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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2018-05-09天一

月读 2018年5期
关键词:魏徵贞观李渊

天一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二十三

魏徵(580—643),字玄成,祖籍河北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唐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旧唐书》卷七十一、《新唐书》卷九十七均有专传。魏徵的前半生专心读书,默默无闻;后半生则经历了隋末“丧乱”和唐初“大治”两个阶段。隋末“丧乱”之时,魏徵两次投身农民军队伍,最终归附了唐朝,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太子洗马一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赏识其才华,不计前嫌,委以重任。魏徵则直言进谏,直陈主张,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大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和一代名相。

中国古代社会,由“大乱”到“大治”的历史时期是很值得研究的。唐初“贞观之治”就是一个典型。我们谈论“贞观之治”,除了赞扬唐太宗的历史功绩,还有一位辅弼之臣不能不提,他就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魏徵。

经历乱世

魏徵,字玄成,祖籍河北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次年杨坚代周建立了隋朝。魏徵的父亲叫魏长贤,早年曾在洛中(今河南洛阳)学习儒家经典,准备做官。北魏政权分裂,魏长贤徙居邺城(今河南安阳),以博通经史、文才出众闻名。北齐建立后,他被征召任著作佐郎,掌管编纂国史。史书记载,当时的社会是“赋敛日重,徭役日繁”,“官由财进,狱以贿成”,搞得民不聊生。魏长贤对此感到不满,于是上了一份奏疏,讥讽北齐统治者的黑暗统治,结果遭到了贬官的处分,降为上党屯留县县令。这件事,在当时震动很大,有魏家的亲故认为魏长贤太过耿直,便写信劝他不要再发这种议论,还希望他苟安一时,以求高官厚禄。魏长贤接到这封信,立刻做了回答。他认为:为官之人应当讲气节,以仁道为先,对“大臣持禄而莫谏,小臣畏罪而不言”的现象,不能“默默苟容”。他以“去一恶,树一善”为己任,绝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更不苟且偷安,庸庸碌碌。

不幸的是,魏徵年少时其父魏长贤就去世了,魏家的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幸运的是,此时正值隋文帝统治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这给魏徵提供了专心读书、研究学问的良好环境,对其后来的人生发展很有好处。

隋文帝死后,隋炀帝继位。炀帝以奢侈残暴著称,他大兴土木,征发无度,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对高丽发动战争,劳民伤财,最终引发了农民大起义。面对农民起义,魏徵最初的选择是逃避,他当了道士,企图过一种隐士的生活。然而,一段时间后,魏徵深感这种无所作为的生活毫无意义,与他此前的理想抱负格格不入。于是,他断然离开庙宇,投奔郡丞元宝藏,成为了幕僚。后来,元宝藏归附了李密的瓦岗军,李密对魏徵的才学和能力十分赏识,授予他瓦岗军文学参军之职,掌管军中的典制文告。

魏徵对李密的为人以及瓦岗军的实力早有了解,他希望李密的势力不断壮大,以结束中原纷争,恢复社会秩序。因此,他向李密提了十条建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意见。李密对魏徵的见识赞叹不已,只可惜没有付诸实行。

归附唐朝

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被杀。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不久,李密由于骄傲轻敌,强大一时的瓦岗军在北邙山下被王世充的军队打败。李密不得已只好率领队伍西投李渊,魏徵也由此到了长安。

此时,唐朝建国已有五个多月了,以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关中为根据地,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并不轻易发动战争,对于东方各种势力的斗争,采取“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的方法;对关中附近的起义军,则尽力加以笼络,促其归附。李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指责隋炀帝的罪行,宣布废除隋朝的暴政,赈济贫民,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团结有能力和才干的人,优礼乡里耆老,扩大统治基础。

魏徵认为,李渊建立的唐朝力量强大,大有可为,便主动提出求见李渊,陈述自己的抱负,并请求出使山东(泛指今河北、河南及山东部分地区),劝群雄归降唐朝。从结果看,魏徵的劝降活动是成功的,李渊的军队未发一兵一卒就取得了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从而为唐朝统一奠定了基础。

然而,公元619年,窦建德组织十万大军,南下黎阳,打败了唐朝的军队,魏徵被俘。窦建德对魏徵的才能也很赏识,任命他为起居舍人。

此后,李渊之子李世民在东方战场接连取得胜利,虎牢关一役,窦建德被李世民击败并被俘,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唐朝的方向发展。当时,窦建德的部将唐旦留守洛州,在魏徵等人的劝说下,他们最终归附了唐朝。

武德四年(621),魏徵重新回到长安,他写了一首《述怀》诗描述自己这几年的心情:“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这首诗表达了他决心像季布一样,一诺千金,一心拥护唐朝;还要以信陵君的门客侯嬴为榜样,为统治者

尽忠。

归顺唐朝的魏徵,受到了太子李建成的青睐,当了太子洗马,成为辅佐太子的官员。随着唐朝统治的日益巩固,李渊诸子之间争夺最高统治大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为一派,秦王李世民为另一派。李世民策划了太原起兵,并为李渊称帝和唐朝平定割据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渊还任命他为尚书令,掌握全国的行政大權。随着李世民势力的不断增长,李建成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时刻有被夺去的危险,于是他开始扩大影响,提高威望。魏徵在这方面当然也为太子做了不少工作。

最终,两派斗争的结果就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不久,李世民又以皇太子的身份让李渊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即唐太宗,年号贞观。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曾气愤地责问魏徵:“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魏徵从容地说道:“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也不会死在这场祸事上。”李世民赏识魏徵的坦率和忠节,而且对他的才能也早有耳闻。所以李世民没有记恨魏徵,反而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府主簿,掌管东宫日常行政和文秘工作。

取得胜利的李世民深知,凭借武力把兄弟铲除,在道义上会受到谴责,而且流散到地方的李建成一派的人,仍然心存恐惧。这样很不利于巩固国家的统治。李世民为此下达了宽大的赦免令,但他认为这还不够,便决定派人前往地方招抚。这就涉及到了人员的选派问题。在李世民看来,魏徵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因为他过去是太子手下的官员,而且本人既有才能,又有威信,可以承担大任。于是,魏徵以特使的身份被派往山东地区,负责解释李世民的方针政策,优礼招抚李建成集团的官员。

魏徵出使山东,路遇地方官押解前太子千牛(太子侍卫官)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徵对他的副使李相客说:“在我们受命出使的时候,朝廷就发布诏令,赦免东宫和齐王府的旧人,可是现在又把他们押赴京城,这怎能不使人起疑心呢?如果我们对此事不闻不问,仍然到地方开展招抚工作,人家是不会相信的。”魏微认为,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个人要负起责任,去执行国家的既定方针,这样既可以伸张正义,又可使人心悦诚服。因此,他决定释放李志安等人,并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对他忠于职守的精神表示了肯定。

魏徵的出使工作很有成效,回朝廷后,李世民改任他为谏议大夫,从此开启了被传为佳话的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路。

辅佐唐太宗创立“贞观之治”

遇到唐太宗这位君主,魏徵很高兴,史书记载说他“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为唐太宗创立“贞观之治”贡献了全部的力量和才智。

太宗刚即位,面临着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君臣们围绕着“自古政化得失”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不少人持犹疑的态度。魏徵则信心满满地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贞观政要·政体》)这是很有见识的言论。

可是,大臣封德彝则说:“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新唐书·魏徵传》)意思是秦汉都没把国家治理好,唐代也很难治理好,这是对国家迅速治理缺乏信心。他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魏徵也毫不客气,援古论今,考之史籍,反复说明乱后“致太平”的事例很多,他强调:“若言人渐浇讹,不返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贞观政要·政体》)驳得封德彝哑口无言。最后,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治国方针。

回顾唐太宗和魏徵的君臣之路,魏徵的政治理念和功绩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魏徵提出“德礼诚信”是国之大纲。这里的“德”指“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他说:“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旧唐书·魏徵传》)值得注意的是,魏徵把力戒奢侈、切忌扰民,作为了“德”的中心内容。他还把“德”提升到关系国家“治”“乱”的高度,说:“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一个王朝的衰败,都是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所致。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隋炀帝的骄逸以及暴政,历代统治者的腐朽没落,也都是从腐化奢侈开始的。唐朝初年,正逢大乱之后,国穷民敝,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因此魏徵主张与民休息,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可以说这一观点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另外,魏徵认为仅仅重“德”是不够的,还必须讲“诚信”。他说:“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旧唐书·魏徵传》)他还指出:“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旧唐书·魏徵传》)这里魏徵又把“诚信”作为重“德”的必要条件,意思是说重“德”就必须讲“诚信”。那么,“诚信”又是指什么呢?魏徵引文子的话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旧唐书·魏徵传》)意思是:同样的言论,有人说出来别人就相信,这表明说话之前,说话人必定是人们信得过的;同样的法令,有的人执行就行得通,这表明法令之外,还必须看执法者本身是否诚信。因此,讲“诚信”,就必须说到做到,绝不能言行不一,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其次,魏徵提出选贤任能、择优录用的选人用人原则。选拔官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唐太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问道:“看过隋炀帝文集之后,就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而且学识渊博。隋炀帝也欣赏尧舜的风度而鄙视桀纣的言行,可办起事来,怎么言行不一呢?”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受人赞赏的君主,在于有帝王的器量,能够发现人才,善于使用人才,所以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战。隋炀帝虽有才华,但无帝王器量,既不能发现人才,也不能使用人才,最终走向了灭亡。”可以说,这是魏徵对隋朝灭亡教训的一个总结。因此,他提出国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旧唐书·魏徵传》),必须选拔忠诚正直的官员来从政,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大治。对于选拔官员的标准,魏徵提出:“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现在“丧乱既平”,就要选德才兼备之人,而首重德行。他说:如今想要求得人才,就必须了解和审查他的德行。假如这个人才能不足,还不会有太大损失,但如果品德不好,即使他精明强干,危害也不能低估。魏徵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成为唐太宗的用人标准。贞观时期,唐太宗确实任用了一批有才干、有德行的文臣武将,这对于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魏徵提出要依法执政,做到公平公正。他引用管子的话说“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贞观政要·论诚信》),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可见“法”和“公”在魏徵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谓“法”,就是法律、法令。魏徵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贞观政要·论诚信》)魏徵要求无论是量刑轻重,还是判断曲直,都应当以法为根据。他还强调要依法办事,反对法无定科,反对凭个人喜怒而定罪,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观点。所谓“公”,指公正、公道。魏徵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贞观政要·论诚信》)“一一于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公正。可以说“法”和“公”,对保证当时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魏徵对于自己的主张,也是身体力行。都官薛仁方不畏权势,公正执法,拘捕了为非作歹的皇亲杨誉(蜀王妃之父),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对太宗的这一举动,魏徵进言说:“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能够为国家执行法纪,怎么可以对他滥加刑罚,而助长外戚的私欲呢?陛下这样放纵皇亲,此例一开,就会招来各种事端,将来后悔莫及,要改变也就困难了。”唐太宗听了这些话,内心受到触动,赦免了薛仁方。

最后,魏徵提出要“兼听则明”,劝君纳谏,自己则犯颜直谏,这是他一生政治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也是最为后人称道的精神。唐太宗曾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对此非常赞赏,鼓励群臣“极言规谏”。魏徵的进谏,真的是不顾皇帝面子,不怕触犯皇帝尊严,也不见风使舵,全凭是否对国家和百姓有利。史书记载,一次,唐太宗下朝后发怒道:“会须杀此田舍翁。”意思是我一定要杀了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徵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的怒气这才平息下去。即使这样,魏徵也没有畏惧,而是进谏如故。魏徵的进谏与那些阿谀奉承者、追名逐利者的进谏有着明显的区别,他被后人称为“诤臣”,是当之无愧的。据统计,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十七年(627—643)魏徵病故为止,十七年间,他围绕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前后进谏达二百余事,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魏徵还提出统治者不能大兴土木、滥征徭役,而要减轻赋税,重视百姓的生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以魏徵为首的大臣们的辅佐,以及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对此,唐太宗曾评价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旧唐书·魏徵传》)

《谏太宗十思疏》:力阻太宗朝政的衰退

贞观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太宗皇帝开始沉醉于自己的才能和功绩中,自以为功高过人,甚至夸耀说:“我的功业,怎能用竹帛所能写完!”在为政上,他变得独断专行,渐恶直言。不仅听不进去意见,甚至处罚劝谏的官员。

對于这种情况,魏徵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背后隐藏着的危机,于是不顾个人安危频繁劝谏和上书,以阻止太宗朝政的衰退。这其中最有名也最有影响的奏疏就是《谏太宗十

思疏》。

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637)。当时,魏徵“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是其中的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

二疏”。

魏徵所谏“十思”,是以“居安思危”为纲。他正确地总结了历朝历代盛衰兴亡的教训,并对祸福、安危、吉凶、治乱、存亡的关系有着辩证的认识,既看到两者的矛盾、对立,又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他提出“思所以危”,则可转危为安;“思所以乱”,则可理乱达治;“思所以亡”,则可兴亡图存。总之,就要“居安思危”。奏疏中提出的“十思”,其中“见可欲”“将有作”“乐盘游”,可以归结为思戒奢以俭;“念高危”“惧满溢”“恐懈怠”“虑壅蔽”“想谗邪”,可以归结为思戒骄则正身黜恶、虚心纳谏;“恩所加”“罚所及”,可以归结为思戒滥则慎刑赏。魏徵认为君主应该正确地“思”,以总结历史教训;应该经常地“思”,以警示自己。

奏疏中所谏“十思”,并非空言,而是有的放矢。如思戒奢以俭这几条,是针对太宗皇帝求珍觅奇、兴作日盛、畋猎失度而发的。对唐太宗封禅、筑飞山宫、行幸洛阳,魏徵曾用隋朝的前车之鉴予以规鉴。又如思戒骄则正身黜恶、虚心纳谏这几条,是针对唐太宗“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贞观政要·论慎终》),以及不愿纳谏的现象而发的。

唐太宗看了奏疏,猛然警醒,并写了《答魏徵手诏》,表示从谏改过。

贞观十三年(639),魏徵恐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又写了《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即在十个方面不能善始善终的缺点,以此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继续保持贞观之初的优良作风。

应该说,唐太宗统治时期,国家能够保持稳定,社会能够进一步发展,魏徵功不可没。

谏臣之外,还是良史

魏徵不仅是杰出的谏臣,还是著名的史臣。唐朝建立以后,对于修史十分重视,专门设置了史馆,集中著名学者,由当时主要大臣主持、参与修撰前代史。“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都成于这个时期。魏徵对其中《隋书》的编纂贡献最大。

魏徵亲历了隋朝兴亡和唐朝兴起的历史巨变,他身处乱世,幸遇良主,希望唐朝能长治久安,不蹈隋朝速亡的覆辙,因而形成了“以隋为鉴”的思想。魏徵不但随时随地以隋朝警谏唐太宗,而且在他主编的《隋书》中,也以隋为鉴,以隋亡为训。

为修《隋书》,魏徵在搜集史料方面花费了很大力气,不轻信记载,不取孤证。为了解决史料不足的问题,他多次亲访遗老,搜集见闻,如多次求访“药王”孙思邈,“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旧唐书·孙思邈传》)。纂修《隋书》,先后参加的有颜师古、孔颖达、李延寿等人。魏徵则“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旧唐书·魏徵传》)。特别是魏徵亲自写了序十四篇、论五十三篇,“论”是魏徵的精心之作,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表明了他对国家兴亡的看法和修史资治的主张。

对于朝代的兴亡,相比之下,魏徵更注重隋亡的原因和教训,他认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旧唐书·魏徵传》)。所以,在《炀帝纪》和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等人的传记中,以及《高丽传》《南蛮传》《食货志》中,魏徵写的序或论,篇幅最长,着墨最多。他是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几个方面,探讨隋亡的原因的。

后人评价说,魏徵主编的《隋书》,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虽比不上“前四史”,但在唐初所修的八部正史中,却是较好的一部,它据事直书,叙事简练,特别是序、论部分,针砭得失,多所深识。魏徵被称为“良史”,是当之无愧的。

尾 声

贞观十七年(643),魏徵因病去世。唐太宗亲自到他家中吊唁,悲痛万分。一次,太宗临朝时,想起了魏徵,于是对侍臣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历史事实证明,魏徵确是一位才能出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忧国如家、忠言敢谏的精神;他目光敏锐,头脑清醒,坚持原则,不与奸邪同流合污;他高瞻远瞩,安不忘危,注意总结历史教训,敢于正视现实问题;他为唐朝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以及“贞观之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事迹和品格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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