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纪 赵帆

[摘要]博物馆的民俗艺术收藏及其陈列在许多公共博物馆的馆藏展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在彰显博物馆的馆藏资源与藏品特色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以“十里红妆”为例，文章分别从馆藏资源特色、在公共艺术教育中的位置、民艺藏品的陈列展示研究以及与其它科研机构合作共同提升展览影响力四个方面出发，对当前博物馆的民艺收藏陈列展览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

[关键词]博物馆；民艺；展览；十里红妆

[Abstract] Folk art collection and its display in museu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public museum's exhibition， since it carrie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showing museum's collec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has taken Red Dowry as an example， and rethought the display research for current museum folk art collection from four aspects： museum collection and its features， its current status in public art education， its display， and its influence increased by cooperating with other research institutes.

[Key words] Museum；Folk art； Exhibi-tion；Red Dowry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中日民艺学学科发展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4QN010）阶段性成果。

“十里红妆”是盛清至民国时期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婚嫁习俗，尤以浙东地区为盛。在婚嫁当日，迎亲队伍浩浩荡荡、挑抬着各式婚禮家具及日用器皿沿街而过，这些婚礼器物皆以朱漆髹饰，大红的婚嫁队伍绵延数里，场面壮观，因而称之为“十里红妆”。[1]（图1、2、3、4）从民俗艺术研究的角度看，“十里红妆”的称谓可追溯至浙江宁绍地区的口头文学，而其概念的定型却得益自对这些婚礼器物的收藏，特别是当这些器物进入到博物馆的艺术收藏而被陈列展示于更为广泛的公众视野当中时，“十里红妆”这个概念便成为了总括这类婚俗艺术的一个标识。博物馆收藏“十里红妆”器物的历史不长，有关“十里红妆”婚俗及其艺术的研究更是十分晚近才开始，从以之为论述主题的相关论文及专著等研究的情况可知，“十里红妆”作为一个独立的讨论对象还不过三十年。此前，有关浙东婚俗的零散研究则一直被视作浙江民俗研究方面的一个分支而已。以“十里红妆”为中心的专门论述是伴随着近几十年来有关这些婚俗器物的收藏与汇集所催生的，迄今部分较为成熟的相关出版资料，皆以一些较为丰富的公共或私人收藏为基础。这些红妆器物既源自于浙东，自然也顺理成章被收入到江浙一带博物馆的民艺收藏当中。当这些藏品积聚到一定的规模，就形成了策立专题文物陈列展览的可能，诸如浙江博物馆及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的相关专题展示，便是公私收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结果。

一、民艺收藏作为博物馆的特色收藏

对于“十里红妆”的文物收藏展览来说，地处浙东本土的博物馆有着天然的优势。除了大量的红妆文物诞生并流通于此地之外，无论是该地红妆文化所具有的代表性，还是“十里红妆”的命名形式，都反映出了浙东地区的红妆文化作为一个典型、在中国婚俗文化史上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2]在这类典藏当中，尤其是位于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以及位于宁海的十里红妆博物馆便是现今有关“十里红妆”民艺收藏与展示最为著名的馆场。浙江博物馆收藏着过千件的红妆文物，并在开辟新馆后，以更具特色的展示空间陈列这批收藏。浙博的武林新馆于2009年12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十里红妆——宁绍婚俗中的红妆家具”与“意象生辉——浙江民间造型艺术”等专题陈列展览共同组成以传播浙江区域文化信息为主的展示空间。这些相关展览的陈列组合彰显着其馆藏特色，而博物馆本身亦以“抓住馆藏特色优势、发挥文物展品雄辩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为展览设计的要旨。[3]（图5）

在博物馆尤为重视特色收藏的今天，像“十里红妆”之类的地域“特产”，实在是不可多得、直接能够成为自身馆藏优势的一类民俗艺术资源。发掘“十里红妆”文化，除了能够彰显浙江的本土文化特色之外，在宣传与展示上亦自带浓厚的民俗文化底蕴。于是，对“十里红妆”器物的收藏展览与研究便伴随着各方近十年来大力推动本地文化产业的浪潮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位于浙江宁海的十里红妆博物馆便得益自这一形势的影响，作为一所官助民办的、以地方民艺为特色的博物馆，该馆更被当地政府列为一体化的“文化新亮点”。[4]（图6）

近二十年来，“特色”早已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发展方向，尤其是在近几年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迅速涌现，在突出其展示定位及存在价值的角逐中，博物馆纷纷根据各自的优势寻求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在民俗艺术收藏方面，本土的民间艺术最容易直接成为各地博物馆首要发展的对象。特别是在常规陈列当中，民俗艺术的展示已然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其一是艺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是一种常识被普遍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坚持“文物”为核心依然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本源所系。众所周知，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常常也扮演着“艺术品”的角色。由此，在努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之下，博物馆的民俗艺术收藏无论是在发展自身特色的需求上、还是在适应新的城市经济推销压力下，都促使它变得越发被重视起来。

2003年，中央文化部制定并下发《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5]。此后，原来在博物馆系统广泛被使用的“文化事业”一词逐渐被频繁出现的“文化产业”所赶上。“文化产业”一词的流行逐渐弱化了“文化事业”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与国家当前主张发展文化经济的战略相适应。这明显地表露出了以文化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强烈的目的性。文化经济被认为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发生转变的最佳选择，其方式则是由政府发展文化产业、加大投入，通过提高大众文化消费，进一步促进文化贸易的繁荣。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战略上对文化产业提升的需求责无旁贷。于是，博物馆的特色收藏与展览便与所在城市的发展态势相互关联。时至今日，许多地方的博物馆已然成为了各地市政经济的一部分，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则是博物馆经常以地方文化“名片”的形象逐渐与旅游景点的角色联结起来，更有直接与城市行政机构紧密互动起来的，许多展览活动便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大支持与投入，共同为城市的文化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二、民艺展示成为公众艺术教育的媒介

为配合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战略，博物馆的特色收藏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资源与之相得益彰，促使博物馆的民艺陈列展示成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然而，博物馆还承担着责任更为重大且意义更为深远的使命，即博物馆在公共艺术教育方面所发挥着的媒介作用。在博物馆学研究领域里，博物馆的艺术收藏一直被认为是服务于公众艺术教育的重要资源。[6]通过对文物的典藏研究，以陈列展示的方式公之于众，观众从中能够学习文化、感受艺术、陶冶心灵。博物馆自出现之日起，其文物典藏与展示便与教育相伴而生，它既有别于学校的教育功能，又与社会文化媒体的播化作用有所不同。博物馆所传播的资讯与社会文化媒体不同，不但两者的信息载体不同，而且前者围绕着文物而展开，而且与媒体的信息持续及更新方式也迥然有别。

博物馆不同于学校，除了信息传递的方式不同之外，博物馆所面向的受众也不同于学校教育所单向面对的学生群体。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载体，面对社会普罗大众而开放，这些广大观眾涵盖各个社会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背景，既有普通市民，又有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士。[7]因此，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展示研究需要兼顾各层次观众的观感，既要做到专业特色突出，又要做到深入浅出、老少咸宜。此正是博物馆公共艺术教育与学校普及艺术教育之间的差别。就这种差别而言，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相对于学校而更显丰富灵活，并且成为学校普及教育以外最为重要的艺术教育媒介之一。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普及艺术教育可见学校的艺术教育主要偏向于基础技艺教育及艺术欣赏技巧方面，而博物馆以展品为核心的教育手段则成为了学校普及艺术教育的有效补充。

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展览不但弥补了较为整齐划一的学校艺术教育，而且通过实物展品的呈现让普及艺术教育变得更加立体化。这种立体化的艺术教育在学校以外更为广大的社会空间内，通过博物馆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整个社会文化精神的凝聚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往往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文化力量与艺术精神。各种展品的陈列通常建立自博物馆对其历史及其现状所进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所处社会文化语境构建相应的历史场域服务。像“十里红妆”之类的民艺展示，更是承载了地域文化艺术的精髓。在展现民俗历史的同时，又重塑本土文化的形象。这种对自身文化形象的建设，不但为生活于本地的人们树立起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同时对发挥这种自信的力量、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亦不可多得。

民艺收藏与展示活动已被各地博物馆视为发挥其教育功能的特色活动。这类活动最为直观地反映出各表一方的民俗艺术风貌，又能够有效地构建起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作为这样一个典型的民俗文化现象，“十里红妆”展现的是以浙东地区为代表的婚姻文化，各博物馆举办的“十里红妆”展示便十分有效地突出了浙江民俗艺术的特色。在公共艺术教育方面，“十里红妆”展现了浙东民俗的魅力，通过博物馆展览活动与观众的互动，对内增强了本土民俗文化自信，对外则成为了代表着浙东民俗民艺的一个标志，对培养本土民俗文化感情、推动浙东民俗文化的传播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三、民艺收藏与陈列展示研究及其方向

既然博物馆的民艺收藏与展示在公共领域的艺术教育方面举足轻重，那么有关展品的陈列与呈现的方法及方式便成为博物馆研究的重要工作。就如同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及教育方式需要相互匹配一样，对于博物馆所藏文物的陈列，同样需要经过精心的研究与策划，以面对不同的教育信息传递需求。这种需求涵括多个层面，既包括达到信息传递目的的需要，即信息传送者的需要，又包括信息接受者接收传递信息的需求，而接收者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在信息传递的过程里，除了研究信息设计者的意图以及信息接收者的需要之外，研究承载信息传播的媒介是连接整个信息传递过程的基础。针对博物

馆的民艺收藏与展示而言，有关展品陈列的研究便处在这个关系到整个信息传递效果的位置。

保存与展示作为博物馆的核心职能，如何有效地发挥其所收藏文物的魅力，并藉此为公共艺术教育服务是当前博物馆展示研究的主要课题。长久以来，博物馆一直擅长于运用其馆藏优势，举办以某一类型为主的展品陈列或按时序或按特色为纲的展览，并且许多展览会出版相应的展品目录，甚至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收集有关展览主题的论文结集出版。出版藏品图录已经成为博物馆传播其收藏特色的重要一环。因受到欧美博物馆出版图录兼图并论形式的影响，国内博物馆出版的藏品及展览图录常常会附上部分相关的论文，以令读者能够更为深入地认识所整理展览的藏品。这些具有分析性质的图录已经大大超越了简单地对所展览藏品的罗列介绍，它们的流行与带有研究性的主题展览的兴起息息相关。亦即博物馆的文物及艺术品展览已不再是简单地为了展示藏品供游客参观游览，而是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究性质。

博物馆的最重要职能除了保存藏品之外，还有就是对之展开研究。博物馆不但需要对其收藏品的情况进行研究，还要对藏品的陈列进行研究，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这两方面的研究总是处于一种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陈列作为博物馆文物收藏研究的主要体现，展示出博物馆对其所收藏文物资源的掌握和推进情况。陈列展示的落后也是研究滞后的表现。这里所谓的陈列研究大体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关陈列的技术方面，另一是有关陈列的内容。关于前者，一直是博物馆诞生以来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哪一类展品皆牵涉其中。展示场地的环境、空间、灯光、色彩等效果皆与陈列展览的技术条件紧密相关。它们需要在实践中密切配合展览的策划和展品的情况展开设计落实。而有关陈列展览的主旨思想和展示内容的策划则更为核心，有好的展览条件和设计技术自然事半功倍，但最能体现展览效果的是其策划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意义。对于一个富有社会影响力的展览，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准。

基于博物馆所具备的公共艺术教育功能，以及其观众层次多样化的情况，博物馆对藏品及其陈列展示的研究要做到深入浅出，既要有一定的研究水平，又能吸引广大观众的关注，这成了博物馆陈列展览思考的重点。这一方面反映出大众对公共文化和艺术教育的诉求在进步，另一方面则折射出了博物馆正处在公共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如何通过对馆藏藏品及其陈列展示进行研究以提升其效果与展览质量对新时代的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诸如“十里红妆”之类的地方民艺展览都是较为固定的馆藏展览，在五年左右便对其进行重新设计布置，这正好与展览技术更新的周期相当。同样，随着知识的积累更新，陈列展示的研究也应该进行换代升级。在当前有关浙东妇女、婚姻及其物品方面的研究进展已超越了仅是作为妇女人生不同阶段物证的简单表现。只按展品的不同用途或款式来对“十里红妆”物品进行陈列展示已经不能更完整地呈现出这些展品的丰富含义，有关这类民艺物品的展示应向更为多层次且灵活的展示形式发展，才能更为全面地阐释其意义。

四、博物馆与其它研究机构的合作趋势

无论是博物馆较为固定的藏品基本陈列还是各种临展或特展，但凡一个展览的形成必需具备统筹这个展览的形式与对展品展开阐释的意图。因此，大多数博物馆有着相应的策展与研究团队。尤其是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巨型展览”时代的到来，对博物馆的展览策划与研究要求渐长。[8]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博物馆及科研院所与高等教育机构共同构筑起艺术研究的核心力量。以艺术研究为纽带，这三个不同面向的研究机构相互配合、同气连枝。早年的高等教育机构甚少设有馆藏丰富的博物馆，其艺术研究得借助于博物馆及其它文物保管单位的收藏资源；而从事文物发掘和修复保存工作的保管单位则通过博物馆和高校传播其资源信息；博物馆本身则成为了高校和文保单位重要的研究成果展示场所。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高校逐渐设立了隶属于本校的博物馆，并独立地对其藏品进行策划研究，直接将其收藏及艺术研究结合起来，一改过去与博物馆合作的紧密状态。与此同时，博物馆的艺术研究也成为常态，并且在许多博物馆机构里设有专门的艺术理论研究职位。这种变化也使得近来的艺术研究倾向变得泾渭分明。

博物馆的艺术研究一直秉持其传统，以文物为中心的研究倾向依然十分明显；而高校的艺術研究则日益倾向于以所处情境所产生的艺术现象作为研究重心。虽然相较于新兴的高校博物馆馆藏来说，公共博物馆以其更为庞大的藏品积累及展览经验使得文物展示研究依旧作为其最为重要的特色。但博物馆对艺术现象的研究脱离文史哲研究前沿的情况较突出，原因在于其缺乏像高校科研机构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所拥有的优势，另一方面则与博物馆的日益机构化及其展览逐渐产业化有关。如此这般，博物馆的展览越来越豪华、观众越来越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艺术教育的广度，却在发挥展览在艺术研究深度上后劲不足。以“十里红妆”为例，作为代表着浙东地方民俗艺术的特色资源，通过所在博物馆受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要求，为展品营造出漂亮华美的陈设效果，能够吸引一众游人前往观看，成为地方文化景点。如果仅是如此，这类陈列展示的策划却并不关心当下对民艺研究探索的情况，这些展览所呈现出该博物馆民艺展示的局限性便不言而喻了。

脱离文史哲研究前沿的这种局限性将会使得博物馆逐渐远离艺术研究的前沿，退而成为为研究者及研究机构提供文物图录的资料保存与整理单位。但是，越来越多精明的博物馆策展与研究团队却擅于扬长避短。不少博物馆团队选择积极利用其它研究单位和机构的研究资源来充实其陈列展览，各种“学术展”便应运而生。他们或在策展阶段即与各方机构或个人合作，力图发掘固定陈列的新方法和新效果，或在某类文物展览同时举办相应的对外学术活动，为展览引入新鲜观点以补充其活力。近年来流行的、宏大的主题展便是这类融学术与欣赏于一身的典型。有关红妆的器物在这些具有探索与研究性质的展览当中，已不再局限于作为某一类婚俗艺术的性质，而是化身为探究中国人的人生史与生命观的载体。（图7、8、9）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优秀成果进入到中国来，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迅猛发展。有关中国妇女日常生活及其风俗方面的研究此起彼伏，并且呈现出一种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趋势。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到民俗学、艺术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相互融通、共冶于一炉，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妇女生命史的形态。[9-10]虽然博物馆不像科研院所及高校研究机构处于科研前沿阵线，但通过互相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对于提升博物馆的艺术研究能力是大有可为的。反过来，与博物馆及相关的科研院所合作，借鉴经验、博取众长，对于新兴的高校博物馆收藏与展览研究亦同样大有裨益。[11]因而，博物馆与其它相关的科研机构持续合作依然是今天博物馆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

结语

时至今天，文物的陈列展示研究依然是博物馆最为主要的任务之一。博物馆的展览功能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毋庸置疑。相对于其它具有展示功能的机构和活动而言，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在文化、教育、研究方面都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影响力以及持续性方面皆具有独特的优势。从民艺文物的陈列展示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博物馆的民艺展览深厚地植根于区域社会的背景中，成为城市文化、经济甚至政治上的一环。整合区域文化优势，发挥本土艺术资源特色，并且在藏品展览策划以及陈列展示形式方面不断创新，同时在艺术研究上发展与科研机构间的互动、提升展览的研究水准，这既是当前博物馆民艺收藏与陈列研究发展的需要，也是素质日渐跃升的广大观众对高质量民艺展览的需求。就整合地区民俗艺术传统方面，纵观现今以“十里红妆”为主题的展览陈列，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博物馆近年来的民艺陈列展览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伴随着未来文化经济走向繁荣，相信这方面将会有更大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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