋生，很少有时间照顾他们的生活，更别提辅导他们功课了；家乡小学与城里小学在课程与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他们很难被城里的的学校接受；地域和出身的歧视，对城市公共设施的陌生，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的学校生活。他们身在城市，却被城市边缘化了；他们户口在家乡，却回不去了；还有的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大一点的小学刚毕业，就为父母分忧去外出打工了。

郑洪说：“这些孩子都心事重重，现实生活里的东西把孩子的心都装满了。”第一个学期，学校请心理学专家给孩子上课，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30多名学生只有3个孩子举手，并且只是“在爷爷奶奶面前，觉得自己重要”，其余孩子的感受都是：被冷落、忽视与排斥。

不一样的授课

根据孩子的这些问题，蒲公英中学设立一系列课程来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第一节课给孩子一张空的中国地图，让孩子在上面标注自己的家乡，然后一一标注在来到北京之前走过的地方。这个过程让一些孩子陷入忧伤，他们非常排斥。第二步，让孩子回想这一路从家乡开始到学校的所见所闻是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什么，都表达出来画出来。孩子们这会儿就开始越画越兴奋，因为想起了和父母的亲情、一路上的风景、没有听闻过的新鲜事，课堂上充盈着轻松愉快的氛围。

学校当时发给孩子12种颜色的彩色笔，有个孩子把笔夹在胳膊下面在教室前后来回跑，兴奋地喊着：“我有这么多的颜色笔！我有这么多的颜色笔！”这对城里孩子来说很普通的一件学习用品，对他却有这么大的冲击。孩子们特别精心地用色彩去描绘生活里的印象。美术和文字是相通的，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配上自绘的彩色图画，不用教师去启发。孩子们会开始想写诗，想写特别美好的句子，写不下就粘一条纸再写。

下一堂课，全班的路线被描在一张图上。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孩子们觉得大家经历都一样，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得这么苦，所以不会再觉得自己抬不起头，说不出口。班级的氛围变了，孩子的心境也变了，驱散了郁结在心底的自卑。

为了克服孩子对城市生活的陌生，建立自信，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游览长城、圆明园、博物馆、科技馆、动物园……孩子们发现，北京其实很漂亮，公园里很干净，也有成片的绿色植物和美丽的花朵，科技馆里还能学到很多知识，这些地方他们都从没去过。

2009年，音乐之帆少儿资助项目在蒲公英资助下成立了一支少儿交响乐团，免费为孩子们进行音乐训练，一名叫郭婷婷的孩子成了小提琴手中的一员。郭婷婷的父母在工业区靠打零工赚钱，家庭经济拮据，练习小提琴有太多的困难，但她没有放弃。她说：“拉小提琴是我到现在为止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放弃了，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小提琴是我力量的源泉。当我第一次登台表演时，我心里很紧张，因为我知道下面坐着很多有钱人；但现在我不害怕了，因为我不再感觉低人一等。只要努力，我也一样会成功。”

打工子弟的孩子因为艰辛和漂泊的生活，心理比城市的孩子更成熟，不娇气，但他们在潜意识里却更自卑，蒲公英要做的是给他们自信和爱。经过在蒲公英中学3年的学习后，入学考试及格率仅为个位数的同学们有90%左右都达到中考及格的水平。这个数字常被郑洪拿来激励学生们：“这种学业翻身仗的幅度，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学校比这还大。”

12年来，蒲公英中学规定每个学生的家庭都应家访到。郑洪表示，家长背景各不相同，但大约70%都希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家长即使没有明确表态，也会说“孩子能念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

郑洪说：“这些孩子跟着父母来到这个城市，没工作，没住处，没钱，没学校可上，孩子之前的状态就是一直被拒绝，到处找生存出路。这种心态的烙印极深。来到蒲公英之后，他看到很多人从各个方面来帮助他，自己有了稳定的学校，重新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幸福。我前几天就收到一名毕业生发来的短信，说她在蒲公英3年最大的体会，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

“蒲公英”不应遇到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郝景芳是蒲公英中学的志愿者。从2017年6月起，她带着她的公益团队——童行书院开始为这里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读书夏令营。她还计划每周末都给学生上一次阅读课，目的是为这里的学生开阔眼界，提供更丰富的课外视角。像郝景芳这样的志愿者团队，并不是孤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志愿者社团都与蒲公英中学建立了合作。

2014年，在大兴区政府支持下，蒲公英中学获批一块位于老三余村的公共服务用地兴建新校舍，新校区的设计方案由一家设计公司捐助。但因为近3000万的资金缺口，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初，已进行了60%的新校区建设工程一度停滞。为筹措资金，郑洪四处奔走，几周前校友廖树丽，刚刚完成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大三的课程，就匆匆赶回母校，參与筹款。廖树丽说：“没有蒲公英就没有现在的我，忘不了12年前跟随父母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大兴，小学毕业后几近失学的窘境。”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认为：“蒲公英中学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城市政府履行法定责任、保障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就学是当务之急。”

袁连生指出：1995年，北京的公办学校曾为100万小学生提供了教育，到2015年，加上民办学校都只有85万小学生，全部的流动儿童纳入公办学校一点问题没有。

近年来，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钱随人走。发达地区按城镇化规划和常住人口规模同步建设城市学校，吸纳随迁子女入学已成为一个时代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